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经济学家马克‧佩里（Mark
Perry）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指出，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在拜登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提名候选人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的任命听证会上，向她施压，要求她评论白宫新闻秘书珍·莎琪（Jen
Psaki）在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使用“战略耐心”一词是否恰当？沙利文自称听到后“感到一阵寒意”，因而询问希克斯“您认为当美国面临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时，那是适当的词汇吗？”
希克斯对这个问题早已有准备。她说：“我认为我们对中国的做法首先要认识到，这是国防界面临的挑战。”但是她接着补充说：“我确实认为美中两国有合作的机会。
……即使在国防领域，我们也应采取建立信任措施，以防止两国之间发生冲突。”
佩里表示，事实上，拜登的内阁，包括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也用过同一词汇。如果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拜登2020年发表在《外交事务》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中也提出类似的主张，他同样承诺“加强民主联盟”，增加对“研究与发展”的投资，且仅在“目标明确且可实现，并且得到美国人民的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才与对手进行对抗。拜登常说的一句话，恰巧是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的惯用语：“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他还意有所指的说：“我们在内部和外部都面临敌人，他们希望利用我们社会的裂痕、破坏我们的民主、破坏我们的联盟，并将有决定权的国际体系倒退。应对这种威胁的答案是更加开放，而不是减少：加强友谊，加强合作，加强联盟，加强民主。”
文章指出，在艾森豪威尔的两个任期结束后，历史学家认为艾森豪威尔太过被动，缺乏参与，缺乏领导；只管打高尔夫球。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者们改变了这一观点，注意到他的“隐形之手”的领导能力-尽管有很大的缺点。艾森豪威尔部署中情局官员，以破坏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反美或中立政府的稳定。他们武装反共革命者，支持右翼独裁者，并在危地马拉和伊朗发动政变。艾森豪威尔为这些政策辩护说，这远比将美军空降到外国丛林中划算得多。
文章指出，拜登现在不太可能执行类似的计划，但他拒绝排除使用武力促进类似结果的可能性：“将美国作战部队成千上万的全面部署已成过去，与使用数百名特种部队士兵和情报人员来支持当地伙伴对抗共同的敌人，两者相比存在很大差异。”他在《外交事务》中写道。
“那些规模较小的特派团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可持续的，它们促进了国家利益。”这点连艾森豪威尔都无法诠释得更好。
中国“一带一路”重经济
然而，尽管两位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拜登不是艾森豪威尔，中国也不是苏联。在1970年代，苏联人试图通过进行大笔军事支出来对抗美国在新技术上的投资（以抵消苏联在坦克，飞机和士兵方面的优势）。苏联失败了：到19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已经破产。中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相反，正如拜登本人所写的那样：“中国通过扩大其全球影响力，推广其自身的政治模式以及对未来的技术进行投资来发挥长期的作用。”中国的长期竞争目的似乎在建立经济实力，以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
佩里表示，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支出将几乎与美国在开发和部署先进核武器，增加航空母舰，和更大的核武装潜艇舰队相同。简而言之，中国领导人押注贸易和市场比在航空母舰和F-35战机为更多。这是一个有趣的赌注。因为如果他们是对的，美国就是在投资错误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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