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梅卓琳开始学习中文时，当时的中国与现在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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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卓琳（Jocelyn Chey）在读大学期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选择了学习中文普通话。后来，她成为澳大利亚驻香港总领事。
1954年，还是一名青少年的梅卓琳随父母从欧洲移民澳大利亚，并下定决心要学习一门亚洲语言。但她说，与今天的情况不同，当时很少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具有什么价值。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竹幕之后，经济非常落后，常常有人对我说，学习中文没有任何用处，”梅卓琳教授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说。梅卓琳教授曾在1992年至1995年间担任澳大利亚驻香港总领事。
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中国，而且学了中文也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那个时候澳大利亚华人的比例远低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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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发展迅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虽然中国迅速崛起，但从事中国研究的澳大利亚年轻人的人数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
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开展的一项学者调查显示，现已发现在大学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人数不足。该调查称：“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专长正在逐渐消失。”
一位受访者表示：“和我们谈论中国问题的澳大利亚人都不懂中文，也没有长期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
鉴于澳中两国的外交关系持续恶化，这种事态发展尤其令人感到不安。北京方面坚称，责任在澳方。
政治因素成为语言学习障碍
梅卓琳教授在澳中关系领域的职业生涯长达数十年，亲眼目睹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她说，虽然从她开始研究中国问题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如今学习中文普通话的澳大利亚年轻人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她说：“这就像推一个庞大的重物爬坡，进展非常缓慢，而且这个重物还不断地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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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21岁的狄安娜·拉顺达马里乌斯（Tiana La’shunda Marius）说，她在高中时由于课业安排无暇选修第二语言，所以当看到大学课程可选修两种语言时，她欣然抓住了这个机会，报名参加日语和中文普通话课程。
她说：“语言就像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所以能够用外语实现沟通，会让您感到很有成就感。”
拉顺达马里乌斯女士大学学习一开始的时候，希望能去中国留学，但现在第一学期已经过去了，这一计划已被打乱。
除了为防疫而实施的国际旅行禁令外，外交和贸易部还在最近更新了旅行建议，警告澳大利亚人如果去中国的话，会面临被肆意拘留的风险。
维多利亚州亚洲研究协会（Asia Studies Association of Victoria）在一项调查中，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负面情绪”和“缺乏明确的职业途径和就业机会”列为导致大学里中国问题研究学科入学人数下降的关键因素。
拉顺达马里乌斯女士说，无法去中国学习普通话让中文学习变得难上加难，她希望她的计划不会被政治因素所打乱。
她说：“这很难说，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得太快，这可能会影响到我。”
“政治问题会波及普通人，这太糟糕了。”
“挑战激励着我前行”
从维州中部城市巴拉瑞特（Ballarat）到北京虽然相隔万里，但这未能阻止克里斯·米尔恩（Chris Milne）追求长期定居中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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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22岁的年轻人现在已进入大学二年级的学习，他是极少数愿意参加12年级VCE中文考试的澳大利亚学生。
他说：“VCE中文考试是按成绩优劣排序的，得分要与中国背景的学生一起排榜，这当然不容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华人人口一直稳步增长。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澳大利亚有120多万华裔人口。
大量有中文背景的澳大利亚高中生会选择学习汉语，这就意味着一些班级里学生的中文水平参差不齐，这让那些没有中文背景的学生面临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克里斯说，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热情并没有因为他的VCE中文学习经历而减弱，但他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知难而退。
他说：“挑战激励着我前行。”
“年轻人如果可以和有华裔背景的人交谈，意味着我们之间的交流往来会更有意义，交流的机会是如此地多。
“但如果准备迎接的是难度更大的高中中文学习，则可能会很难理解这一点。”
尽管加大了对VCE中文课程的均衡把控，但愿意尝试学习中文的学生似乎越来越少，根据维多利亚州课程与评估局（Victorian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的记录，2013年至2018年间，中文课程注册人数下降了23%。
维多利亚中文教师协会主席、私立男校苏格兰学院（Scotch College）中文课程负责人徐继兴（Jixing Xu，音译）表示，尽管这个系统并不完美，但正在不断改进。
他说：“学生们一周只上两三个小时的课，所以学习并掌握中文是很难的。”
“但现在，维多利亚州有四种不同的中文教育分类，我认为这满足了大多数非中文背景学生的需求。”
“对一切都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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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斯台普顿（Theo Stapleton）说，他当年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有口皆碑的“新科伦坡计划”（New Colombo Plan）奖学金，接受去北京学习的机会时，他一句中文还不会说，但他下定决心要充分利用在北京学习的时间。
他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挑战，即我只和当地人说话，这种学习曲线非常陡峭。”
“我从语言学习开始，然后对其所有的一切都着迷。”
仅17个月，斯台普顿就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6级，这是非中文背景人士汉语水平考核的最高级别。
与大多数在今年年初疫情恶化时返回澳大利亚的学生不同，斯台普顿决定留在中国，并表示即使外交关系恶化也不会改变他的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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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非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我对留在这里的重要性的看法变得更加坚定了，因为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就非常需要懂得彼此文化的人。”
就像斯台普顿一样，墨尔本斯威本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的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教授在1976年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奖学金后第一次去中国。
他说：“那时我们谈论中国和汉语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主题是别的地方，而现在说到中国和汉语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主题则是澳大利亚。”
自那以后，菲茨杰拉德教授将他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中国，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爱之间寻找平衡。
他说，澳中关系不应该对澳大利亚人是否研究中国有任何影响。
“当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澳中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学习中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澳中关系不好，就会影响人们学习中文。”
梅卓琳教授则相对没有那么乐观，她认为两国关系紧张会影响到学生选择学习中文，但还是希望澳大利亚年轻人能继续接受学习中文的挑战。
“了解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未来非常重要，而且还会有助于个人发展，你不仅仅是在学习一门语言，而且还在学习用不同的方式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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