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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末，中国官方宣布，大陆地区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摘帽”。从2012年至今，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0.2%降至0.6%，2015年11月启动的“脱贫攻坚战”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国土范围内又存在着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中国打赢这场“攻坚战”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祁凡骅。
贵州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曾经的贫困发生率高达66.3%，如今已经实现脱贫。（新华社）
多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国内所有的国家级贫困县“全摘帽”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政府的扶贫事业可以说是接力棒一棒接着一棒往下传，从1982年开始的“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一直到2015年提出“脱贫攻坚战”。
祁凡骅：首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特性，一些政治性的项目，或者政治性的工程，可以长期来着力，逐步来解决，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西方国家轮流执政的制度下，同一个政策、项目并不一定每一个政党都认同，或者每个政党的领导都认同，中间可能就会中断。而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党认为正确的事情，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接力去解决，这是长期执政体现出的政党治理优势。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在于它是一个全民党，其“人民性”决定了它不是只代表某一群体或某一阶层，而是代表所有人民的。而同时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当初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带领底层人民闹革命，最后取得政权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作为“人民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传承下来，所以这个政党会对底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农民（中国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都在农村地区），会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包括对于舆论中民众的热点诉求，各级政府大多会及时、快速、集中的处理，并持续的关注，这是“人民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三，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既然是共同富裕，就意味着全民，大家都要能够共享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和成就，任何一个群体被落下了，就跟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一致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也特意强调了共同富裕，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与前面谈到的全民性是一致的，这是的政治基础，达到共同富裕是战略使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贫困问题肯定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只要中国社会当中还有一个群体处于贫困状态，全面小康就不能说是实现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从2013年以来着力投入精准扶贫，2015年又提出扶贫攻坚战，实际上也是匹配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接近一个亿的贫困人口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全面小康社会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就。
第四，贫困是个典型的世界性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关注，发达国家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同样存在一部分贫困人口，还因此每年都会出现一些社会抗争的情况，觉得这个社会制度对他们来说不公平，需要变革。特别是新冠疫情危机发生后，不少国家出现社会撕裂加剧，也是和贫困问题直接相连的，因为疫情导致了一部分人的生存遇到问题。
为什么中国这个问题解决的比较好？除了一代一代的接力之外，中国在治理过程当中很强调政治性，这个任务一旦上升到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就可以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扶贫攻坚就是一个政治任务，或者叫政治工程，每一个层级都是党委书记来抓的，也可以叫“书记工程”、“一把手工程”，这意味着在扶贫具有优先选项，各级党委政府在工作中，当扶贫跟其他工作安排冲突的时候，会把它放到优先地位来解决，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公务员，可能有些时候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到（贫困）村里面一对一的去帮扶，这在其他国家的体制下是做不到的。
而且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不单单是政府层面，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投入其中，像阿里巴巴、京东等这些民营企业，也都参与其中，比如利用它们的平台给贫困地区的产品增加销售渠道之类。解决贫困是相对复杂的问题，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了，就具有了攻破“堡垒”的优势。
多维：说到在扶贫问题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印度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象。经过近十多年的努力，印度在脱贫人数和贫困率的下降幅度上比中国更显着，但这并不能掩盖印度政府在扶贫政策上缺乏延续性、中央政策难以在地方得到真正执行、旧风俗的影响等问题，甚至现在不少印度政客在选举时也不再提及贫困议题，因为他们认为印度的贫困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一旦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到来，就会立刻出现大量人口返贫现象。中国则基于强有力的领导机制作出政治承诺，就像你所说的，动员社会、集中资源，进行超常规的向穷人分配的过程，从而解决了社会碎片化的格局，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特色的经验。
祁凡骅：中国和印度在扶贫问题上的差异有几点原因：
第一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经济发展比印度先走一步的，实际上为解决贫困问题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第二点，印度它的人口结构跟中国有差异。其一是印度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要大，其二是印度大部分地方仍然存在种姓制度，造成在心理当中，贵族理所当然接受自己优越的生活，等级低的种姓也一直是那种贫穷的生活状态，再加上印度宗教很盛行，宗教中因果轮回、前世今生的外在归因，提供了让人安于现状的理由。
这使得印度人整个改变现状的驱动力和外在条件都不如中国，这是印度在扶贫问题上的复杂性。再加上它的政党治理能力跟中国也有差异，就造成了两个人口大国在扶贫结果上的明显不同。
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与中国不同，也不具备中国的政党治理能力，效仿和学习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扶贫道路当然也是困难的。
多维：没有那样的现实条件。
祁凡骅：对，很难学到。但中国本身是一个人口大国，把自己的贫困问题解决好，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是个巨大的贡献。
当然，把自己的贫困问题解决好了，未来也可能实现溢出效应，亚洲、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或许可以给它们提供帮助来解决贫困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扶贫都是先发展的帮后发展的，经济条件好的帮经济条件弱的。所以中国解决贫困问题又不单单是自身的问题，对于全世界的价值、意义都很重大。
多维：其实中国政府在“南南学院”等国际合作组织中，已经有不少关于扶贫的项目和机制。
祁凡骅：对，自己问题解决好了，肯定也更有利于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未来中国可以分享已经积累的经验，也可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物质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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