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93岁了，他常常自夸：咱们张家宗亲，没人比我更长寿了。每次和我通电话，总是说：你有机会，就多回家看看吧，我都这把岁数了，见一次少一次。
我和父亲远隔万里，我在南半球的悉尼生活，他在北半球的广州颐养天年。早些年，我们当子女的曾想让父母来澳安享晚年，可他们不愿意。我明白，他们的生活记忆，人脉关系、离休待遇都粘在那片故土，习惯了，觉得舒服，就不肯挪窝。母亲前些年染疾先走了，父亲独居，便请了个保姆照料，过得也还舒心潇洒，就是常催促我多回家走走聊聊天。
年逾古稀的父亲，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很足，不管对来访的同事、友人或家人，一开口，就像是上班发号施令，或对下属谆谆教导。我提醒他，您都退了多年，就省点力气，补补神吧，真是老糊涂了。他哈哈一笑：我清醒得很，现在还能写文章呢！
的确，他80多岁的时候，还发表文章，86岁那年，还一笔一划用手在稿纸上撰写了五、六万字的家史。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张家的历史，包括祖宗和族人的名字，清代民国的轶事，还有家族的很多细节及人物故事呢。他老人家的确还不糊涂。他微颤颤地拿出身份证递给我，说：你可以考考我身份证号码呀！于是他一五一十报出了一长串的数字。果然，18位数一个不拉一个没错。这倒让我刮目相看，我连自己的电话号码、账号密码之类，也常常是记不清楚的。
他对人生很多事情的细节记得很清楚，但有个毛病，昨天跟我聊了半天的故事，今天又兴致勃勃地说同一个故事。我说，这个故事我听过了，他哦了一下，但明天，他还是会一本正经重复着这个故事。我都烦了说，您这么反反复复说，还不老人痴呆症？他告诉我，医生给他做了脑部扫描，还好，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脑部萎缩。他问，那怎么办？医生说，无碍，这是人体衰老的常见状态，不可逆转，只能控制其发展缓慢一些。他追问，发展下去又会如何？医生老老实实回答，如果发展快了，就会老人痴呆症啊！他笑对医生说，我每天还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时事分析节目，怎么会痴呆呢？
人的记忆是很奇妙的。有些事情刚刚发生了，你一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而有些陈年老事，你总会挥不去抹不掉；那些宏大叙事吧，你也许记不住，而有些芝麻绿豆琐事，你总唠叨上心。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选择性记忆吧。父亲的选择性记忆是很明显的。明明昨天看过的电视节目，今天电视台重播了，他还一眼不眨地盯着看。我打断他：您昨天看了嘛，现在是重播，浪费时间。他断然说，没有，是新的。我无奈，这会不会是老人痴呆的前兆呢？最考验我耐心的，就是他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说着某些往事逸闻，而且对细节的记忆是惊人的，每次说的几乎都不走样。我也只能老老实实听他说，陪他聊，倒也让我记住了一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对他的个人经历也有了一些立体印象。
我对父亲，其实了解并不多，我们父子的生活常常处于错失状态。小时候，我在广州读书，他在北京工作；后来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当知青，他也流放到河北干校劳动；他调回广州任职，我也回城读书但却是寄宿，不与父母同住；等毕业工作了，我又去北京进修了四年，回来后单位分了住房，不久又移居澳大利亚。所以，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与父亲一起过日子的。对他人生阅历的了解往往很骨感，缺乏血肉。看了他写的家史，我才知道张家的许多事情，知道他的一些经历，但也发现了一个疑点。
我说，清代民国的事情，上辈人的事情，您年少的事情，您倒写得很详细，记忆很清晰，但到了新中国，您自己身边的事，却写得比较简略，特别文革那段，您几乎略而不谈，为什么呢，是记忆问题？他摇摇头说，哪会记不住呢！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人们的经历大同小异，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反而是不堪回首，写在家史里面，也不能为张家增光添彩，不写也罢。他还“呵呵，你懂的”，连潮语都用上了。我反驳他，家史就是留给后人的真实记录，留白了，不遗憾吗？他不语，还是没有增补的意愿。
虽然没去补写什么，但他却喜欢跟我闲聊，回家聊、电话聊，如复读机般重复往事，似乎怕我不用心，似乎怕我不理解，似乎怕我没记住，其实，是他根本无法忘掉罢了。他的啰嗦重复，确实让我记住了一些细节。父亲的前半生是个新闻工作者，后半生才是个学者。他说：我当记者时伤害过一些人，当然也被别人伤害过；我也帮助过一些人，当然也获得过感恩。而他最内疚的人，就是他的梅州客家同乡罗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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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潜是药理学家、德国医学博士、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新中国后出任中山医学院教务长。五十年代反右风起，开始是上头鼓动党内外人士向党提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罗潜是知名民主党派人士，当然也是媒体宣传报道的对象。父亲是党报记者，慕名采访了罗潜。当时罗潜直言，党提出的外行领导内行，不符合客观规律。我们是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当然是由医生、院长决定医疗方案，难道由不是医科毕业的书记来决定开不开刀，怎么开刀？这怎能对病人的生命负责？他认为医学与政治是两回事，应该由教授治校。父亲觉得很有道理，如实作了报道，文章题目就是《外行人办不了内行事》。这本来是对上层传递正面的信息，也是对社会民意的一种真实反映。没想到，大鸣大放不到两个月，风向急转，名曰“引蛇出洞”，强力回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用说，罗潜也因言论被戴上“右派“帽子，监督改造。文革平反后，父亲与罗潜有一次在戏院偶遇，双方打了个招呼，都有点不自在。罗潜可能认为自己当年的表达是正确的却落得个名誉扫地，而父亲觉得，如果不是自己的报道”白纸黑字“坐实了罗潜”向党进攻“的罪名，这位医学权威就不会蒙受不白之冤，因此很有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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