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信的朋友、善辩的恶人……
特朗普不是首位与媒体之间存在问题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森和亚伯拉罕·林肯也都对媒体有过抱怨。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的新闻秘书Sheila Tate曾感叹:“你不能与传媒长期处于交战状态,他们每天都在报道你的新闻,如果你当他们是垃圾桶,他们一定会反映在报道中,毕竟他们都是人。”但事实上,白宫与媒体的关系并非一直剑拔弩张,它们时而亲密,时而翻脸,时而利用,时而交战……
“报刊既是科学的朋友,又是自由的保障”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对新闻界持批判态度,”纽约大学历史教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前主任蒂莫西·纳夫塔利如是说。操纵、利用、翻脸,很多美国总统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都不简单。事实上,白宫对新闻媒体的批判可以追溯到设立总统的初期。
“现在报纸上看到的没有什么是可信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森在1807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杰弗森的评论是为了回复约翰·诺维尔,后者不久后成为了《巴尔的摩之声》的编辑。此前,他曾以书面形式询问杰弗森,应该怎样运营一份报纸。
然而,几年前,杰弗森还是一名“新闻斗士”,他说,如果必须在“无报纸的政府和无政府的报纸中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也曾将媒体称作是“社会警钟”,而他之后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更是将新闻自由作为基本权利,写入了美国宪法。
在与媒体的关系方面,杰弗森曾认为,人民的舆论是民主政府的基础之一,要使舆论保持正确,就必须依靠新闻媒介和新闻自由。早在1799年初,他就写信给麦迪逊称,报刊既是科学的朋友,又是自由的保障。报纸能揭露政府和官员的不法行为与阴谋,帮助民众监督政府。他也承认民众偶尔会被错误的舆论所误导,但很快会觉悟过来。初任总统期间,杰弗森受到了由保守派和联邦党人控制的报纸的中伤,但他出于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听之任之,使新闻媒体监督政府的职能得以保存和成长。
但这种看法在19世纪初发生了转变,美国历史学家、美国问题专家诺伯特认为,“杰弗森对报纸与日俱增的反感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美国的两党制是杰弗森时期开始形成的,那些保守的拥护联邦制的媒体对于杰弗森非常不客气,这位美国总统必须要让自己一方的媒体与之对抗。”
报纸对林肯成为总统起了很大作用
而到了19世纪中期,报纸业空前发达,许多报纸出版商及编辑与政客处于同一阵营,看重的多是政客的观点而非新闻,他们更忠于自己的政党,很少关注公共利益。第16届美国总统林肯就深谙其道,试图将媒体力量为己所有。
美国作家哈罗德·霍尔泽是林肯的忠实追随者,他在《林肯与媒体的力量》一书中阐述了当时政治与新闻的复杂关系。书中记录,林肯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读报纸。报纸不仅对林肯成为总统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帮他在任期内巩固了领导地位。
1858年,当时的林肯名气不大,却要挑战家喻户晓的在任者道格拉斯,争取伊利诺亚州参议院的席位。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林肯花了很多时间培养伊利诺伊州的记者。他成为总统后也一直这样做。为了获得德国移民的选票,他甚至还成为了德语报纸Springfield的合伙人。成为总统后,林肯始终没有举办过正式的记者招待会,即使在1862年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访问白宫时,他也没有允许记者进行任何主要采访。他还找到了一种既能够贴近大众又能减少报道影响的方法,即写一些好似个人信件的文件,然后有策略地向新闻媒体发布其中的内容,以此让更多的人看到。
霍尔泽认为,林肯对媒体的操控“比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厉害”。对他比较友好的记者,林肯给他们提供信息,或者奖励他们以政府职位;对他不友好的记者,林肯或者迷惑他们,或者将他们送进监狱。林肯自己也曾说,“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公众舆论就是一切。拥有公众舆论支持,一切都能办成。没有公众舆论支持,什么都办不成。”
老罗斯福的“扒粪者朋友”
