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border="0" src="https://news.china.com.au/wp-content/uploads/2021/02/20210212024747-6025ec539f737.jpg"/><br />
资料照：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白宫接待到访的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2月14日)
联合民主国家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将是拜登政府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甚至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前，中国在也中东欧、欧盟和亚太等地区积极推进经济联系，企图阻止拜登政府的努力。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说，面对中国的经济“捆绑”战术，美国携手盟友打造单一全面“反制中国联盟”的确很难，但是，美国可以在安全、科技、和治理等多个不同领域打造针对性的“自愿联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而且，他们说，这样的“自愿联盟”在一些领域已经有了雏形，另一些正在严肃讨论中。
中国“捆绑”经济，美国建立全面“反制中国联盟”几乎不可能
2月9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视频峰会。在主旨发言中，习近平强调将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联系。会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投资、贸易谅解备忘录和协定。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建立于2012年，每年举行一次峰会。从建立之初起，这个峰会就被不少欧盟官员视为是中国对欧盟进行“分而治之”战术的一部分。由于新冠疫情，原定去年4月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峰会被取消。
媒体报道，本次视频峰会是应中国的突然邀约举行的。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北京为了应对拜登政府的盟友战略而推出又一项先发制人的制衡措施。北京希望赶在拜登政府对中东欧地区施加影响力之前采取行动，制定议程。
拜登在2月4日的首个外交政策讲话中明确表示，盟友是美国最伟大的资产。拜登在竞选时也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将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做法，与盟友一起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拜登在外交政策讲话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
在美国大选结束两周后，中国与亚太其他14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1月中旬，习近平表示有兴趣加入CPTPP。
12月底，在拜登政府宣誓就职前，中国又作出重大让步，促成欧盟中国投资协定。在此之前，谈判进行了7年。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中国的一个策略，通过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捆绑，阻止拜登政府在民主世界形成一个有效应对中国的同盟。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认为，中国的经济贸易捆绑是拜登政府携手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最重大挑战。
他说：“中国的一个战略就是要加强与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联系。如何挫败中国的这个战略需要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政治投入，需要两党的共同努力。”
不过，裴敏欣又说，虽然期待盟友成为“反制中国联盟”的全面伙伴很难，但是如果针对不同问题对中国采取不同的应对，美国应该会得到更多的合作。
他说：“你的盟友们将在某些问题上比其他问题上更加愿意合作。在人权问题上，我相信他们会愿意合作。在限制技术，限制军事技术进口到中国方面，他们愿意合作。如果您要求他们完全与中国脱钩，那将非常非常困难。”
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扎克·库珀（Zack
Cooper）最近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他说，世界正向多级化转变，美国已经不能像冷战时那样，振臂高呼就可以让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追随自己。但是，他说，相比建立单一的全面反制中国联盟，拜登政府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对中国的不同担忧，建立针对性的联盟，这样，美国会得到更多的盟友的支持与合作。他说，这样不同领域的联盟已经有基础，有的甚至已经现出了雏形。
他建议美国建立四个针对性的联盟：建立地缘战略联盟，反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经济联盟，反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技术联盟，阻止中国获得21世纪的创新技术；治理联盟，阻止北京重写世界规则和规范。
“四方安全对话”–战略联盟的雏形
2月8日，拜登总统在上任后首次跟印度总理穆迪通了电话。白宫发布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就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并通过“四方安全对话（Quad）”
促进更强大的地区架构进行合作。
在此之前，拜登已经跟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通了电话。菅义伟对拜登四国应密切合作的提议表示赞同。莫里森说，他跟拜登总统的谈话内容包括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提出的合作概念，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2017年，自沉寂多年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重新被启动。
最近几个月，“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战略”上也有不少的动作。去年9月和10月，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先后在纽约和东京举行了两场会议讨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问题；去年11月，四国又在孟加拉湾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当时有报道称，演习的目的就在于“制约中国”。
日本媒体最近报道说，四国正在商量举行领导人峰会。一旦四国峰会举行，分析人士说，这将标志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向制度化迈进了一步。
不过，印度方面就拜登和莫迪最近通话发表的声明只提及两国就促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达成一致意见，并没有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扎克·库珀（Zack
