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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令全球很多货运暂停。
在过去的25年，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
它或许听起来是一个颇为奇怪的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历史学家都会告诉你，人类国际通商活动，已经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
看看中世纪的香料贸易或者东印度公司就知道。全球化讲的其实是国际贸易当中的规模和速度，它在最近几十年里迅速爆炸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便利的旅行、国际互联网、冷战结束、贸易协议和迅速发展的新兴经济，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创造了一个体系，我们对世界另一边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得多。
正因为如此，新冠肺炎（COVID-19）的肆虐才会如此立竿见影地影响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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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汽车厂停止了生产。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的首席经济学家贝塔·贾沃西克教授（Professor Beata Javorcik）说，过去这17年，全球经济变化的速度也是深刻的。
“我们回头看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或称非典型肺炎）流行的时候，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4%，”她说，“现在中国所占的比例是当时的四倍，即16%。所以这就意味着，不管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对世界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全球化帮助解释了英国几乎所有大型汽车厂都关闭的原因——它们依赖于销售网络，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零部件采购。当两者都崩塌的时候，它们就停止生产汽车了。
所以，中国的财富与健康，对我们的影响比过去更大得多，但是不仅仅是规模的问题——全球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牛津大学的全球化与发展学科教授、《蝴蝶效应的缺点：全球化如何制造系统性风险以及应该怎么办》（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书的作者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说：“风险变成了可以溃烂的东西，这是全球化的要害部位。”
他表示，这不仅是在这一次危机当中才看得到，在2008年的信贷紧缩和银行危机当中也有，还有互联网在网络攻击面前是何等脆弱。这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是也带来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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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帮助提高了收入，令经济迅速发展和令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同时它也提高了传染的风险，不管是经济还是医学上的传染。
于是，这场最新的危机对于全球化来说意味着什么？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经济学教授里查德·波特斯教授（Prof Richard Portes）则认为，现在看来很明显，改变是必须的，因为各企业和人们现在都意识到，他们过去冒了怎样的风险。
“就看贸易吧，”他解释说，“一旦供应链受到（冠状病毒的）干扰，人们就开始在本地寻找其他供应商，哪怕它们价钱更贵。”
“如果人们找到本地供应之后，因为那些已经认识到的风险， 他们就会坚持与他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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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沃西克教授也同意，并且认识综合因素将意味着西方的制造业会开始将一些工作转回本土，或者用它的术语叫“外包回流（re-shoring）”。
“我认为（主要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将会令企业切实认真地考虑回流，”她说。
“他们会将一些能够自动化的生产活动回流，因为回流能带来确定性。你不需要担心你国家的贸易政策，而它也给你一个机会，去让你的供应层面多元化。”
不过，这对于西方国家经济来说却不完全是好事。它们现在或许认为，自己已经太依赖全球化，而上述变化则会将两头都截断。
全球化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转移产品，而是转移人，转移想法和转移信息；这是我们英国和其他欧洲经济体非常擅长的事情。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英国贸易政策项目主管大卫·海尼格（David Henig）指出：“服务行业肯定已经跳崖了，而且再看看旅游业和大学吧。”
“今年秋天，西方国家的大学新生入学率肯定会令人担忧。这是一项巨大的出口产业……比如很多大学都依赖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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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都依靠学费更高的国际留学生，这是一项重大的收入来源。
认为全球化就只是将制造业或者供应链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亚洲国家，这种想法太过简单。它还会导致愿意付费来我们的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大量增加，还有大量富裕的游客想要来这里花钱，这还只是服务业的其中两项。
令全球化放慢甚至是倒退，肯定会对这些产业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但即使这样，戈尔丁教授仍然认为这一次全球大流行代表着一次重大改变，而且“供应链碎片化在2019年到顶了”。
不过，有一些领域，比如3D打印、自动化等，已经能够感觉得到对客户订制化、快速投递以及保护主义的需求；现在似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只会加速这个进程。
然而，真正的担忧不在于这些变化是否会发生，而是它会走多远，以及人们将会如何管理它。
戈尔丁教授有一个简单清楚的方法来解释不同的选项——结果会是更像一战之后，还是二战之后？
我们可能像1918年之后那样变弱，国际组织更加弱势，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萧条加剧。或者，像1945年之后那样，有更多的合作和国际主义，像布莱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联合国以及关税贸易协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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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因为布莱顿森林会议力图制定更公平的经济秩序，对于世界的未来有更乐观的期待。
戈尔丁教授仍然比较乐观，但他担心的是谁将领导这一切。“我们可以乐观，但是我们也肯定没从白宫那里看到领导力，”他说，“中国也不能马上就站起来，而大不列颠也不能领导欧洲。”
波特斯教授也有这样的担忧。他指出：“2009年伦敦G20峰会商定一万亿美元（8000亿英镑）的国际合作协定，连德国都加入了。但是现在，G20里面没有领导者，而美国是在国际场合当中缺席。”
全球化会倒退吗？很可能不会，它对经济发展太过重要了，倒退不可能，但是却很可能会放慢。
不过，更重大的问题是，我们从这次危机当中汲取教训了吗？我们会学会发现、控制和管控全球化似乎必然伴随的风险吗？因为要做到这一点，目前似乎还缺乏所必须的合作与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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