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早晨,图书馆楼下的咖啡厅里进来一个亚洲学生,用带着口音的英语怯生生地对店员说:“你好,我想要一杯卡波其诺。”

“不好意思。请问你要什么?”

“卡波。其诺。”

金发碧眼的年轻店员依然没听明白,转身从里屋叫来一个年长些的同事。这位同事显然没有要弄清楚的念头,拿起角落里的一张餐牌,用极缓慢的语速对亚洲学生说:“我们这里只有这三种咖啡:淡咖啡,黑咖啡和去咖啡因的咖啡。请问你要哪种?”他的手指着餐牌上的Light, Dark, Decaf,随着说话逐个移动。旁边的意式咖啡机安静地在台上摆着,那个简易的美式滴滤咖啡机倒是在店员身后敬业地运作。

学生也放弃了再说一遍卡布奇诺(cappuccino)的打算,指着淡咖啡说:“就要这个吧。”

“Room for cream?” 店员问道。

“什么?”

“Any room for cream?”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问需要给奶油一些空间么?其实是问咖啡里面要不要加奶?)

“我只想要一杯咖啡……”学生怯生生地回答。

店员从一摞八盎司的纸杯顶端抽出一支,往里面倒满了咖啡,利落地递给他。

“天哪。这么黑的咖啡,啥都没加。叫人怎么喝啊?”学生接过咖啡,不禁用中文嘀咕了两句,迷惑地离开了。

这类尴尬在国外的咖啡厅里屡见不鲜。许多留学生、移民都可能有碰到。之前在国内参加各种考试培训,准备各种文书写作,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获得国外高校的录取。本以为凭着过硬的语言考试成绩,能在这里大显身手,然后拥有一帮能推心置腹的外国朋友。可现实并非如此,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单词和句型不但很难用上,一些从未听过的生活俚语还时常充斥耳边。一句无所适从的room for cream也许不知不觉剥夺了对陌生环境的控制感,对国内熟悉事物的怀念也暗暗滋生。

第二语言,无论是什么,都是异国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它在慷慨给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束缚。在这里,我想讲讲有关第二语言的那些爱与焦虑。

故事还是从咖啡厅开始讲起吧。

莱斯,一个来自华盛顿州北部郊区的美国姑娘,几年前来到华盛顿大学就读语言学。求学期间,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打零工,毕业后不时去那儿帮手。

讲起咖啡馆的故事,莱斯总是充满兴致。

“华盛顿大学这几年接纳的国际学生、访问学者越来越多。平时我一天接待的顾客大概三分之一是外国人。等到了暑假,当地学生离开校舍,旅游高峰期就开始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旅行团、学生夏令营,一波接一波。一天下来,一大半都是外国游客。对于我这个学语言科班出身的来说,那里可真是个做外语和社会学研究的好地方。样本数量足够大。哈哈!”这个开朗的女生,握着咖啡杯轻松打开了话匣子。

“亚洲学生有什么共同特点?他们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东亚学生特别容易辨认。尽管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口音,可不论他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日本人,都非常羞涩,能不多说就不多说。有时候,我会主动跟他们搭话,问他们今天过得如何。他们总是以最简短的语言,有时甚至是一个不愿直视的含蓄点头来终止所有的谈话。这样的情况总是出现,我也就渐渐放弃了要去理解他们的念头。”

“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这样么?”我不禁追问。

“哦。那当然不是。”莱斯喝下一口咖啡,用肯定的语气开始概括。“欧洲学生一般是两个极端。要么特别热情,跟你聊个没完。要么就带着欧洲人特有的势利傲慢 (snobbish), 用抑扬顿挫的英语点好咖啡,然后端着咖啡杯离开。而中东人又不一样。中东女人因宗教要求带着头巾,特别矜持,说话声音都特别小。或许是为了与之互补,中东男人普遍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莽撞。”

“你们本地人更喜欢跟哪种类型的外国顾客打交道呢?”

“说实在的,虽然很多中东人有点蛮横,但至少他们能坚持把诉求表达清楚。相比之下,亚洲人的含蓄反倒让我们无法琢磨。我的同事最担心的就是招待亚洲学生,因为害怕听不懂他们想要什么而把咖啡做错。所以店里一旦出现亚洲面孔,他们就会下意识地后退,叫我去招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美国店员对亚洲顾客冷淡,而亚洲顾客看到我们退却而更紧张的恶性循环。其实双方都应放轻松点,不要害怕语言带来的沟通障碍。”

害羞、含蓄、内向,这些经常用于形容亚洲人的词汇,对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来讲,相信并不陌生。可事实是,这并不能代表亚洲人的性格。我们身边不乏有个性的中国朋友。他们可以在聚会上妙语连珠,幽默机智,也可以仗义直言,对各种社会现象有深刻洞悉,针砭时弊。可一旦在异国,说起外语,大多表现羞涩,不主动。这其中有多少源于语言障碍?又有多少是性格使然?

