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露菲娜·乔在悉尼西郊开设了她的第一间房地产公司。
ABC News: Karen Tong
听到“家庭妇女”这个词时，露菲娜·乔（Rufina Djo）不觉开始摇起了头。
露菲娜今年52岁，17年前她在悉尼西郊开了她第一家房产公司。当时，她的儿子刚刚出生不久。
开房产公司是露菲娜丈夫的主意，但“真正开始去做的人是我，我负责经营，到了第五年他辞去了工作[和我一起经营]”。
“即使是在中国，我的妈妈也都是一直工作，” 她说。
露菲娜的情况并非个案。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 Talks的全国问卷调查，华裔澳大利亚人对性别、家庭和女权方面的观念比其他族裔的澳大利亚人的观念更加进步。
虽然63%的澳大利亚人不同意“如果女性待在家里带孩子，澳大利亚会变得更好”的说法，但在华裔澳大利亚人中，不同意这一说法的比例为77%。
Teaser Box: Australia Talks
你和大家的想法有何不同?
我们收集了5.4万名澳大利亚人对生活的思考。听听他们的想法，看看你和他们有哪些不同。
与澳洲的其他族裔（40%）相比，华裔更可能认为性别歧视在澳大利亚普遍存在（53%），同时，华裔更少的人认同（41%）“传统家庭单位的减少会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说法，这一比例在其他族裔中则为（46%）。
然而，华人却不一定会到参加推进性别平等或女权的主流运动之中。
“我想我们不太感兴趣。因为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教导我们像那样想过。我想我们认为，有什么大不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露菲娜说。
这些数据背后映射的是什么？
我们邀请了三位来自不同代际的澳大利亚华人女性，分享她们在澳大利亚的成长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她们对文化、性别和身份的看法。
愤怒的母亲发出最后通牒
露菲娜一家曾生活在中国的新疆。她的父母在一家汽车厂工作，爸爸是焊工，妈妈磨工。
他们一家人在上世纪70年代以难民的身份逃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很快又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
(Supplied: Rufina Djo)
这就意味着他们四个兄弟姐妹经常得互相照顾。
“我和我妹妹，我们总要在家做家务，” 露菲娜说。
“男孩什么事都不做，都是女孩在做。”
随着年龄增长，露菲娜遇到了一个男人，她当时在学开车，这个男人是她的教练，之后成为了她的丈夫。
她的父母不赞同他们两人谈恋爱，因为男方不是华人，岁数还比她大很多，而且还离过婚，有两个孩子。
“他们就是想让我嫁给来自本族文化的人，” 她说。露菲娜接着说，她的父母认为非华人伴侣不会认真对待婚姻，而且会“鬼混”。
“那时候还没有离婚这一说，” 她说。
(Supplied: Rufina Djo)
“只能容忍丈夫，容忍妻子，就是那样。”
“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完美的婚姻，但其实不是。”
露菲娜21岁时，妈妈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选择家人，要么选择她的巴西驾驶教练。
“她把我所有的衣服打了包，装进了一个垃圾袋，放到了家门前，我一路哭着回到我的伴侣身边，” 露菲娜说。
她对丈夫说，“不要对不起我”。
他没有对比起露菲娜，他们结婚已走过30年，且仍在继续。
有好几年，露菲娜都没有和家人联系。她怀上孩子后，父亲就心软了，还了解到她的丈夫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
(Supplied: Rufina Djo)
打破“先入为主的偏见”
叶永妮（音，Wenee Yap）今年33岁，她是一名企业家、法律讲师，也是一家法律技术公司负责全球通信的主管。
叶永妮有好几次都沾了澳大利亚华裔女性身份的光。
“这说起来很有意思，” 她说。“我认为身为亚洲人，尤其是女性，会让你给人一种有头脑的感觉，虽然有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ABC News: Jack Fisher)
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身份带来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她发现自己不得不“打破人们[对华人女性办事能力]先入为主的观念”。
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意味着，有时候，她觉得在谈生意时，有必要邀请她的白人男性商业伙伴，才能打开局面。
“这名客户在我面前和托马斯说了话，问了他一些问题，向他询问了策略，” 她说。
“大约两分钟后，他停了下来，因为我开口大声说话。”
尽管永妮认为在她这个年纪的澳大利亚华裔女性更加进步，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种族和性别歧视，但这也让她们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产生了厌倦感。
