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讲述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华人移民的故事 – 澳洲唐人街

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NAIDOC Week）是了解原住民文化的好机遇，今年我们来认识几位与原住民有着不解之缘的华人移民。

Flickr: Carly We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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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七月的前两个星期日之间的这周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NAIDOC Week），庆祝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文化和成就。在这一周里，人们将有更多机会了解并支持当地的原住民社区。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华人与原住民有着深远的渊源。

华人与原住民：并不友善的开始

历史学家桑迪·罗布（Sandi Robb）博士表示，有证据表明原住民与华人的接触早在19世纪淘金潮之前就开始了。然而，一开始这种接触并不十分友好。

“起初他们与华人移民的关系是非常糟糕的，要知道在原住民眼中，华人移民也是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他们的土地的，” 罗布博士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和白人一样，华人对原住民来说也是入侵者。”

罗布博士说，昆士兰北部的帕尔默河（Palmer River）金矿区曾吸引了大批华人淘金，他们大多来自香港。那时原住民把华人的到来看作是入侵。

后来华人和原住民的关系趋向缓和，甚至还有原住民与华人通婚并孕育混血子女。罗布博士说，如今在昆士兰西北部仍有许多这样的村庄。

“一开始，与娶白人妻子的华人男子相比，娶原住民妻子的还相对较少，因为当时有法令禁止两个群体的沟通，所以他们无法登记结婚。直到1890年前后，按照我的理论就是在澳大利亚边境战争（Australian Frontier wars）结束后，原住民人口大幅减少，许多人就开始寻找其他的结婚对象，这就导致许多原住民-华人家庭的产生，” 罗布博士说。

罗布博士说，那时候昆士兰西北部几乎每个镇上都有一个果蔬种植园（market garden）社区，很多种植者都娶了原住民妻子。

威利·马：留在社区记忆中的华人父子

一对名叫威利·马（Willie Mar）的华人种植者父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19世纪末，昆士兰中西部形成了一个名叫温顿（Winton）的畜牧区，随着大批投资者的涌入，各行各业的人员也来到这里，其中包括许多华人劳工、厨师、种植户和放牧人。因为在极度干旱和物资匮乏的偏远地带为畜牧站中工作的人们提供新鲜且稳定的食物来源，华人种植户和厨师很受当地社区的欢迎，威利·马（Willie Mar）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罗布博士提供的资料，威利·马原名马伟（音译，Mar Way），1866年生于中国广东香山县（现中山市）。他于1897年定居在昆士兰，根据可考证的资料他移居昆州西北部的时间不晚于1917年。

1921年至1922年，他在克伦敦牲畜站（Crendon Station）做厨师和果蔬种植园丁。1927年，威利·马搬到温顿市郊，并在那里开辟了自己的果蔬种植园和一间小小的店铺出售园子出产的作物。

“威利·马和温顿当地原住民社区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许多原住民会把自己捕猎的豪猪和针鼹送去给威利·马来换一些新鲜的蔬果。而威利·马则运用中式烹饪手法来料理这些动物，比如炖豪猪肉（porcupine stew），这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罗布博士说。

由于威利·马在当地社区十分受到尊重，他的小店每天都会吸引许多客人。他也时常赠予朋友一些食物作为回报。

1929年，小威利·马出生了。十几年后，威利·马决定让儿子来澳帮助打理生意。就这样，小威利·马20岁时来到温顿，并向父亲学习种植。1954年，威利·马突发心脏病去世，小威利·马继承了父亲的蔬果园和店铺。

小威利·马一并继承的还有父亲的厨艺。那时，当地原住民仍继续向小威利·马提供他们捕获的豪猪，而小威利·马则利用中国晒鱼干的方式将豪猪肉晒成肉干。1967年，小威利·马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罗布博士说，包括原住民在内，当地的男性青少年都喜欢去小威利·马那里，每当他们遇到困难或者家里的事情不如意时都喜欢和小威利·马倾诉。小威利·马种植烟叶，他会卷一些土烟和这些青少年们一起抽烟聊天，就像他们的老大哥一样。

“威利帮助他们长大成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成长空间，” 罗布博士说。

2000年前后，小威利·马的店铺被一场大洪水冲垮，他的住处也被水淹，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只能种植一些供自己消费的作物。当地人经常过去给他提供帮助，送一些屠宰好的肉还有中式烹饪调料。2007年小威利·马去世，他终身未娶，膝下也无子女，温顿社区将他埋葬在他父亲身旁。