一年前,小张因公派交流,来到这个城市。私底下的她热情外向,喜欢和中国人聚一起唠家常,很快就有了一帮中国朋友。可工作中的小张并不那么如鱼得水。平时与美国同事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组会上,因为听不明白,很少发言。如果有人讲了个笑话,大伙哄堂大笑,她却总在角落里茫然地看着,不知该笑不该笑。一次单位聚餐,同事围坐在餐桌前,一边享用美食,一边分享各自的生活趣事。平时很爱聊这类话题的她却一言不发,默默吃着盘里的菜。事后,问起她是否尽兴,她告诉我其实一点都不开心。“根本说不上话。也不知为何,一旦在需要英文的环境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的外向和主动都没了,我没法发完全投入。”

“一说英文,感觉像换了一个人。”“跟当地人用外语交流时,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不论我如何努力,都没法清晰地表达感受。讲英文的时候,离那个真实的自己仿佛很远很远,不像中文那样手到擒来。”为写这篇文章,我专门在朋友圈里做了小型调查。他们描述的这类困惑相信很多人也有经历。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遇见了一个陌生的自己。而这一切都不如原先的成长环境那样易于掌控。这种熟悉感和控制感的褪却,使得许多留学生和第一代移民在社交场合中缺乏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

为什么讲外语时无法表达真实的自己?如果将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阐述即是,不同的语言会令个体呈现不同的性格吗?这个问题不断被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乃至神经学家讨论,却从未有过一致的结论。有人认为外语能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从而导致性格的变化;而另一批学者则坚持外在行为的变化源于不同的社交场合与礼仪,毕竟外语是在外国说。可这些争论依然不能解释外语带来的陌生感与隔阂感。为此,我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个行为学发现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解答的线索。

经济行为学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展望理论中提到一组行为测试:

政府要应对一场预计会令600人丧命的罕见疾病。目前只有两种方案:1. 如果方案A通过,200人得以获救;2.方案B若被采纳,1/3的机会救活这所有的600人,2/3的机率600人都无法获救。

参与测试的医生中,72%选择了有确切结果的A方案,只有28%选择了具有风险的B方案。接着,测试题目被改成了如下:

若方案C被采纳,400人将会丧命;若方案D被采纳,1/3的机率无人丧命,2/3的机率所有人丧命。

这轮选择中,只有22%的医生选择了方案C,78%选择了带风险的方案D。

两组方案表达的意思相同,却由于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导致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倾向。对此,卡尼曼的解释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利更敏感。面对获利,人们偏好保守、确切的选项。例如方案A里提供的具体的获救人数。而面对亏损,人们会本能地回避,所以更倾向通过冒险将损失最小化。这种决策上的思维偏差叫做损失规避 (loss aversion).

阐述这个经济学概念是为了给下面这个实验发现做铺垫。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波尔兹·科萨在一群测试者中重复了这个实验。不同的是,这群测试者除了母语英语,还会说流利的日文。他们被分为两组,分别用英文和日文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英语测试组依然呈现损失规避的思维误区,而日语组却没有明显的选择偏好。选择A方案和C方案的比例都接近50%。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变化源于使用了外语,科萨和他的团队在一所韩国大学召集了一批当地学生,分别用母语(韩语)和第二语言(英语)重复实验。结果还是母语组呈现损失规避,而外语组没有。科萨将这两组实验发表在《心理科学》期刊,论文名为《外语效应:外语思考能降低决策偏差》。可为什么外语会造成思维的不同呢?

无独有偶,波士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凯瑟琳·卡德威尔·哈里斯通过对当地学生的皮肤传导反应测试发现,当训斥的语言为外语时,测试者的情绪波动不及母语来的强烈。因此哈里斯认为母语作为主导语言,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

近年来,选择出国留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何熟练运用外语,如何融入西方社会成了当下的热门话题。各种语言练习,礼仪培训课层出不穷。如何通过看美剧学英文,怎样成为Party达人,如何跟美国人聊天,这类帖子在各种社交网站和论坛里向来享有很高的点击率。可即便在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在异国经历着尴尬、孤独和局促。

这些资源就像各种门派的功夫,传授的只是招式。对方说这句话时,该怎么接显得自然;用什么俚语能把对方逗乐;聊什么话题能让自己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其实这都是外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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