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坎培拉讯】未来政府对大学的拨款可能与促进研究商业化联系在一起，大学也被敦促改变其商业模式，从过分依赖国际学生收入转向专注於教育澳洲人。
教育部长杜治（Alan Tudge）还呼吁大学成为大流行後经济重塑的关键参与者，称目前大学的运营模式中，平均收入的25％依靠国际学生，这让大学不仅受到新冠大流行的干扰，而且即使已经走出大流行，也难以具备持续性。
杜治在演讲中表示，尽管澳洲大学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研究产出，不过仍未能提高其商业化水平，远远落後於其他可比国家。在创新项目上，企业与高等教育界没有足够合作。而每10亿元研究支出在澳洲仅产生了三个初创企业，而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企业数量是其两倍多。
杜治重申莫礼逊政府的目标，即加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
杜治说，政府希望并需要大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要进行出色的纯粹研究，而且还要与企业和政府进行更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为澳洲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另外，杜治还暗示未来大学的资助安排将倾向从事研究商业化的大学。
杜治说，这不是新方针，而是澳洲高等教育政策的核心。不过虽然研究商业化议程是政府的首要目标，但同时政府也会继续思考大学如何能够对我们最大的，不一定能带来商业成果的社会挑战产生更大影响。
杜治在这一去年12月出任部长以来首个关於高等教育的重要演讲中说，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这不仅是因为澳洲经济需要这样做，也因为大学此前的商业模式已被新冠大流行严重破坏，显示出大学的商业模式可以而且必须变得更加有弹性，更可持续和更优化，以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而对国际排名的关注已导致学校在不断推动国际学生提供更多研究资金。
杜治说，明确地说，澳洲希望也需要更多国际学生的到来，他们对澳洲社会、经济和外交非常有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留下并成为澳洲杰出公民。但是，新冠大流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估大学可能受到的影响机会，并重新关注公立大学的主要目的，那就是教育澳洲人并产出对国家和人类有用的知识。
另外，杜治还指出，在新冠大流行後的世界中，澳洲在能否能够更好应对学校教育水平下降、原住民持续处於不利地位，以及向低碳经济的过渡等重大问题上仍面临挑战，这需要最好的头脑。这也是设立大学的原因所在。澳洲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就来自於大型研究机构的80,000名研究人员。（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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