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的这个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

“只要是我收藏的东西,

就一定要保留在我们国土上。”

豪情万丈的一句话,

溢满了他的民族之情。

他就是——张伯驹。

一个你知道了,

就再也不会忘记的人。

清末民初的河南项城,曾有两家大户,一袁一张。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书香门第张家,7岁那年,他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这一去,人生就发生了巨变。

张镇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内弟,历任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职,位高权重,家财万贯。而作为张镇芳之子的的张伯驹,自然是锦衣玉食,吃穿用度,一应俱全。他聪颖好学,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从小便有着“神童”的美誉,深受张镇芳的喜爱。

身处官宦之家,又生逢乱世,家里人自然想让张伯驹做军官。

民国元年,随父亲赴任河南都督的张伯驹,被送入了河南陆军小学读书,此后便开始了军伍生涯。然而,生性淡泊的张伯驹,看不惯官场之中的腐败风气,自感做军人简直是一种“耻辱”,于是,他毅然脱下军装,赋闲在家,每日只写诗作画,看戏唱曲,过得好不自在。赵顾问只想弱弱的说一句,还是有钱任性啊~

家境殷实的他所居府邸堪称京城一绝,曾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不同于其他的富家子弟,虽然他常与阔公子为友,却丝毫未沾纨绔之气。他生性素淡,喜同名士交涉,正因如此,他对书画名品也有一定见识,经常会为收藏名品一掷千金。

做官不成,父亲又让他打理银行事务。他却只一门心思读书听曲儿,闲时便背着手去书画行里闲逛,只要看中,再贵也一定要买下来。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让你做官不去,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要讲张伯驹一生的跌宕,必须先讲讲他的夫人潘素。

她生于姑苏,先祖为清代状元宰相。可惜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将祖产挥霍一空。幼年时,生母为潘素聘名师,音律、绘画、无一不通。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便将她送到青楼。因弹得一手好琵琶,出落秀气,谈吐不俗,很快就红透了上海滩,一时间博得了“潘妃”的美誉。

而每年会被父亲派去上海查账的张伯驹,自然也少不了在分月场合的应酬走动。有一次,张伯驹查完账目跟一众公子朋友去喝花酒,正逢着名角潘素登台弹曲,曲声和缓,余音绕梁。见此人间绝色,张伯驹自是一眼就沦陷了。

一见倾心后,张伯驹发誓要娶潘素。当时,潘素早被一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一听说张伯驹有意于潘素,对方赶紧派人将潘素软禁。

上海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张伯驹便托好友买通了中将的兵卫,连夜将潘素带走。几日后,携潘素回到北京,迅速成婚。

成婚后张伯驹见潘素聪慧,就请人教她山水画、通鉴古文。潘素果然没有辜负张伯驹的栽培,悉心钻研工笔画法,日后成了颇有造诣的青绿山水画家,连张大千都赞叹不已。

同时他还将巨款分给其他太太,结束了复杂的婚姻关系,予潘素一个“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潘素抚琴泼墨,张伯驹填词作诗,琴瑟和鸣,真可谓“只羡鸳鸯不羡仙”。而潘素对张伯驹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后来的岁月里,人世间无数悲欢荣辱,如暴风骤雨向张伯驹袭来,潘素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一步也没有离去。

一开始,张伯驹豪掷千金买字画,是满足个人情致。当他知晓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民间,又被倒卖到国外后,内心的忧愤便越来越重。

那一年,听说溥儒要将《平复帖》转卖,张伯驹坐不住了。溥儒是恭亲王之孙,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此前,他曾将国宝级的《照夜白图》倒卖给英国人,气得张伯驹直跺脚。

韩干《照夜白图》

而这次的《平复帖》,是西晋文人陆机的真迹,有1700年历史,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素有“中华第一帖”之誉,上面盖满历朝历代名家印章。满纸生辉,其文物价值,自不用多言。如果流失到海外,必成千古之恨。

溥儒说自己不缺钱,可张伯驹一问,他就要20万大洋。三番两次请人说和,一毛钱也不便宜。张伯驹只能作罢。时至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正是缺钱的时候,二话不说,借出一万大洋。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张伯驹以四万大洋购得《平复帖》,成功将这件重量级国宝留在了中国国土上。

陆机《平复帖》

此后,张伯驹陆续收得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他将京津两地的几处房产出售,只为买下这些珍贵的古字画。

1941年,上海一场轰动一时的绑架案,差点令张伯驹丢掉了性命。那天,张伯驹出门办事,迎面出现三个大汉,拔枪示威,将张伯驹绑走。

不久后,潘素接到电话,绑匪要求交出200万,否则就撕票。潘素急得到处求人:“一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别说200万,100万也凑不出来,看来只能卖字画了!”

