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辟谣、标签与迷思</strong><br />
12月底至今，一轮新闻攻防战在中国与BBC之间展开。12月15日，BBC刊发了一则新疆报导，驻华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赴库车调查新疆强迫劳动的新情况，途中遭遇当地警方阻拦和限制；12月27日，《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则刊发了另一版本的叙事，称BBC报导不实，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1月9日，中国日报新媒体接着推出一则的辟谣短片，同样称BBC记者虚构事实散布虚假新闻。
报导攻防战的议题从新疆延伸至疫情：12月10日，BBC发布一则记录短片，重访大流行的原点武汉，探寻疫情一周年后当地居民的生活的常与变；1月27日，Global
Times发布了一则报导，总结了中国网民对BBC纪录片包括色调、提问、镜头、音乐方面种种不满与嘲讽，认为记者沙磊对华带有成见。
真实的罪证
漩涡的中心——沙磊究竟何许人也？他是BBC的驻华记者之一，凭新疆再教育营的调查报导荣获2020年OWM年度国际记者奖。人权律师、计划生育、地下教会、再教育营、两岸政策、防疫政策，中国种种禁脔与雷区，沙磊都有过实地采访与报导。在严苛的媒体罗网中，他也见证了种种横逆与险境：2016年12月，在北京房山区人大独立候选人刘惠珍家中采访时，遭遇约20个黑衣人组成的人墙阻止，采访对象试图打开窗子与记者对话，也被用挡板遮住，随后有警察赶到现场增援，沙磊遭到推搡驱逐；2017年3月，精心编排的政治秀——两会召开之际，沙磊前往湖南省新渡村，采访访民杨灵华，这次采访遭遇了更直接的暴力与威胁，首次被要求写悔过书，为试图”非法采访”而道歉。
沙磊的故事不禁让人想到了意大利纪录片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反华”奇遇。1970年意大利承认PRC之后，出于两国的文化交流往来的需要，中国外交部邀请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这也是欧美国家首次获准进入文革中的中国摄制影片。政治挂帅的宣传惯性下，一切循例在预先安排好的轨道上运行。安东尼奥尼却不满足宣扬中国建设和风景的刻意摆拍，另辟蹊径，包括自发的农村集贸市场、杂乱贫困的居民大院等生活实景也收录在纪录片中，由此带来革命鼓动和如实记录两种观念的冲突，平实反映的纪录片不久成了”大毒草”，被文宣机构不断用样板戏的标准反复检视。没有正面表现文革成就，而偏重于捕捉日常生活场景，使得导演安东尼奥尼遭到口诛笔伐。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从同样镜头分配、色调、音乐各个角度深文周纳，硬说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章称天安门广场拍得缺乏气势是存心污辱，人民公社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也被解读为”影射今天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好不了多少”。此后，批判文章甚至结集了一本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书籍出版。安东尼奥尼把穷苦大众的平凡生活推上前台，刺伤了当局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沙磊的实地走访也侧面证实了中国的暗角，半个世纪过去，揭露真实之罪的横逆如出一辙。
淮橘为枳的辟谣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事实核查的概念变得普及，代表着情感为首而真相为次的时代”后真相”被评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2019年底至今的新冠疫情，更让事实查核的必要性空前凸显。事实查核在中国更常见的说法是”辟谣”，疫情一周年以来，中国居民被反复告诫”不信谣，不传谣”，中国辟谣－造谣的观念的普及可以追溯到2013年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网络政治运动。2016年，中国的数字巨头腾讯在自家的入口网站开辟了”较真”栏目，致力于对广受关注但缺乏来龙去脉的消息进行探查和溯源，随后几年里，类似的网络辟谣平台被搜索引擎百度、社群媒体微博、科普机构丁香医生等平台效法。
中国的辟谣平台看似同样多元，但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其中的偏向和瓶颈，核查的话题偏软，偏重于医疗与健康，不见对政治人物言论的辟谣，辟”民谣”者多辟”官谣”者少，核查的证据来源不具独立性，核查的平台同样需要服膺于真理部的限制，针对敏感信息的辟谣本身也可能被移除。事实核查涉及追溯真相的权力，而并非开放社会的中国，权力和真理高度复合，媒体不独立于权力，信息环境也处于封闭状态，造成事实核查也不可避免带有政宣底色，在透明性和公正性上存在缺失。
事实核查不仅存在于网络平台层面，也置于媒体新闻产制流程中，但和《时代周刊》《纽约客》《华盛顿邮报》《明镜》等内部运作成熟的事实核查员相比，中国媒体遏止不实信息的图景却有所不同：擅长对外”严于律人”，将辟谣图卡与短片作为宣传的新手段。
去年5月21日，台湾事实核查中心发布了一则研究动态《缺乏事实的”谣言粉碎机”
中国外交系统宣传新手法》，揭露了一种新的策略策略，面对疫情引发前所未见的国际社会究责的压力，中国外交部、中国大使馆、《人民日报》英文版、《中国日报》英文版转而采用以辟谣图卡形式，反击外界质疑。这一宣传策略在去年下半年也运用在前国务卿庞皮欧的演说上，新华社于8月25日早晨发表《庞皮欧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一文，该文长达3万多字，以回击庞皮欧的演讲内容。该文随即被当日的《人民日报》转载，并用3个整版篇幅全文刊登，China