“我认为对许多澳大利亚华人女性来说，她们对此感到有点厌倦的原因是她们认为，‘我们不得不证明了我们亚洲人是澳大利亚的一份子，而现在我们又得在性别问题的讨论中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一份子’，” 永妮说。
“我们本来就是澳大利亚人，好吧，我说不出我们不是澳大利亚人的原因。”
(Supplied: Wenee Yap)
永妮的世界观也受到了母亲婚姻关系的影响，她的母亲遭受了家庭暴力。
她的母亲是一名IT专业人士，离异的她带着当时蹒跚学步的永妮从马来西亚来到澳大利亚找工作。
她来到悉尼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工作，也遇到了第二任丈夫，他也是一位在澳大利亚的马来西亚华裔移民。
“我10岁的时候，他们吵架吵到了母亲让我报警的程度，我真的报警了，” 永妮说。
永妮说，家庭暴力随着时间开始升级，16年后，母亲离开了对她施暴的丈夫。
(ABC News: Jack Fisher)
“她维持那段婚姻的原因是为了维持已婚的状态，或试着维持已婚的状态，” 永妮说。
“而且她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父权主义是一种非常白人的观念”
今年25岁的克里斯汀·邓（Christine Deng）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青年领导发展机构橡树（Oaktree）的一名管理人员。她管理海外项目，但也参与组织国内游说和宣传工作。
“我对自己的文化背景的认知有别于我对自己性别的认知，” 她说。
“父权制是一种非常白人的观念，这个观念中并不包含其他种族女性的不同之处。”
(Supplied: Christine Deng)
当大学毕业的克里斯汀申请第一份工作时，她更多地是担心自己的种族而非性别，她担心自己“在招聘的过程中会被区别对待”。
克里斯汀现在为非盈利机构工作，她意识到很少有非白人女性担任领导职务。
“作为一名亚裔澳大利亚女性，我感觉自己在这一行非常特别，” 她说，“这里就像是白人女性的领地。”
克里斯汀的父母都在广州出生长大，那里是中国南方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但他们在移民悉尼后才认识彼此，当时他们都20岁出头。
克里斯汀出生后，他们搬去了墨尔本，又生了两个孩子，一起经营着一家书报亭近十年。
五年前，克里斯汀的父母分开了。
“我想我或许应该意识到，我的父母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但我从未想过他们会分开，” 克里斯汀说。
“我妈妈是基督徒，只要情有可原，她都不会将离婚作为一种选择。”
(Supplied: Christine Deng)
克里斯汀的父母分开后，她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真的让我明白了作为女人独立的重要性，当我变老的时候，我不要将我的安全感建立在家庭上，” 她说。
当她在20岁前离开教会后，克里斯汀对性别、家庭和女性权利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她说，这仿佛使她和她的华人身份认同感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这种身份认同与传统保守的价值观有着内在联系。
对于女孩在男孩面前应该如何着装和谈吐，她不以为然。 她不支持教会的反堕胎立场，她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常常被人质疑。
她举例说：“这种观念似乎就是在说，结婚生子就是我应该接受的那种理想生活方式。”
(Supplied: Christine Deng)
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不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里斯汀试图调和“对家庭的责任”和她的女权主义观念。
“希望尽我的努力和亲人之间保持亲密关系，并在我的兄弟姐妹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意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的文化身份，”她说。
“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Australia Talks全国问卷调查活动对5.4万名澳大利亚人进行调查，询问他们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所担心的事。您可以用我们的中文互动网页工具查看调查结果，看看受访者的回答与您的回答有什么区别。
敬请在11月18日晚8时30分收看ABC的电视直播节目，与最受欢迎的澳大利亚名人一起对Australia Talks问卷调查活动的结果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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