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团队清楚我的见解,也不觉得那是疯狂的——但目前他们坚持认为,让伊朗的核项目重新得到控制和全面审查,是美国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在他们看来,伊朗研发核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全球核武管控制度——即《禁止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都构成了直接威胁。
“你看,很多人都在谈论精确制导导弹和所有其他破坏该地区稳定的因素,”拜登说。但现实是,“让这个地区稳定下来的最佳途径”就是“对其核项目”进行应对处理。
他补充说,如果伊朗获得了核弹,会给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其他国家带去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自行获取核武器。“我们最不想看到的烦心事,就是那个地方核能力的增强。”
随后,拜登说,“在与盟友和伙伴磋商后,我们将进行谈判并签署后续协议,以加强和延长对伊朗的核限制,并着手处理其导弹计划。”他还说,如果需要的话,美国总是可以选择取消制裁的,伊朗也清楚这一点。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他们将进行很多有关此问题的讨论。
对中国,他表示不会立即采取行动,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近一半产品征收的25%关税,或是撤销特朗普与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要求北京在2020和2021年度额外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与服务——但中国的履行进度明显滞后。
“我不会立即采取任何行动,对关税问题也一样,”他说。“我不想对我的选项产生偏好。”
他说,他首先想对与中国现有的协议进行全面审查,并与我们的亚欧传统盟友进行磋商,“这样我们就能制定出一套连贯的战略。”
“我认为,最佳的中国战略是使我们每个盟友——至少是以前的盟友——都能立场一致。对我来说,在总统任期的头几周,让我们回到与盟友的一致立场将是首要任务。”
中国的领导人对特朗普有意见,但他们知道,只要他还是总统,美国就不可能鼓动一个全球联盟来反对他们。如果拜登的策略能够成功,对中国来说将不是好消息。
尽管发动了贸易战,但特朗普专注于中国贸易逆差的做法收效甚微。拜登表示,他的“目标将是推行真正能在遏制中国的恶性行为上取得进展的贸易政策”,这些行为涉及“窃取知识产权、倾销产品、非法企业补贴”和强迫美国企业向其中国同行进行“技术转让”。
拜登总结称,与中国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制衡”,“在我看来,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然而,获取更多制衡优势的部分办法,是两党在国内就一些良好的旧产业政策——如政府主导的对美国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大规模投资,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达成共识,而不仅仅是抱怨。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都已经起草了法案,呼吁实施这样的战略。尤其是美国半导体行业,一直在对此办法进行游说。
“我要奋力确保我们优先投资给美国,”拜登说。他列举了能源、生物技术、高级材料和人工智能,作为适合政府大规模研究投入的领域。“在我们对国内、对我们的工人”以及对教育“做出重大投入之前,我不打算与任何人签署任何新的贸易协定”,他说。
而这一次,他坚称美国的农村地区不会被抛下。民主党不可能在失去美国几乎所有乡村县的情况下再连任四年。为了他们自己和这个国家,民主党必须搞清楚这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并与农村地区选民进行更有效的对话。
“你知道,这的确涉及尊严问题,对待人民的态度,”拜登说。“我想,他们就是觉得自己被遗忘了。我想我们遗忘了他们。”
“我是尊重他们的,”拜登补充道,他也计划通过在“红区和蓝区以同样的方式处理病毒”来证明这一点。
我们必须“在奥巴马医改——假设它能继续存在——的基础上结束农村地区的医保危机,保障公众自主权,并让符合条件的人自动加入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这一计划会得到大力支持,但特别是来自德克萨斯、北卡罗来纳等农业州的人也拒绝医保规模的扩大。我们可以增加资金投入。我访问过15家乡村医院。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报销补贴来维持经营”。而这些医院往往是该城镇或城市里最大的雇主。
许多乡村医院和诊所能从远程医疗中受益,但他们没有宽带连接的条件。“我们应该投入200亿美元用于全面宽带建设,”拜登说。“我们必须重建中产阶级,”尤其是在“美国乡村地区”。
在我们的对话结束前,我问候任总统,由于尼拉·坦登(Neera Tanden)发表过一系列关于共和党人的恶毒推文,共和党参议员威胁称,不会批准她担任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主任,对此他有何反应。在如今这个时代,恶毒推文足以取消其资格吗?
“那将会使几乎所有共和党参议员和这届政府90%的官员失去任职资格,”拜登笑着说。“但顺便说一句,她是极其聪明的人。是的,我认为他们总会选几个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为之争吵一番。”
拜登在最后谈及了他对过去四年的丑陋的看法——一开始他看到杯子是半空的,但到最后的判断是,谁知道呢,也许它还是半满的。
给特朗普“投票的人有7200万,这可是个大数目”,他说。但也许,只是也许,当他下台后,“我不知道丑陋是否还会存在。也许还会剩下20%。或是25%的丑陋,我也不知道。”
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回到足以进行合作的程度。
“我们必须找出合作的办法,”他说。否则,“我们就有大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