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最后的秘书余刚7月初落马时，澎湃新闻起底余刚的一篇稿子《少年余刚：老师进京求见遭拒》引起热议，大秘余刚的人生实乃一出“凤凰男”的悲剧，凤凰男何止余刚一人，被媒体挖出的涉贪官员“前传”，有一种莫名的“千篇一律”之感……
■澎湃新闻评论员 任大刚｜文
最近抓了不少涉嫌贪腐的官员，很多还未进入司法程序，具体所犯何事尚不清楚。媒体因应舆论，总得报点什么，于是纷纷挖掘他们的“前传”。
看多了这种“前传”，有一种莫名的“千篇一律”之感：基本都是出生寒门，少年时代刻苦求学，品学兼优，性情良善，受过大学教育，毕业后进入政界军界，从最底层做起，多年拼搏，渐渐官至高位。一夕事发，身陷囹圄。
有人把他们比作19世纪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粗看确有诸多相似，都是出生低微而不甘，出人头地而败北。
不过与于连不同的是，我们时代的贪官在年轻时候，社会留给他们大量机会，他们最终爬到高位，事情败露时已经功成名就，不像于连早早倒在追名逐禄的路上。
于连之死是大革命前法国气氛的隐喻。任何社会都要给底层才俊留出上升通道，否则这个社会迟早会崩溃。古今中外，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在中国古代有举荐、科举，在现代西方是选举，而阻碍这个上升通道的，通常是门阀和贵族。
转型时期的中国，初步建立了选举制。而惟其是“转型”，在上述寒门子弟的起步阶段，类似科举制的高考（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高考）仍是非常重要的门槛；进入官场，举荐制仍在主导着升迁，要抹去旧时代留下的痕迹，不是那么容易。而举荐权如果不受控制，不能约束，几乎百分之百被滥用。毫无背景的贫寒子弟在被滥用的举荐权面前，明知可能成为实质上的家臣、门客、白手套，可能不得不干脏活，眼见顷刻到手的权力，谁能轻易拒绝诱惑？
证诸历史，不受控制约束的举荐与门阀贵族的形成之间，互为因果。但在民主共和时代，门阀贵族在制度、规范层面不可能存在。不过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于，法律和制度规范所造就的理想和社会实际之间，总是存在距离。当举荐权被滥用，会不会催生出顽强隐身于法律和制度背后类似于门阀贵族的怪胎？
这些年来，贪腐案件从个案为主变为窝案为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越来越多，子女、亲友、下属同时涉案几成规律，说明不是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缺乏社会资源，出身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要获得一席之地并寻求升迁的渠道日益逼仄，不得不受制于举荐人。如果举荐权不受约束控制，制度不能逐步健全，迟早产生隐形的“门阀贵族”。
转型的巨痛，通过这些贫寒子弟的遭遇淋漓发作。
从人性角度看，他们或许身不由己委身为奴，自甘堕落令人厌恶；从法律角度看，他们理应受到严惩；从历史角度看，他们让人同情，让人深思——就像于连一样。
————————————————————————
凤凰男作为一种标签是指集全家之力于一身，发愤读书若干年年，终于成为“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而为一个家族蜕变带来希望的男性。注意，这个群体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家族利益，是小团体利益。一般人认为，太子党掌握中国，其实不然，从王怀忠、成克杰等大量高层贪官被揭露开始，我们发现中国政治的一大基本特点, 一大批凤凰男在朝为官，并且声势日壮。贪官大多是凤凰男，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这一事实给了我们想象空间，官员当中的凤凰男究竟占多大比例？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是有明显的现象可循，那些在官场中埋头苦干、敢于牺牲、敢于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爬上去的人大多是凤凰男。
凤凰男在官场中极有竞争力。首先，凤凰男拥有野草一般旺盛的生命力，这个群体的生存能力令人叹为观止。他们的哲学是“一切为了生存，哪怕蛮不讲理的生存”。为了生存，凤凰男敢于吃苦，乐于委曲求全。如果践踏自己的人格才能取悦于上司，他们可以自唾其面；如果要泯灭自己的个性才能生存发展，他们会毫不犹豫挥刀自宫，象割掉阑尾一般。这些特质是城市男万万不及之处。城市男好玩，往好的说叫淡定，往不好的说叫胸无大志，只要过得舒心即可。这个群体在攫取权力方面缺乏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在交朋友方面，城市男往往以个人情趣为基础，而凤凰男直接得多，往往以有用为前提。若论生存，城市男先天条件优越，在进入官场之前往往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关系网，而凤凰男几乎是白手起家，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兔子架不住睡觉，乌龟架不住那股锲而不舍的劲头，最终城市男会输给凤凰男。