相比林肯对美国媒体游刃有余的掌控,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与媒体的关系就复杂得多,他与媒体合作,揭开了社会的黑幕,又将媒体贬为“扒粪者”。
据报道,老罗斯福本人是公认的改革派领袖,借助政府权力管理和监督私人经济活动,这与当时新闻界的“揭黑”运动恰恰构成互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但是工业革命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工人和农民收入不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政界和企业界的腐败和弊端。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揭露社会真相,阻止腐败蔓延滋生。
1906年,美国记者厄普顿·辛克莱的报道《屠场》描写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里移民工人的悲惨境遇。辛克莱把不卫生的生产环境、产品以次充好等现象进行曝光,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之后,老罗斯福马上派人去芝加哥展开调查。调查证明,辛克莱所描绘的现象的确存在。老罗斯福随后向国会递交特别咨文,要求国会制订一项法令,授权联邦检查员对肉类食品生产的全过程进行检查和监督。
尽管如此,为了考虑和摆平“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老罗斯福有时也只得口出贬辞。
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在他的《自述》中回忆,在一次采访时,老罗斯福坦言,为了通过某些利国利民的条款,有时他不得不与参议院和众议院做某种交易。对此,斯蒂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统先生,甚至是你本人都能察觉到为了推行你的利民政策,你得在参众院收买选票,以求得到人民选举的那些代表的支持。”
斯蒂芬斯的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老罗斯福将他召到白宫,怒气冲冲地指责他滥用文字,公开说他是贿赂和腐败。不久,老罗斯福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为英国清教徒约翰·班扬寓言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在小说中,扒粪者手拿粪耙,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
有分析称,老罗斯福之后对记者感到不满,主要是出于执政者的荣誉感和危机感。他担心过分暴露社会黑暗,会激起人们怀疑和反对现行制度。
记者相信,没有一个政客值得信任
告别了工业革命,美国迎来了冷战。但也正是冷战使得白宫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一度得到缓和。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年代,美国记者曾视自己为华盛顿政治圈的一分子,对官员、议员比较信任。尤其是当时冷战方兴未艾,他们自觉与白宫在报道上相互配合,为白宫保密,尽量不使其尴尬,并认为这是爱国的表现。
当时记者在白宫出入自由。当艾森豪威尔有话要说时,他的新闻官就会把记者带到他的办公室,围在总统办公桌旁边,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就像朋友一般。这种融洽的气氛,在肯尼迪时代达到高峰。肯尼迪魅力非凡,连记者都拜倒在他脚下。他懂得与人为善,例如会请打字员把讲稿打好,分发给记者,方便他们工作。
然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让白宫与媒体的关系出现了转折。越战和“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传媒生态。这两件事让记者相信,没有一个政客值得信任。
官员们最初信誓旦旦,说参与越战是为了高尚的理由,会速战速决。结果战争却旷日持久,而且日渐丑恶。为了掩饰“水门事件”,官员们不但封锁消息,还一次又一次地撒谎,甚至用见不得光的肮脏手段打击追问真相的记者。
尼克松可以说是二战后与新闻界关系最恶劣的美国总统。他视传媒为宣传工具,对幕僚说,向新闻界作简报只需说些你希望他们听到的话,而不必理会他们想知道些什么。在他看来,新闻界是敌人。在尼克松的默许下,时任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也赤膊上阵,挑衅传媒。1969年11月,他发表了一篇演说,狠批传媒为“恃自己有财有势而最爱喋喋不休唱衰其他人的混蛋”,又把批评越战政策的传媒形容为一伙“鲁莽、自以为是,但其实软弱无能的人”。
