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试图推翻我们上一次大选的结果，唐纳德·特朗普已经遭到了弹劾。但无论他的审判情况如何，对于他所使用的武器依然能随意为他人所用这件事，我们都不应该心存侥幸。那是一个名为“网络空间”的地带，在其中我们彼此相连，却没有人主持大局。
和以往的领导人不同，特朗普利用了这一地带，散播了一个弥天大谎，破坏了人们对我们的选举体制的信赖，并且引发一场对我们国会大厦的袭击。我们急需一个解决网络空间问题的方案。
中国已经搞明白应该如何将其专制体制和共产主义价值观投射到网络空间，以加强其增长和稳定，比我们将民主价值观投射到网络空间方面做得好得多。而这东西还是我们发明的呢！
如果我们不赶快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在经济上落后于中国，因为大流行已经大大加快了一切事物的数字化，让网络空间比以往规模都更大、更重要。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网络空间由所有在互联网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总和构成，当它首次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蓬勃发展时，似乎是个良性产物。当时发生在上面最糟糕的事情，是一个叫贝佐斯(Bezos)的人在某个以巴西一条河命名的网站上卖书——有时候连州销售税都不收。但一批新的博主和网站迅速出现，完全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上面还有赌博、色情片和娱乐——还有基本上你能在一个数字版的蛮荒西部酒吧找到的一切。
快进到今天。网络空间开始变得像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但它没有边界，也不存在治理。它有自己的各种加密通信系统，例如Telegram，它们在实体政府的听力范围之外。还有自己的全球新闻收集和分享平台，比如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它甚至有自己的货币——比特币等等，它们并非由任何主权国家发行。
近年来，所有这些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可以让以前闻所未闻的重要声音为更多人听见。但是，它们也可以让一个相信犹太人的太空激光器引发森林大火的人获得足够多的拥趸，把她送进国会。它们可以点燃争取种族平等和妇女权益的群众运动，也能煽起民众反对新冠病毒疫苗，或者打断一个国家神圣的和平权力交接。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学问题是，要如何从这个网络领域获得有利的一面，同时减轻不利的一面？中国、美国和欧洲有着各不相同的策略。我支持欧洲的做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随着网络空间开始成为一个人们相互联系的无政府之地，认为，这对它的权力垄断，以及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的秩序与稳定构成了威胁。
于是，在2014年，中国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来协调政府对网络的所有监管，确保北京能够把网络当成天安门广场一样来管理。
现在，正如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匿名发表对习近平主席的批评一样，在新浪微博上你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新浪微博类似中国版的Facebook加上Twitter，所有用户都必须使用真实身份注册。Facebook、谷歌、Telegram、Twitter和《纽约时报》在中国都被防火长城屏蔽了（尽管可以用一些非法的办法绕过它）。
我相信，中国会为屏蔽它们而付出代价，哪怕是最小的媒介——比如最近新出现的音频开放式应用程序Clubhouse，它们提供了民众发泄情绪或者讨论重要问题的渠道，比如正在蔓延的流行病，但该政权并不这么认为。
“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如何将旧的实体治理体系和价值观运用到新的网络世界中，而中国表示，它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主义，”微软前首席研究和战略官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解释说。“我们则只是没有做出选择。”
的确，随着亚马逊、Facebook、Twitter和谷歌等美国大型网络公司的出现，它们认为，无为是网络空间的最好治理方式。它们的商业模式将掌控一切，而且它们会变得更大、发展更快。
它们能够成长得更快，要归功于美国的一项法律——制定的时候马克·扎克伯格才11岁时，距离他在2004年创办Facebook还有很多年——1996年《通讯传播正当行为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节。
该法规定，互联网/网络空间企业（当时基本都是帮人们查找食谱和电影评论的简陋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无需像《纽约时报》或CBS那样，对用户在其平台上发布的诽谤或虚假内容承担责任。这些企业被视为印刷机构，而非新闻机构。这确实促进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但后来被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利用，让他们得以免去必须大量编辑其发布内容的麻烦。
而这些平台企业靠其主要功能——联系朋友、搜索和分享猫片——发展壮大的同时，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如何将所有流量和免费服务变现的方法：广告。
他们吸引的广告越多，就越要努力留住用户，这要靠了解每个用户喜欢或讨厌什么，并向他们推送更多内容，以便建立每个用户的心理模型，这样平台才能告诉广告主每个人都喜欢哪种牙膏。
政客很快意识到，他们能像牙膏公司一样从数据中受益。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首次总统竞选中就利用数据在网上筹集资金，后来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也利用数据团结他在中西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者，并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在同样的摇摆州压制黑人选民给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投票。
没用多久，从缅甸的屠杀到美国的弥天大谎，各方势力就学会了利用这些平台组织各种邪恶活动。
肖沙纳·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把这种商业模式称为“监视资本主义”，在一年前发表于时报的专栏中，她详细描述了这些网站如何从“公告栏”摇身一变成为“超高速的全球脉动，任何人都可能引入危险的病毒，却没有疫苗”。
唉，我们的议员要么太过僵化，要么全被收买，要么太想将这些平台为自己所用，因此无法制定严格的立法。平台都说，“别怪我们——来规范我们吧。”然而他们也都在利用巨大的游说力量来抵制此种规范。
结果呢？“在中国人设计和部署数字科技以加强其威权统治体系的时候，西方仍处于妥协和矛盾之中，”祖博夫在上个月发表于本报的文章中写道。“这样的失败给民主体系留下了一片空白，其危险后果就是，20年来我们逐渐向民主治理约束之外的私人监控和行为控制体系倾斜。”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希望，已经对这些美国大企业的巨大权力保持警惕的欧盟，已经强迫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允许欧盟公民从搜索中删除对他们不利或不准确的网络资料、并对边缘政党的危险更加敏感的欧盟，能够利用其作为全球最大贸易集团的影响力，向我们展示如何以民主的方式将我们的价值观投射到网络空间。
几周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发表了一封毫无保留的公开信。她指出，她在电视上看到了“愤怒的暴民冲击美国国会大厦。这些画面让我深感不安。……当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对民主构成威胁时，就会招致这样的后果。”
她指出，去年12月，欧盟领导层向欧洲议会提出了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以确保“未来模拟世界中非法的东西在网络上也是非法的……我们也希望平台在其算法如何工作方面提供透明度。……我们还希望对互联网企业提出明确要求，让他们为自己发布、推广和删除内容的方式承担责任，”并减轻他们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硅谷之外》(Beyond the Valley)的作者拉梅什·斯里尼瓦桑(Ramesh
Srinivasan)告诉我，美国亟需效仿欧盟，制定数字权利法案，以“在言论自由和让仇恨言论及不知名来源的明显虚假信息大肆传播的算法之间建立正确的平衡”。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像中国那样有效地投射到网络空间，而且我们得尽快做到这一点。拜托了，欧洲，给我们指条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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