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常住北京的刘畅（化名）请假回到安徽合肥，处理母亲存款等遗产事宜，过程却并不顺利。
公证处要求刘畅提供相关法律凭证来证明其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但她无法证明“外公外婆是自己的外公外婆”，且无法提供墓碑照片走简便程序，只得先行离开。
银行则要求刘畅回母亲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给银行开具证明才能查询资产。
最终，刘畅花了一天时间，只办成了母亲在一家银行的资产证明。
遗产继承“关卡重重”
由于法定继承遗产的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即他们都享有继承权，办理继承手续时，上述人员均需到场，或提供放弃继承的凭证。
公证处工作人员表示，作为独生子女的刘畅，不能代表其外公外婆、父亲办理继承公证。刘畅表示外公外婆早已去世，父亲70多岁行动不便，也无法自行前来。因此，公证处提出，刘畅如要办理，需提供外公外婆死亡证明、逝者配偶因故无法到场放弃继承权的公证等相关凭证。
而在提供这些证明之前，刘畅要先证明“外公外婆是自己的外公外婆”。听闻此言，她十分为难，因其母亲结婚後与外公外婆早已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加之手头没有外公外婆的死亡证明，更无法提供相关法律凭证。
于是，公证处工作人员提出，要麽去社区居委会走访提供证明，要麽“去逝者档案所在单位查询档案信息证明其父母身份”。如果还不行，那就得到外公外婆坟前拍摄照片，提供“墓碑照片”走简便程序。
上述证明刘畅均无法立马提供，且由于地方风俗，外公外婆坟前目前也没有立碑，反复沟通无果之下，她只能离开。
面对舆论质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消保处处长陈默表示，出于保障存款安全、保护已故存款人及所有继承人利益的目的，银行在尽量为百姓提供便利的同时，必须采取足够的风险控制措施，在继承便利和保护存款安全之间寻求适当平衡，以防范道德风险和欺诈风险。
公证处方面表示，在无法提供法定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的情况下，要求提供墓碑照片，借以佐证死亡事实和亲属关系，这是业内公认的便民之举，这对于当事人而言较为简单，可进一步降低当事人举证负担。
对此，刘畅表示，她并非指责公证处的工作流程，也理解银行考虑资金安全的做法，只是作为一名从外地请假返乡办事的百姓，各种手续耗时之长、各种证明办理之烦，让其倍感无力。
“数据跑路”频遇“拦路虎”
记者梳理发现，刘畅的经历并非个案，此前媒体就曾报道过多起，如：让年近七旬的老人为离世近百年的祖父母开“死亡证明”；证明“我爸是我爸”才能取病逝父亲的住房公积金余额；取遗产辗转花费多年……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需要处理的遗产事宜不在少数。
为何遗产继承办理如此复杂，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部门间数据尚未全面共享，旧信息未跟上新数据时代。如遗产继承中，即便子女出示户口本等信息，仅仅只能证明其是死者的继承人之一，而不能排除存在其他子女的情况。根据规定，需查阅配偶、子女、父母等多方面信息。
公证行业内部人员坦言，由于部门之间的数据尚未全面打通共享，为了保障全体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只能通过法律证明文件和相关材料佐证。加上涉及祖辈的信息，在过去大多是纸质材料保存，信息缺失、没有上网的情况并不罕见，这都导致了通过身份证、户口本等难以证明的情况。
二是社会信用体系未完善，财产安全仍需证明保障。“在办理小额遗产继承和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业务的时候，按照监管规定，需要继承人提供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个别情况继承人无法提供以上文件、也无法从相关部门处获得证明材料的，银行不具备判别亲属关系的能力，业务办理就会遇到困难。”陈默坦言。
三是银行及公证机构的延伸服务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存在差距。“不能就法律讲法律，法律要解决百姓实际问题，只要诉求是正当合理的，在百姓无助的情况下应考虑怎麽解决，不能一味说办不了。”安徽省公证协会会长、合肥徽元公证处主任孙晓龙说。
陈默认为，一些群众面临的遗产继承情形相对复杂，对于政策知晓度不够，不能完全理解办理过程的复杂性。群众和银行及公证机构之间，关于金融政策和服务方面信息的不对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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