其次，凤凰男缺乏理想主义诉求，主要追求权势和金钱的成功。关注政治的城市男喜欢谈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而凤凰男注重更多的是人而不是事，大多谈论的是谁当什么头，谁干了哪一角，对国家领导人如数家珍，谁又提拨谁又降级了，连哪个市长的车牌号是多少都能记住。因为农村的风气就是不关注国家怎样了而关注张家老三升官了，李家老二发财了，并不以谈论这些内容为耻。凤凰男是最典型的功利主义者，能干、负责，办事踏实，有很强的执行力，但你永远不要指望这个群体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作出牺牲，他们只愿为自己的家族作出牺牲。事实上，凤凰男对一切超越性的东西都没有真正兴趣，譬如艺术、宗教之类。一个基本事实是，基督徒当中很少凤凰男，城市男居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凤凰男最适合的工作是白领而不是政治，因为真正的政治需要官员拥有超越自身利益的追求，需要官员爱荣誉胜过爱利益，但我们是中国，中国政治是反政治，游戏规则也是反的，于是不适合从政的凤凰男恰好最符合中国政治的要求——没有拯救只有利益。
再次，凤凰男无童心，非性情中人。“穷人孩子早当家”，的确，艰难的日子催人早熟，凤凰男早早就离开了童话世界成为了小大人，有人对此大加赞赏，得出一句屁话结论：早年的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为什么我说这是屁话？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使人堕落。确实，它常常使他们更坚强，但它也大大地使他们更麻木更冷酷了。据观察，凤凰男中很少有喜欢周星驰电影王朔小说的人，喜欢这两者的基本都是城市男。喜欢周星驰需要有童心，喜欢王朔需要有真性情。不过，官场恰恰敌视童心和真性情，于是凤凰男如鱼得水。
第四，凤凰男奴性重、胆小怕事。他们以“无耻是智慧，麻木是成熟”为座右铭。在他人屋檐下时，或极尽小心，或极尽取悦，早早的学会了给领导提鞋打伞；他日一旦在人之上，主子意识立刻泛滥，小人得志嘴脸最为明显。总之，这个群体永远学不会平等待人，要让他们做到既不被他人奴役也不奴役他人，比要求中国导演拍出《阿凡达》还难。这个群体放在西方背景下，绝对无法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因为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其猥琐形象一目了然。但是，放在中国背景下，这个群体可以充分成功。中国政治仇视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比赛的是奴性，谁的奴性重，谁胜出的机会就大。
第五，凤凰男大多没有阅读的爱好。尽管凤凰男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但在我眼中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有知识没文化的人。他们读书以功利性阅读为主，考什么读什么，工作需要什么读什么。“知识改变命运”，是凤凰男的信条。从理论上讲，这话及其反动，获取知识是人类永恒不灭的好奇心使然，是人自身完善的需要，与它能否改变命运无关。如果人人都以知识作为改变命运的工具，知识将死去，毕竟，人只有在自由状态下才能在知识领域有发现或原创。
没有终身阅读爱好的人，其思维容易固化，容易被格式化，成为缺乏独立见解和个性表达之人。这样的人容易被驯化，容易被利益收买，因为他们缺少与权势和利益抗衡的价值追求。无论是意义的追问还是价值的追求，都需要人不断夯实内心良知和自我反省的堤坝，与大师们的对话就是不断夯实的过程。不过，话又说回来，良知和思想是官场当中的障碍，谁拥有这两样东西，谁就被淘汰。
综合起来看，凤凰男不具备的东西恰恰是官场中需要抛弃的，凤凰男的缺陷恰恰是官场中的优势，凤凰男不获胜，天理难容！那么，凤凰男在哪里？在我们周围，在你的心中。其实，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凤凰男。当我们把矛头指向今天的凤凰男时，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几十年前我们的父辈也是凤凰男，今天的城市男无非是凤凰男二代、三代。一个有趣的假设可以支持我的观点，如果全世界都奉行中国的游戏规则，中国人，无论是城市男还是凤凰男，都将成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在一场比赛奴性的游戏中，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可以胜过中国人。“中国人”这个概念中有你、有我也有他，用陈丹青的话来说，“我们都是望不到边的奴才。”
唐人街精选自豆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