结果政府与新闻界的仇恨日积月累,陷入“全面战争”,直到尼克松最后被迫下台,双方之间的伤痕仍久久不能愈合。在随后的福特和卡特两任总统时期,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直到里根总统时代,情况才出现较大的转变。里根被美国人誉为“一代沟通大师”,有记者批评里根,白宫也不会断绝和这位记者的交流或尝试孤立他。白宫尽量了解记者的需要,并尽量尝试去满足、配合。这让里根成为了过去近40年与传媒关系最佳的美国总统。
白宫炮制新闻
里根的做法也没能阻止白宫与记者蜜月期的终结。克林顿主政期间,传媒曾如狼似虎地咄咄相逼,与他在“白水丑闻”和性丑闻中苦缠不休。
而他的继任者小布什与媒体的关系更为紧张。2005年3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布什当政,一个预制新闻的新时代》的文章,撩开了美国政府“策划新闻”神秘面纱的一角:美国媒体上的很多报道,实际上都是白宫炮制的。
2004年,美国很多电视台都播放了这样一则广告宣传片,片中采用新闻形式报道小布什政府的新医疗保险制度中关于处方药的法案。由于外形包装得太像新闻了,以至于许多观众都认为这就是一则新闻。而这则“新闻”的制作方就是小布什政府,其目的是“软性”宣传小布什的医疗改革政策。
事实上,在小布什前四年的总统生涯中,至少出现了数百条政府事先炮制的新闻,涉及制作公关新闻的包括国防部和统计局等至少20个政府机关,所涵盖的内容也从伊拉克战争到医疗保健体系等各个领域。
此外,有报道称,小布什还曾在记者中安插过“卧底”。
2005年1月26日,美国塔隆新闻通讯社驻白宫记者杰夫·加农如往常一样,向小布什提出了明显带有亲政府倾向的问题。从那时起,不少人开始怀疑这个特别获得白宫青睐的“新手”。一些调查者发现,加农只是一个化名。事实上,前往白宫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记者要经过严格审查。要想得到通行证,就必须获得国会批准的一级安全信任状。但加农并没有信任状,他只是拿着一张写有“当天有效”的白宫通行证,就在白宫待了两年。
就此,加农的“卧底事件”彻底曝了光,而这个杰夫·加农也从此在新闻界“蒸发”了。
“我们总是目标一致”
随着新媒体的闯入,无论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YouTube、Snapchat,似乎还没有哪个总统像奥巴马一样,拥有这么多直接面向美国民众的渠道。但美联社称,奥巴马与传统媒体的关系仍然紧张。
2013年,美国民间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奥巴马政府为“自尼克松以来在控制媒体上最富进攻性的一届”。就在这一年,美联社公布消息说,司法部下达了传票,要该通讯社所用的电话公司交出20位记者的电话记录,原因是美联社就中央情报局在也门的反恐活动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报道。同时遭受调查的还有福克斯新闻网驻国务院记者詹姆斯·罗森。在发出了一些揭秘报道之后,罗森被跟踪监视,连他父母的电话也被监听了。《纽约时报》的总编吉尔·奥布林森认为,奥巴马的白宫是她见过的历来“最能隐藏秘密”的政府。
此外,“保护记者委员会”还列举了一系列白宫控制媒体的做法。包括:通过网络来散布有利的新闻,同时阻挡媒体的调查;经常会直接打电话骚扰记者与编辑,批评媒体的报道;偷偷地拿走美联社和福克斯新闻网的电话记录;在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过美国核查朝鲜核武器的消息之后,一份法律文件就指责福克斯新闻网的记者犯下了间谍罪。
但奥巴马对自己与传统媒体的关系状态十分坦然,他在2016年4月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承认,我们有时存在意见分歧,但我们总是目标一致:让公众讨论反映真相。”
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公众舆论就是一切。拥有公众舆论支持,一切都能办成。没有公众舆论支持,什么都办不成。——亚伯拉罕·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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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非 设计|夏小正
资料来源:《跟总统较劲——美国总统与传媒》江鸿着、《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12月8日《美国总统与传媒的恩恩怨怨》、《德国之声》2月26日《从杰斐逊到特朗普 美国总统与媒体的爱恨情仇》、译言网2014年11月2日《林肯与媒体的力量》、《南方周末》2016年5月23日《他帮奥巴马玩转媒体》
本文原载于澳洲华语新闻周刊杂志《CITYWEEKLY 城市周刊》第257期,欢迎在线阅读:CITY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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