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强的指控是爆炸性的，但它有多可信？
Supplied: 60 Minutes Australia
自从1954年彼得罗夫（Petrov）事件以来，没有一件事件对澳大利亚安全的影响可能有自称是中国间谍的王立强事件重要。
在当年的彼得罗夫事件中，一名克格勃军官带着苏联间谍活动的细节寻求在澳大利亚避难。
我们在王立强事件中使用“可能”一词，是因为需要对他在香港、台湾和澳大利亚的中国间谍活动的叙述进行全面评估，才能在对他所说的真实性做出更完整的判断。
九号台传媒公司旗下报纸的记者几个月来对王立强案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得出结论发表这些报道是有依据的。但是，这位叛逃者的叙述中仍存在一些出入。
这包括一个合理的问题，即一个具有美术学位的年轻人，据称又拥有中国情报人员的灰色背景，是怎样带着一大堆曝光邪恶活动的信息突然出现的。
当年的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Vladimir Petrov）是一名长期供职的克格勃上校，熟悉该组织的黑暗操作。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王立强是试图通过秘密手段扩大北京在香港和台湾的影响力的中国前哨公司里跑腿的人。
他对自己活动的描述，包括参与将一名香港书商引渡到内地的活动，都需要进一步核实。
在香港，人们对王立强的说法表示怀疑。
这比彼得罗夫事件更复杂
如果我们将彼得罗夫叛逃作为现在发生情况的历史基准，那么根本的区别是，回溯到1954年，正值冷战高峰期，前苏联在亚太地区不是一个主要角色，它也不是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
与苏联的冷战紧张关系似乎遥不可及。当年的中国人被锁在一扇竹帘后面，在那里25年都没有出头。
澳大利亚本国对待亚洲的态度，如果人们还关注的话，受到我们经历的朝鲜那场“被遗忘的战争”和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制约。
“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一词是指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将蔓延到另一个国家建立共产主义政府，这几乎没有进入过公众讨论范围。
时间快进到现在。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飙升。它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这些因素令堪培拉对王立强的叛逃做出的反应极度复杂化。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乐于诉诸秘密无情的手段来推动其在该地区和澳大利亚本土的利益。试图“收买”澳大利亚政客以鼓励人们对中国的野心表示同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与1950年代彼得罗夫叛逃时的情况一样，都担心共产主义影响澳大利亚政治，澳当前的气氛也有利于涉及外国势力的威胁论。
对华歇斯底里并未从公众讨论的议题中消失。
(Reuters)
这是一个转折点吗？
王立强的叛变是否会被视为澳中关系的一个糟糕的转折点并持续带来后果还有待观察。
但是，就像在彼得罗夫事件期间一样，安全机构成为保守派中的重要一员试图将共产主义的尾巴钉在工党驴上，澳大利亚的安全机构宣称自己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做了。
在2019年，澳大利亚所谓的安全系统规模已经今非昔比，当年只有安排彼得罗夫叛逃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和其他寥寥无几的几个政府机构。
现在这个系统包括一系列重墨渲染“威胁论”的智库机构。这些声音被媒体接收，媒体愿意接受危言耸听的论断，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你是否认为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应对中国毫不留情地推进其利益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MOFA)
无论如何，现在所有政治派别的澳大利亚政府都有义务管理一个似乎很少考虑到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对澳大利亚安全造成的现实且实时的威胁。
中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有一个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法则，根据我作为近十年驻华记者的经验，那就是北京将力图逃脱一切束缚以追求它认为符合其利益的东西。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对王立强叛变的回应是恰如其分的。
莫里森称，关于北京试图渗入包括议会在内的澳大利亚代表机构的指控是“令人深感不安和困扰的”。
如果这种干涉的尝试得到证实（如果的确可以证明的话），那么这将达到颠覆澳大利亚民主进程的无法接受的程度。
同时，包括媒体在内的政治阶层在评估有关中国影响力的指控和反驳时不能操之过急。反应过度不会给国家利益带来任何好处。
Tony Walker是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传播学院的兼职教授。 本文最初发表在《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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