罗布博士说，小威利·马的去世激起当地人研究昆士兰西北部华人移民史的热情，这也是由小威利·马的生前好友们所引领的，旨在承认并尊敬以威利·马父子为代表的华人对温顿社区作出的贡献。威利·马的住处和果蔬园也得以修缮，并被设置成一处景点供人们参观。

姚迪雄：为原住民造像的华人画家

来自中国新疆伊犁的画家姚迪雄于1979年移民澳大利亚，他发现当时的美术馆和画廊中反映澳大利亚土着文化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所以他决定做点什么。

“美国人用各种艺术形式反映他们的原住民文化，谈到西部牛仔片人们就会联想到印第安人的形象，而澳大利亚土着文化在外部世界的体现当时几乎没有，所以我决定画澳洲原住民。”

他拜访了大学中的专家学者，参观了经营原住民艺术品的画廊，还到访维多利亚州的原住民聚居区。之后他在澳中理事会的赞助下开始了环澳之旅。旅途中，他构思了两幅“大画”，那就是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两千袋鼠图》和《人与自然—澳洲魂》。

姚迪雄表示，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给他带来了深刻的震撼。

“原住民和自然间的关系是现代文明人应该好好学习的。虽然这是基于他们的传说，但是其中蕴含的理念值得我们去推敲。他们认为万物是他们变的，而他们又变成了万物。”

姚先生说，原住民对自然的敬畏值得现代人去好好学习。

“他们捕猎一只袋鼠，如果没有吃完就不会去打第二只。而现代人却总是贪婪地索取。所以原住民的理念虽然朴实原始，但真的很有价值。他们通过口口相传来把千万年前祖先的话流传下来，这非常宝贵的，” 他说。

因此，在120米长的《人与自然—澳洲魂》画卷中，姚迪雄巨细靡遗地将旅途中所见所闻的点滴通过艺术化的创作一一呈现。

这幅长卷的背后是无数让姚迪雄终生难忘的故事，而其中有两个画面让他记忆犹新。

“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岩洞，洞里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突然我听到一声惊叫，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群大蝙蝠，每只都面目狰狞，露出獠牙瞪着眼睛对着我发出愤怒的低吼。我知道再前进一步它们就会飞起来攻击我，于是我一直后退，那20多米的路好像是跨越星球般的距离，累坏了也吓坏了。后来我坐在石头上休息了很长时间，然后起身继续前行。而下一个洞口则让我惊喜不已。那个洞很敞亮，我没有想到的是那里有上万只花蝴蝶铺满石壁，我走进岩洞时，蝴蝶都飞起来了，但是没有飞离洞口，而是一直环绕着我。”

姚迪雄用画笔重现了这两个场景，蝴蝶成了背着蝴蝶翅膀的原住民少女，蝙蝠则与人们身首互换，共同倒挂在一棵大树上。

说起《两千袋鼠图》，姚迪雄难掩自豪情绪。这幅画集中体现了澳大利亚的壮美景观和姚迪雄的艺术造诣。姚先生透露，他在画袋鼠的时候也用到了中国画的技法。

 “来到澳洲后我发现袋鼠的皮毛和毛驴的皮毛很像，我的老师黄胄是画毛驴的大师，我就想用画毛驴的手法来画袋鼠肯定是得心应手的。这是个很重要的尝试，也赋予了这幅画强大的生命力。”

姚迪雄将这两幅画作形容为他的“毕业论文”，多年致力于表现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的他也为中澳两种相隔遥远却共鸣相通的文明所折服。

“我曾经在西澳的一个岩洞中看到一幅土着绘画，后来我在宁夏贺兰山岩画群里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图案。我当时大为惊讶。那是一个没有办法沟通的时代，但人们的理念和想法居然那么融合。”

姚迪雄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华人社区的互动和交流将会越来越深入和广泛。

“刚到澳洲时，几乎看不到原住民进入到华人圈子，在80年代末，我办画展时原住民朋友主动拿着迪吉里杜管来助兴，再往后许多华人活动上都能看到原住民的仪式和舞蹈。今后澳大利亚华人和原住民的联系会更加深入，华人画家也有责任表现原住民艺术，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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