Daily数天后制作了对照的辟谣专题网页，数十组批驳指正中，甚至出现了用观点核查观点的奇特现象，不符合官方论述的即可能被列入谣言清单。
China Daily的用观点核查观点的”事实核查”。（图片来源：China Daily官网）
而本次的驻华报导攻防战则是这一手法的最新例证。China Daily、Global
Times制作了另外的报导，指责BBC的报导为”假新闻”。中国封闭的媒体环境下，对外媒所谓”不公正报导”的披露本身的具有选择性的，回避了记者采访遭到阻止的过程，以及记者被短暂扣留和强删影像的遭遇，对于双方观念的冲突，也没有赋予英国广播公司任何辩驳的空间，既不释出足本原片也不刊登BBC的再响应，两相对照来让读者自行判断，整个事实核查实际上是在自说自话。
至于”辟谣”短片中所谓采访侵犯了采访对象的权利等说辞并不合理，采访拍摄非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肖像权之侵犯，也未发布虚假消息来降低采访对象的社会评价，不致名誉权之侵犯，且公共空间里对建筑和执法人员拍照，并不违反中国自身拟定的媒体法规。
更重要的是，”辟谣”在角色定位上本身不同寻常，正常的事实核查是与查证对象抽离的第三方，以保证事实查核的独立客观，而辟谣依赖的则是官方的权威，不管是采访对象（国有企业的经理、基层警察）、核查机构（党报系统）还是核查内容的转载扩音（共青团系统），这些不同职能部门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在宣传纪律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下，同体监督难以保证查证结果的可信度。如此”查核”，已与”宣传”无异，信息本身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谣言”止于公开而非一锤定音的权威。
标签框定与对外迷思
本次报导攻防战也并非正常的媒体批评范畴，即从事实、报导框架、媒体伦理出发，恰如其分地评估媒体是否善尽职责，而是从忠诚本位出发，去辨识英文媒体如何包藏祸心，把无法接受的陈述倒推为蓄意且精心的抹黑，具体表现在过度解读镜头隐喻，比如”偷窥角度的主观镜头把新疆人民的生活表现的极端压抑”“把随处可见的工厂围墙包装成奴隶工厂”等猜测。受制于信息落差，很多读者很少研读过英美严肃媒体报导原文，便拥抱了一种奇怪的论调——西方媒体带有偏见，从不公正报导中国。
诚然，外媒的报导或评论框架确实存在一些偏见，比如将民众视作均质的、满意政府所有作为，毫无情绪的被动追随者，但China
Daily、Global
Times等报纸所说的外媒记者背负特定任务，怀有结构性的敌意等观点则明显偏颇、言过其实，变成为了降低驻华调查报导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一部分来自于文化迷思，即认为至高无上的国家之外，存在庞大、均质、道德上天然邪恶的”外国势力”，二者天然是零和对立的关系，海外媒体便成为这种心理投射具象化的目标。
中国与外媒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宽松，紧张时刻具体表现便是驱逐和限制驻华外媒记者，较近的案例是2020年病夫风波导致《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3家媒体共13名记者被驱逐，采访限制扩展至香港与澳门。稍早的案例即为2012年，半岛电视台、《纽约时报》和彭博因为调查性报导被驱逐或刁难，更早之前的批量驱逐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和1949年的建政；舒缓时刻便放软身段，主动接受外媒采访，斯诺采访毛泽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华莱士采访江泽民和奥运前夕放松外媒采访限制都处于特定情势下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与理解。
总体上，短暂的策略性放松服膺于更高的宣传目标，区别于开放报禁之类的结构性变革。中国相当明显地希望外国媒体遵循中国政府教条报导，而媒体记者则认为应当独立地说出事实和真相。基于海外媒体不受宣传指令直接控制，形成信息垄断上的潜在挑战，总体上二者关系还是以紧张居多。
在当今开放的信息环境中，单纯的”屏蔽”策略已经难以抑制官方叙事影响力的衰退，遂采取贴标签这种污名化的方式，透过定向强调外媒如何使坏，达到”抵消”的宣传效果。抵消策略用量不多，但影响深远，反华媒体和反华记者的标签框定给予读者一种心理暗示，BBC是带着任务和偏见来报导的，所以报导内容不可信，透过削弱报导内容可信度来抑制负面信息批判效果，并对日后的媒体识读产生影响，认为外媒报导都是造谣与抹黑，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中，形塑对外媒报导的”免疫力”。
当饮誉世界的BBC都被如此看待，其他的英文媒体在观念中更可能被殃及，使得海外媒体的中国报导在华影响力大为削弱，在当地媒体受限于宣传指令的情况下，强化特定议题的官方叙事，读者便不得不拥抱”正确的集体记忆”。
在整个宣传流程中，”上游”的官方机构和报章精心解构”外媒如何抹黑中国”，形塑被围攻的悲情意识和危机状态，”下游”的网民便会怀抱朴素而天真的委屈声讨或嘲讽”外媒之恶”，完成一次民族情绪的网络动员，如此操作，变被动为主动，抵消敏感信息的传播效应。
其实，真正要消弭外媒所谓的对华偏见，唯一的正道就是开放媒体环境，欢迎驻华记者采访，他（她）们的叙事才会更加在地和丰满，张彦、何伟和欧逸文就是在地记录的典例。中国自称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可目前做法却是南辕北辙——拒绝反省、讳疾忌医，醉心于宣传技术精进，在缺乏报导与创作自由上获得所谓的话语权，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中外冲突推力下，勇敢的记者被卷入敌意的漩涡，这是个人也是时代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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