Cooper）告诉美国之音，印度一直是四方对话安全机制中最犹疑不决的一方，不希望过多的刺激中国。不过，随着中印边境紧张关系的升级，印度越来越偏离中国，更愿意靠近“四方安全对话”。
他说：“我不期待印度会完全拥抱美国，也就是说，与美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同盟，但是，我认为，印度会继续积极扮演制衡中国的角色。”
印度和美国的军事联系在加强。2月8日开始到21日，印度和美国将在印边境地区的拉贾斯坦邦举行联合军演，代号为“准备战争”。这次演习是拜登上任后印度与美国首次举行双边军演。
库珀说，他不认为“四方安全机制”会演变成亚洲版的“北约”，但是，依然可以在很多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比如，情报共享、军事合作、甚至导弹制造等。
奥巴马总统的前特别助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说，“四方对话机制”至少可以就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发出统一的声音。他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上升的潜力巨大。”
库珀和美国另一位战略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四方安全对话”可以成为建立美国领导的安全联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联盟可以慢慢吸纳那些中国周边在领土和海洋上需要制衡北京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韩国、菲律宾、越南以及台湾等。
两人还认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动作更加强势的话，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有可能加入这样一个安全联盟，来保护自己的海洋权益。
两位学者说，鉴于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域外国家也有意愿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未来的安全同盟网络也可以有他们的参与。
库珀和布兰兹说，这些国家加上美国的支持就可以限制中国动用武力或是采取其他胁迫政策。
科技12国（T-12），科技联盟正在讨论中
1月26日，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CSG）制定的一份题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的报告在媒体中传阅。报告说，在科技方面，华盛顿需要管理与中国的“非对称竞争”，美中一定程度的科技分离符合美国的利益。据报道，这份报告已经交给了拜登政府。
报告说：“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对美国安全、繁荣及民主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但这项至关重要的优势如今正在受到威胁，中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试图赶超美国。为此，美国必须制定紧急的政策解决方案，重塑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巩固美国的关键科技优势。”
中国战略组成立于2020年7月，是一个由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科技业界人士及政策研究者组成的智库机构，其使命是“应对美中之间科技领域竞争的困难问题。”
报告的作者除了谷歌的施密特外，还包括谷歌Jigsaw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贾瑞德·科恩（Jared
Cohen）、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等。方丹与拜登政府的新印太协调员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共同创建了新美国安全中心。
报告建议强化科技领域情报能力、大力争夺科技人才、降低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等。报告还呼吁建立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科技12国（T-12）”论坛，“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
除了中国战略组的建议外，1月27日，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美国商会(U.S.Chamber of
Commerce)提出建议，敦促华盛顿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和科技行业合作，制定全球科技标准。
其他有关在民主国家中建立科技联盟的提议也早有出现。新美国安全中心去年10月公布了一份题为“共同代码：民主科技政策联盟框架”（Common
Code: An Alliance Framework for Democratic Technology
Policy）。报告建议组建新科技联盟，创始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美国以及欧盟。
去年5月，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提议建立一个民主十国联盟的构想，为5G设备和其他技术提供更多的供应商选择，以避免依赖中国公司。报道说，这个5G联盟将以七国集团（美、英、法、德、日、意、加）为基础，加上印太地区的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
英国政府最近的措施也越来越接近美国。英国政府考虑针对中国学者展开安全审查，审查可能会影响到44个敏感领域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学者，包括人工智能，化学，物理和数学等。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说，相对于贸易，科技竞争将成为拜登政府与中国较量的前沿阵地。
她说：“现在，技术已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因为技术问题确实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这确实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重大问题之一，尤其是在新疆，但不限于新疆。”
星期三（2月10日），在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前，拜登政府官员说，拜登政府将与盟友合作，针对敏感技术出口将作出“新的针对性限制”。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库珀认为，中国的科技挑战在美国精英中（科技界领导人、拜登政府以及国会成员）已经达成共识，再加上盟友也有这样的意识，建立这样一个科技联盟应该不会太牵强。
中国的产业政策，例如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巨额补贴和优惠贷款，广泛的经济间谍活动，再加上中国对大量数据的收集和监视，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忧。
美国劝说其他国家禁用和限用华为5G并加入“清洁网络行动”的部分成功也显示了这一点。去年8月，美国推出5G干净网络，目的在确保其关键电信网络、云端、数据分析、行动应用、物联网、5G技术不使用到“不受信任”的设备供应商，以免受恶意攻击者侵害，特别是受到等专制政府不公正的法外控制。截止去年11月，超过40个国家已经加入了美国领导的清洁网络倡议。
