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Alan Neuss收到第二组祖先DNA检测结果他才开始意识到关于“我是谁”的整个认知不对了。<br />
一开始的结果表明这位家住Box Hill North男子的DNA中8-10%来自西欧。看上去这和他德籍澳洲人父亲的基因是一致的，Neuss在成长过程中就和父亲讨论过家族的海外族谱，还在世界杯中为德国队加油。
然而几个月后，Neuss在2019年收到了第二组结果，将他的DNA坚定地落户在了英国。这说明他和德国或者和这个他称之为父亲的人根本没有生物联系。
“我感觉丢失了我的整个身份，我的成长认知消失了。我真的很难接受，”Neuss说，当时他40岁。“有那么4，5个星期我处在黑暗中。”
Neuss 和父母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而他的父母和其他在几十年前想要使用捐赠精子或卵子的人一样，曾被告知最好不要谈论这个话题，也不要告诉孩子。
Neuss很高兴他这样做了，他相信和父亲的关系在谈话过程中跟亲密了。
尽管如此，现年41岁的说他感觉在过去曾经给父母告诉他真相的机会已经“错失了”。
“成长过程中，我总是会感到有些事情不对劲。我很多次和亲戚说：‘我是不是领养的；我比家里每个人都高，我和你们所有人的幽默感都不一样’。。。我给过他们机会但是从来没有人拿起——这是最伤人的。” Neuss的母亲后来过世了。
维州辅助生殖治疗管理局（VARTA）首席执行官Louise Johnson称随着各种祖先网站上和消费者直接相关的DNA检测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类似发现。
这一趋势在2017年维州生殖治疗法案进行修改，赋予捐助孩子获知其捐赠人身份的权利后变得更有可能。
为了防止不安，Johnson敦促所有利用捐助的父母把事实告诉他们的孩子，他说经验显示他们希望知道事实并希望由父母告知。
“确实存在捐助孩子通过DNA检测发现真相的风险，他们还可能找到捐赠人。。。因此匿名捐赠是过去式了。”
Johnson表示父母害怕告知成年孩子真相是很普遍的，但是保持沉默“同样是巨大的负担，通常父母在告知真相后会获得巨大的慰藉”。
自2017年以来，163人利用知情法申请了解捐赠者信息，包括Neuss，他在去年愉快地和捐赠者见了面。
50名捐赠者申请获悉他们的后代并询问其后代是否愿意更多了解他们。VARTA已经联系了54名捐助儿童，其中47人不知道自己是捐助儿童。
有数千维州人接受捐赠精子或卵子，VARTA网站上注册了3万名捐赠者，捐赠儿童和其父母。在中央登记名单的11559人中，4650人年龄在18岁或以上，他们有权申请获知其捐赠者信息。
对Neuss来说，和捐赠父亲的联系始于一次“感觉上非常熟悉的谈话”。封锁减缓了他们在现实中的会面，但同时“我读他的短信就好像是我自己发给自己的，我们是如此相似”。
“和他的会面太神奇了，我们说话的方式，对事物的看法都非常相似，这是件超现实的事情。拼图的每一块都复原在位，一切都有理有据。”
在和捐赠父亲会面后，为了向自己父亲确保“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变”，他也开始花更多时间和他在一起。
社会工作者，VARTA捐赠登记服务经理Kate Bourne说捐助孩子从自己父母那里获知真相要好得多。“通常通过充满爱意和支持的方式获知真相比通过其他源头要轻松得多。”
如果父母选择隐瞒，“会有很多怀疑为什么。。。他们不会喜欢不同，而且父母被告知不要告诉他们。”她说在父母去世后才获得真相对捐助儿童更难。
Ancestry.com.au网站一名发言人说她不认为有人曾告诉该公司他们通过商业ＤＮＡ检测获悉自己是捐助儿童的情况。
她说：“尽管没有明确数字，但是我们了解在有些情况下结果可能出人意料。”
“我们非常认真对待客户——以及复杂的发现可能带来的影响。”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 … 0210119-p56va7.html
“唐人街”Fb每日分享澳大利亚精选新闻，让你随时随地知道澳洲最新 @玩乐、@移民、@生活资讯：https://www.fb.com/news.china.com.au/
【欢迎新闻爆料，洽谈合作！】微信订阅帐号：news-china-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