武汉的医护人员们在防护服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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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博是一名居住在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者，他在患病期间经历严重的咳嗽和持续发热。
关键看点:
关键看点:
- 超过一半的COVID-19病毒感染者最终康复
- 这种疾病的症状因人而异
- 新冠患者描述了如何应对恐慌、资源缺乏和不确定
新冠病毒从他周围夺去了一个个生命，但作为幸存者，他认为病毒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比疾病本身更大。
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很快。截至发稿前，全球有超过12.5万人确诊、4000多人死亡，绝大多数病例都集中在中国湖北省。而全球报告的康复病例有6.3万人，即超过一半的确诊病例最终康复。
感染病例的经历千差万别，从完全没有感觉和症状，到一阵阵发烧和咳嗽，在更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肺炎和死亡。
在疫情中心武汉，三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讲述了他们感染和接受治疗的经历。
“我以前所追求的都不重要了”
(AP: Zhang Yuwei via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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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说，许多危重病人入院不久后就死去了。
AP: Zhang Yuwei via Xinhua
2月4日，32岁的李一博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两天后，他在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住院，那里收治的病患都是新冠感染者中的重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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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层层防护，保护自己不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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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严重失控，许多重症病人住院以后很快就走了。”
李一博说，他目睹过的最可怕的情况是隔壁病房一家四口相继离世。
“当我看到医生跑去给他们做抢救时，我很害怕。我非常担心我的生命也会这样结束，”他说。
“生命很脆弱。我以前所追求的东西都不重要了。我的脑海中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
李一博说，他的妻子很担心他，他们每天都和他通过微信视频通话。随着治疗的继续，他的病情也从当初的双肺感染逐渐好转。
仍在康复中的李一博说，如果接下来两次的检查结果呈阴性，那么他将在一周内出院，并和其他病人一起在一家酒店接受14天的隔离，最后经检测阴性就可返回家中和亲人团聚。
方舱医院中的患者志愿者
一月底，29岁的周沐阳开始出现发热症状。当时的他已经明白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他的表弟已经确诊。但由于疫情暴发后，武汉的医疗资源已过度饱和，周沐阳每天去医院接受治疗，但却迟迟不能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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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周沐阳曾出现包括咳嗽、发烧这样的轻微症状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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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有一天他在医院门口看到了四具病人的遗体被放入密封装，等待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收取。
“市政府下令在三小时内火化所有确诊患者的遗体，但这是不可能的，”他说。
由于新冠病毒的试剂盒有限，他在发热四天后才得到确诊。确诊的消息不但没有让他陷入恐慌，反而是一种解脱。
“我非常担心，因为我的咳嗽证明我的病情和我表弟是一样的，他在我之前就确诊了，”他说。
“当他们告诉我结果是阳性之后，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周沐阳属于轻症患者，他的咳嗽和发烧症状大约持续了10天。确诊后，由于医院没有床位，医生给他开了药，并把他送到一家治疗轻症患者的酒店进行集中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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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摄影记录下火神山医院是如何在10天之内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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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摄影记录下火神山医院是如何在10天之内建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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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他被送到专门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在那里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治疗——以口服中药为主，辅以八段锦等中医保健操。
周沐阳说，他的家人很担心他，每天都在问他同样的问题，这给他带来了额外的心理负担，尽管他能理解他们的担忧。
他说，精神健康对于关注疫情发展的民众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随着确诊病例数量的增加，恐惧和不安全感可能会上升。
“由于一些政治原因，政府在疫情开始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他说。
尽管周沐阳在患病初期很焦虑，但他的病情慢慢好转，后来还成了方舱医院的“患者志愿者”，负责运送氧气瓶、医疗设备食物，并更新其他患者的检测结果。
她表示自己现已完全康复并回到家中。
“自愈”病人把客厅变成隔离禁地
仅愿透露自己姓氏的武汉人李先生今年46岁，从患病初期到痊愈，他都未能进入医院接受治疗。
他说自己属于轻症，能够居家隔离自行康复。一月下旬，经历了三天发热和咳嗽后，李先生被确诊，但他说他感觉相对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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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着许多COVID-19患者的大型医护中心设有临时图书管，帮助患者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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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很紧张，因为我的朋友和同事也生病了，”他说， 他们能够得到专业医护人员的治疗是因为他们确诊时医院仍有收治能力。后来，李先生打听朋友服用的药品，然后他跟着吃。
“最让我担心的是，我可能已经将病毒传播给了其他人，”他说。
然而，他的妻子沈女士却不如李先生那样平静。
“一开始，当然，我们很恐慌，因为每天都有这么多报告病例，医院没有能力收治，”她说。
但是一周后，她丈夫退烧了，她心中的恐惧也随之消退。
她最担心的是六岁的女儿会被感染，于是在疫情暴发后不久，女儿就和当时仍未确诊的父亲隔离了。
“我们算是幸运的，”沈女士说，“症状没有恶化，或者可以说属于轻症，我们没有生命危险。”
“最初笼罩着我们家的黑暗被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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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冠疫情给这座城市的医疗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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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女士说，如果她自己也感染新冠病毒的话，她准备把女儿交由别人暂时照看，但她担心没有人会接收确诊家庭的孩子。
对于一个有确诊患者的家庭来说，隔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边是需要照顾的丈夫，另一边是年幼的女儿，如何能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既不怠慢丈夫的居家治疗，又能保护好女儿避免感染的风险呢？
沈女士和丈夫在商量后，决定将客厅当作缓冲区，家中的每个人都不得进入；她和女儿则呆在卧室里，李先生呆在书房。如果丈夫有需要，他们会通过电话联系。饭菜会为丈夫放在门外，由他自行开门收取，哪怕没有接触，沈小姐说她一天也要洗十几次手，并且每次使用洗手间都会做全面消毒。
“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洗手间，所以每次我丈夫使用后都会进行消毒……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她说。
病毒的不确定性是恐惧的根源
(Supplied: Muyang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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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女士说，每天都有新病例确诊，而且医院已经没有地方治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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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女士说，在一开始宣布武汉封城的当天，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令她无法忍受——她担心自己和女儿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被感染了。
“我连续三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出于担心一直头疼，”她说，“最初人们对这种新病毒知之甚少，所以这让人更加害怕和担心。”
“我在想，如果我被打倒了怎么办。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紧张、焦急，而这一切让我更加紧张。”
武汉封城的那个晚上，沈女士彻夜难眠，直到那时，这个家庭才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
“那是我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夜，我几近崩溃，”她说，随着几天后各地医疗队奔赴湖北施援武汉，他们一家感到更安全了。
在病床上，李一波告诉ABC，他认为对武汉和其他城市实施封锁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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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月23日封城以来，武汉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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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月23日封城以来，武汉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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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和湖北的人民牺牲了我们的自由，为其他国家他们创造了大量的时间来做准备去避免新冠病毒的传播，”他说。
“我理解其他国家的人可能认为封锁是极端的，但与生命相比，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会选择牺牲他们暂时的自由。”
尽管在武汉看到有人死于这种疾病，他警告澳大利亚人不要过度恐慌，要注意卫生措施，并听从专业的医疗人士的建议。
“你需要理智地对待它，不要过度恐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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