除此之外，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欧盟在内的许多欧美国家还收紧了对外国投资风险的审查，主要限制外资，特别是中国，对关键领域的并购，防止关键领域的技术外流。
全球民主峰会–民主治理联盟在安排中
拜登总统在竞选时提出了一项承诺，将效仿奥巴马时期的核安全峰会，在他上任后第一年召开“全球民主峰会”。拜登称，这个峰会的目的是“重振自由世界国家的精神和共同目标。”
1月6日，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骚乱事件后，美国民主形象大为受损，中国和俄罗斯借机嘲讽美式民主，声称美国没有资格召开这样的民主峰会。
不过，拜登政府官员最近说，不管是外国对手的嘲讽，还是国内人士的担心都不会动摇拜登政府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将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如何加强内部体制，保护体制免遭腐败、选举安全、虚假信息以及类似中国和俄罗斯的威权模式的影响。
库珀承认美国的民主形象在这次大选中确实受损，美国也的确存在严重的民粹主义的问题，但是，美国依然可以促成并领导峰会有关反腐以及如何应对外国对民主国家影响力等议题的讨论。
他说，这样的民主治理联盟应该有别于前国务卿蓬佩奥提出的民主同盟。他说，这样一个联盟应该先以“意愿同盟”为基础，然后，慢慢建立使其朝制度化发展。
库珀和布兰兹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说，民主治理联盟可以就北京对台湾、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所采取的策略交换意见，协调多边对策，从而提高民主世界对中国政治影响力的抵抗力。同时，该联盟还可以就如何制裁和惩治北京在新疆、香港和其他地方令人发指的行为进行协调。更重要的是，民主治理联盟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抵抗中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关键国际组织的接管。中国试图利用自己在国际组织中日益增长的地位来扞卫其在国内的威权统治并将其专制影响力投射到国外。
两位作者说，通过强调共同的政治价值观，民主治理联盟可以帮助吸引新的合作伙伴。许多欧洲国家也许没有兴趣或没有能力在南中国海制衡中国，但它们可以并且将会反击北京的侵犯人权行为和针对民主国家的胁迫行动。建立这样的联盟将向全世界的观众强调，这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权力争斗，这是有关国际体制的未来以及如何治理国家的斗争。
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样的民主治理联盟已经有基础，甚至也有来自中国的助力。
他说：“这是中国在帮我们完成任务的地方。美国这几年试图携手其他国家共同应对中国，但是不是很有效。真正有效的是中国的行为。”
他说，世界对中国目前的负面印象都来自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的民主和人权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国的这些行为才使得组建这些联盟成为可能。
中国在新疆践踏人权的做法以及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去年10月，39个国家的驻联合国外交官联合在联合国大会的委员会上共同谴责中国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以及打压香港的自治。美国和欧洲议会也分别出台政策，要求制裁中国的相关官员。
中国在南中国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姿态、新冠疫情初期的隐瞒以及后来的“战狼”外交都令亚太地区的邻国以及西方国家反感。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下的东盟研究中心2月10日发布的2021年度“东南亚态势”（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的调查报告显示，东南亚对中国持续增长的不安，以及对美国重返世界和区域舞台的期待。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10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4个经济发达国家中，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达到了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些国家的中间值结果显示：78%的受访者说，他们对习近平在处理世界事务时会做正确的事情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信心。
刚刚结束的中国-中东欧峰会也显示，中国的“金钱外交”并不总是那么有效。在这次的17+1的会议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斯洛维尼亚等国的总理和总统并未出席，而是派出了更低一级的官员参加峰会。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的发言人在解释总统不出席中国中东欧峰会时说：立陶宛有兴趣在尊重双方的民主价值观、人权和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互利双边关系。”
他还说，“作为欧盟成员，立陶宛更倾向于中国欧盟对话。”
在欧洲，反对欧洲与中国达成投资协定的也大有人在。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
德国议员莱因哈德·比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就公开表示反对。他最近说：“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新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受害者，就必须坚持我们在周日布道上宣称珍视的价值观。”
可信赖伙伴联盟–经济联盟
库珀和布兰兹还提到了建立经济联盟的可能性。不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鉴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这可能是最难建立的领域。他认为美国只有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才能真正在经济领域抗衡中国。他指出，加入CPTPP，美国比中国有更多的优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表示，中国有兴趣加入CPTPP，
当时很多专家指出，CPTPP对中国来说门槛太高。
由于中国经常使用经济胁迫的手段，再加上新冠疫情让很多国家意识到经济过渡依赖所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供应链多样化，特别是在包括医疗防护、制药以及高精尖的军事装备等战略物资供应方面摆脱中国。
去年5月，美国推出了去中国化的“可信赖伙伴”联盟，将供应链转移到更为友好的国家，借此改变美国在生产和供应链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的状况。
库珀说，在冷战后，华盛顿一直在推进经济融合，希望以此消弭地缘政治的边界，但是，现在华盛顿必须沿着地缘政治边界建立一个联盟，团结广泛国家，迫使中国按规则行事，并挫败中国的经济制衡力量。
他说，经济联盟不一定要单独存在，这样的联盟可以存在于民主治理联盟或是科技联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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