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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尔斯：且不说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衡量标准，许多人批评GDP作为衡量标准不完美的证据也不堪一击。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1968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经济数据。他说，国内生产总值(GDP)计入了污染、香烟广告、门锁和破坏森林等一系列社会罪恶，却没有计入社会中那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诗歌的优美或婚姻的稳固。肯尼迪说：“它衡量了一切……除了那些让生活值得过的东西；它能告诉我们有关美国的一切，除了我们为何要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
虽然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竞选演讲中的这一小段话，但这段话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不同竞选团体的战斗口号。
一些竞选团体宣称，国民生产总值(GNP)或GDP——在一国境内这两个概念相同——衡量的东西是错的，因为它们给一个经济体中人们生产和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赋予了价值。阐释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价值的《达斯古普塔报告》(Dasgupta Review)本周表示，GDP“完全不适合……识别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人表示，由于这一数据立于经济统计学的顶峰，政府和社会对它过于重视。也就是说，“被纳入衡量指标的才重要”。
许多人认为这两种批评都有道理。撇开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公认的衡量社会进步的单一标准不谈，这两种批评是否站得住脚也存在问题。
就业很重要，工资也很重要。两者相乘所得的数字占据了GDP的大部分。这一数字也是政府税收的来源，是政府支付其他重要事项（如新冠疫苗和老年人护理）的资金来源。
当然，每个人对记者、税务律师或性工作者的相对价值都有自己的看法，但GDP之美在于它只是将所有人的收入相加，允许人们讨论得到的结果在道德上是对还是错。它不会给出明确的观点。
过去十年告诉我们，GDP是衡量社会价值观的合理指标。想象一下，如果一群经济学家2020年初来到地球，不得不用GDP衡量这个世界的幸福指数。他们会注意到自2008年以来全球GDP增长放缓，中国的GDP于2014年超过美国。他们会据此判断这两个世界超级经济大国整体不和、存在冲突。他们的判断会是正确的。
新冠疫情还告诉我们，我们非常重视有关就业、收入和利润的信息，以至于当GDP统计数据滞后（这种情况非常危险）时，我们会竭力寻找能够说明我们生活水平的实时代理指标。
但GDP是否过于重要了呢？与肯尼迪的论断相反，现有证据表明我们依然关心环境、犯罪、身份和道德。事实上，当GDP与其他问题发生正面冲突时，GDP往往会输。
这种结果通常受到欢迎。如果乔•拜登(Joe Biden)兑现竞选承诺，为美国设定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那么设定了这一目标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例将达到80%。净零排放在短期内会让GDP付出代价。如果全球大部分国家自愿接受这种代价，那么GDP就不再是主导力量。
不好的一面是，最近存在这样的趋势，即糟糕的论点往往压倒对GDP的担忧。拜登强化“买美国货”条款的决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战、英国对退欧的痴迷以及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对独立的狂热，这一切都会让GDP付出巨大代价。但它们在国内政治辩论中都已经或正在赢得胜利。
“GDP是一个对决策制定者过于重要的糟糕指标”的说法时不时就会流行起来，而且往往能轻易得到人们的认同。但这种说法的证据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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