经多方斡旋后,潘素终于跟张伯驹见上一面。当时,张伯驹已瘦得没了人形,却对潘素说:“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我珍藏的那批字画,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不久后,绑匪害怕事情闹大,将张伯驹移交给上海一个伪军头目。潘素去要人时,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要20根金条。潘素无可奈何,只好到处借债,这才赎回张伯驹。

张伯驹说:“我死了没什么,它们才是我的命。”

潘素也深知这些藏品对于张伯驹的意义,一直都细心保管,不敢有半点懈怠。北平沦陷时,为了不让《平复帖》等国宝出任何意外,潘素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带出了北京。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古董商马霁川正在出售一件非同寻常的“东北货”,那就是《游春图》。

《游春图》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当时,故宫正在收购民间珍品,张伯驹听到消息,希望故宫出面购买,如果经费不足,愿代周转。可是马霁川开出天价,开口就是800两黄金,故宫只能望画兴叹。

展子虔《游春图》

听说马霁川准备将画给洋人,张伯驹多方奔走呼吁:“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马霁川有点怕了,便说:“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为凑钱,张伯驹只好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要知道,这宅子可不一般,原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宅。马未都曾说:“这宅子搁在今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谁知,拿到黄金时,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还要再追加20两,否则我就卖给别人了。”张伯驹只好回家央求潘素变卖金银首饰,这才将《游春图》收入囊中。

为了一件件国宝,张伯驹倾家荡产,宁死不卖。谁能想到,1956年,他决定将平生所藏,尽数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这8幅字画,都是上上极品。即使在当时,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文化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杜牧手卷

因此学界有称:“张伯驹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至今日,这些捐赠依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为此,政府本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他却分文不取,只答应收下文化部发的一张奖状。

很多人问张伯驹,为什么要无偿捐献?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在张伯驹眼中,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外国。这些文物,首先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花多少代价留下来,都值得。

范仲淹手卷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在一年后被打成了右派。

建国后,为响应“百花齐放”的口号,推动京剧发展,张伯驹拉了一帮老艺人,排练戏曲《马思远》。没想到却遭人攻击,被视为封建余孽。随即被打成了右派。

别人被扣帽子,大多唉声叹息。张伯驹却闲居在家,并不当做负担。解放时期,他与“儒帅”陈毅有过私交,算是棋友。陈毅听说此事,觉得荒唐:“张伯驹一个读书人,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是右派?”

但张伯驹却并不感到恼怒,还说:“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要说我反动,实在是有些冤枉。”

对此,陈毅还曾赋诗一首,送与张伯驹: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彼时的他并不知道,后面还有更大的浩劫在等待着他。

1966年,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近70岁高龄的他,被送到舒兰县插队。县上一看,“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无奈之下,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冒着大雪,回到北京。

回京后发现,自己的宅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住着十几户人家。夫妇两人,只好蜗居在10平米的小房子里。他们没有户口,分不到粮票。这个曾坐拥亿万家产的民国公子,只好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

虽清贫寒苦,张伯驹和潘素,依然在家画画作诗,陶冶性情,内心好似未曾遭受任何震荡。当时,多少被侮辱、被诬陷的人,要么愤愤不平,要么自叹自哀。唯独张伯驹,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生活的落差,并没有让张伯驹感到不平。在文革中最困难的3年里,有人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张伯驹的散逸超达,是常人所达不到的。对他而言,再大的风云变幻,也动摇不了心性,再大的浪潮袭来,也不会为其所困——荣辱得失,过眼烟云。

1982年2月,因为感冒,张伯驹住北大医院。

他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潘素提出要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有利于病人休息,但医院方面拒绝了,理由是:张伯驹不够级别。

病房内无比嘈杂,已经84岁的张伯驹目睹身旁的病人死亡,情绪极坏。

潘素再次与医院交涉,依旧被拒绝。张大千的孙子前去探望张伯驹时,张伯驹有气无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只能默默地流泪。

张大千之孙探病张伯驹

两天后,病房又死一人,张伯驹转成肺炎。

就在上级领导批文下来的前一天,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早已停止了呼吸……

当时,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几座你们这样的医院!”

多年后,一向以嬉皮笑脸示人的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讲起张伯驹的死,不禁眼泪婆娑,长叹唏嘘。

他说:“张伯驹他没有死,你灭不了他!当年他说过,‘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我跟你们说,咱们都死光了,千秋后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

他的一生,如同一叶扁舟,卷挟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今,鲜少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当人们为一个个名士大师歌功颂德时,张伯驹就像一页旧报纸,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再无人记起。

时至今日,我们再没有理由不知道他,请记住这个为国家、为民族殚精竭虑的人,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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