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的一名高级顾问表示，“每个人都在猜想”有多少香港居民不久将逃离这个城市，前往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
商人以及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内阁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召集人陈智思（Bernard Chan）表示，将孩子送到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目的国去读中学，上大学和获得永久居留权，这条道路对于那些负担得起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
在澳大利亚退休也很有吸引力——陈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澳大利亚是在COVID-19爆发之前，他和家人当时在塔斯马尼亚州进行公路旅行—— “香港并不为退休人员提供最佳选择，如果你没有很多钱的话，” 他对《澳大利亚人报》表示。
但是，在这个拥有750万人口的城市中拥有好的工作或商业业务的人，要谨慎离开。“如果你现在离开，这些工作还会留到你回来吗？” 他说。
这座城市正处于20多年来最大的移民潮中，这是由2019年的抗议活动引发的，而这些抗议活动于2020年1月被COVID-19终止，然后在五个月后被北京颁布的全面的《国家安全法》消除。
香港早期的移民潮发生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之前——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以及1997年香港主权从前殖民地英国移交中国之前。“这次不一样了，”同时还担任保险公司Asia Financial总裁的陈先生说。
香港的早期移民潮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之前，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和1997年从前殖民地移交英国之前。“这次不一样了，”同时还是保险公司亚洲金融公司总裁的陈先生说。
机会之地
现在，中国大陆拥有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处都是现金充裕的公民，其中许多人早已梦想拥有香港的财产。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专业人士被香港的低税率和快速增长的大湾区所吸引，这是一连串的九个中国城市，总人口达7000万，开始了15分钟的火车车程在深圳。
发展包括中国巨头华为和腾讯在内的大都市及其科技产业，是习近平政府执政的重点。
“一件奇怪的事情正在香港发生。我所交谈的每个国际商会——包括香港的澳大利亚商会——都对大湾区，对那些机会感到兴奋，”陈先生说。“许多人告诉我——包括澳大利亚人——他们仍然留在香港，不是因为香港，而是因为大湾区。他们热衷于留在这里，找出可以利用的机会。但是你跟我们当地的年轻人交谈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走出去
在过去的一年中，许多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及其家人悄悄地移居到澳大利亚，其中包括亲民主团体的资深召集人，澳大利亚公民郑宇硕（Joseph Cheng）以及被监禁的24岁学生领袖黄之锋的家人。
墨尔本移民代理Simon De Vere表示，他的公司Stirling Henry Global Migration经历了自1997年回归后来自香港的最大问询量。“我们多数客人说，‘我们已经谈论这些很多年了，“ 他说。
De Vere先生说，成功的申请人有足够的钱来获得投资者签证，或者从事澳大利亚政府需要的技能清单中的IT或护理等职业。
“我认为这将继续加快步伐。” 他说。
护士Clara今年一月份从香港移居阿德莱德。她的10岁儿子的教育是她离开的主要动力。那座城市的社会动荡和紧张的政治环境使她更有决心离开。“很多人告诉我，’你真幸运离开香港’，” 她说。 她的丈夫一直在香港工作。
Clara说广东话，对她来说最大的障碍是英语测试。“我花了半年的准备时间。我尝试了六次，”她说。Clara说，她的四个护士朋友，都将追随她来阿德莱德。
逆流而向
与之相反的是澳大利亚商人——尽管人数要少得多——其中包括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国际总监David Olsson，他于去年9月移居香港。
还担任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主席的Olsson先生尤其关注大湾区的客户。 “距香港中心20公里，有7000万人，这里有全中国最富有的人，” 他说：“大湾区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动力房，为香港提供了更多选择，也为澳大利亚公司将目光投向世界带来新的理由。”
香港政府下周在悉尼举行的一次宣传该地区的投资者推介会已售罄。
很多澳大利亚商人对国际媒体对香港的报道感到沮丧。“我们这里没有缅甸的局势。屋顶上没有直升机，”在该市金融业工作的一名澳大利亚人说。
陈先生表示，2019年社会动荡的后果“使香港的名声非常糟糕”。“每家（在香港运营的）公司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们肯定都进行了审视：’我们应该有一个备份计划吗？’”
去年5月《国家安全法》首次公布时，作为36名香港人大代表之一，陈先生当时在北京出席人民代表大会。
“在会议正式开始后，我们才了解到会议的细节，” 陈先生说。他说他“惊讶地”发现北京中央政府能够以这种方式对香港实施法律。
找到出口
在新的安全法下，已经有近100人被起诉，其中包括涉嫌煽动分裂国家而被捕的青年以及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报纸出版商黎智英（Jimmy Lai）。
陈先生承认人们对这项法律的“灰色地带”存在焦虑，尽管他说有些担忧被夸大了。
“在香港，你可以批评共产党。每天每个人都在抱怨林郑月娥。你仍然可以这样做。
“你就是不能煽动民众推翻共产党。那条线现在响亮而清晰。”
他发现对这项法律的反应因人们从事的专业而异。
“如果你与银行家交谈，他们为什么要担心所有这些，对吧？银行家们对美国制裁的担忧比对国家安全法的担忧更大。但是，如果你是一名记者，我很理解你的关注。”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为学生和香港技术人才提供了离开这座城市的途径，而英国则为大约540万人提供了搬迁的选择——占该市人口的70％以上——英国政府估计未来五年中将有30万香港人选择该方案。
在香港有超过10万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有约30万人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
许多人正在评估他们的选择。
陈先生说，香港政府不确定当下的移民潮将有多大规模。“这是任何人的猜测，”他说，“如果你真的讨厌中国，并且不信任中国，并且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么好吧，也许你别无选择。你必须要走，是吧？”
“但我不认为30万人都会感觉到这种要连根拔起一切的紧迫威胁。
“他们会对两面下注保护自己吗？当然。香港人非常擅长这一点。他们非常务实。他们可能想确保自己有选择权。”
(本文版权为《澳大利亚人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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