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align:center"><img border="0" src="https://cdn.china.com.au/wp-content/uploads/2021/03/20210309002127-6046bf87e3196.jpg"/></p>
这不是一个底层天才逆袭的故事。尽管CNN在报道中称呼他是“中国版心灵捕手”，但不同于那部电影的主人公最终靠数学天赋改写了人生，五年过去了，余建春还在四处打工，做日结。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数学对他人生的意义，但有时想一想，又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普遍：那些我们追逐过的东西，最终没有任何结果，有时你甚至觉得是它耽误了你，剥夺了过好这一生的可能，但它毕竟还是给了你安慰。
不想错过优质信息，将我们设为星标一起前行
01
“天才”回到流水线
除了数学，余建春的世界里似乎容不下别的事情。他在银行里研究数学。那一阵，他坐在银行大堂当保安，看着周围没人管，就成天埋头在数学里，20天后，他被开除了。讲起这件事，他笑呵呵的，说自己走时心情不错，“那段时间我把卡迈克尔数，三个数相乘，最基本的，没有平方的形式做出来了！”
他还在网吧里研究数学——因为研究的数太大，手机上输不完，只能用电脑。于是每当第二天要休假，前一晚他就去网吧，带上笔和A4纸，从夜里11点到早8点，对着屏幕把那些几十位的数字一个个输进计算器，再把结果抄下来。网吧里烟雾缭绕，游戏里的砍杀声不断，有人路过，诧异地看着他。
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发现后来让他上了新闻。那是2016年，他投稿给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后者证实了他的发现，请他来浙大参加讨论班。媒体一时蜂拥而至，有记者邀请美国密苏里大学专家William
Banks做出评价：“如果余的推导是正确的，那将是卡迈克尔数领域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但比起成果本身，报道更关注他身上的种种反差：一个83年生的农村打工者，大专畜牧专业毕业，却深藏数学天赋；一个业余做出成果的流水线工人，坚持到处投稿，10年才有结果。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底层天才逆袭的故事。新闻里，成名后他去了海外，一家公司请他做数据分析师。5年后，他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实际上是别人骗他到马尼拉研究网络赌博。尽管CNN在报道中称呼他是“中国版心灵捕手”，但不同于那部电影的主人公最终靠数学天赋改写了人生，余建春回国后还是四处打工。一家影视公司曾想以他为原型，拍一部中国版《心灵捕手》，最后没拍成。他们找到余建春，发现数学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不符合资方要求的“正能量”。
今年1月初，我联系上余建春时，他正在苏州一家工厂做日结，一天220元，早8点到晚8点，从流水线上搬下七八斤重的电机放进筐里，每天重复这个动作四五百次。这份工作没周末，每月他能请3天假，但不能连着休，还要提前一周才好请下来。
晚上9点，他回到出租屋。推开一扇老旧的门，漆黑狭长的过道右侧有一小块空地，鞋子和杂物堆成一片，左侧4个单间，每间两张双人床，两两拼床，同时租给4个人，最多时会有16个人共用一个顶灯坏了的卫生间。屋里一股发霉味儿，他开了窗，冷风又呼呼往里灌。没有空调和取暖器，他在床上铺了3条薄被子，铺不满，露出两列木板条。他没有烧水壶，渴了就下楼买一瓶；他给银行卡套上卡套，就和牙膏、牙刷、笔袋、散装圆珠笔一起放进一个塑料袋，塞在抽屉里。
他对自己的生活显得漠不关心，也没有别的爱好——游戏没意思，小说太厚，电影电视剧“情节太多记不住”——只有数学吸引他。过去打工十多年，他回到宿舍就是写数学。屋里没桌子，他捡了高矮两个油漆桶，再加几块红砖，搭成一套桌椅，演算时蜷缩在床边，算完把手稿塞在枕头下面。
现在他很难像从前一样研究数学了。白天打工太累，“晚上都洗不动衣服”——那台半自动洗衣机年久失修，开关用钳子才能拧开。大部分工作日，他刷会儿手机就睡了。他的全部娱乐来自资讯类客户端，在上面看国际新闻、听音乐，喜欢的歌手是杨钰莹和邓丽君。
他把新闻里那个底层数学“天才”的形象推翻了。看上去，这更像是一个“彻底失败者”的故事，关于一个人试图凭借天赋，摆脱机械麻木的生活，但最终还是困于环境，成了生活中一个无用的人。
不过每月休假那三天，他还是沉迷数学。
书是去年他在武汉打工时，同宿舍的人走后留下的，他没看过书的内容，只在上面写数学。他说，打工总要到处跑，写在纸上容易丢，写在书上好保存。
他向我要来一张纸，想把一个式子的演算过程展示出来。坐在床沿，他把纸放腿上，上半身弯成一张弓，边写边念，头低下去就再没抬起来。纸上又现出一长串歪斜的数字，我看不懂，又不好打断，眼看时间一分分过去，他兀自写着念着，没有打算停下来。
似乎是一个部分完成了，他终于停了一下笔，“这你肯定能看懂。”
“还是有点困难的。”
“是啊。”他没抬头，嘴角往上翘了翘，手上又动起来，越写越快，嘴上也跟着加速。十分钟过去了，那张纸渐渐满了，他似乎已把我忘了。
02
累积的直觉
关于余建春用了十年去研究的卡迈克尔数，可以这样举例说明：3、11、17都是素数，乘积是561，三个数减1后都能被（561-1）整除，那么561就是卡迈克尔数。余建春找到了一个公式，能发现更多这样的数。
这是一个初等数论问题，他的其他研究也属此列。相比数学的其他分支，这个领域看似容易入门却并非没有门槛：一个人即使没学过高数也能看懂题目，但要做出成果却相当困难。
余建春的数学课只上到职高，但他对数学有种天然的敏感。初三时，他学到a的0次方是1，好奇a的1/2次方是多少，猜出答案是√2，高中时发现是对的。从此他发现自己特别擅长给数字找规律。他开始在一本三块钱买回来的科普书上找数学题，上面还介绍各种灵异事件、哪里发现了新古墓；第一次知道卡迈克尔数是在《数学猜想》上，这本书曾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
他继而会给自己提问题，推出新公式。按他的说法，推出公式靠一种“直觉”，而直觉要靠积累才能变得更准确。他背下一些较大数字的因数，直至能迅速说出1到999之间每一个数的性质和因式分解。为此他投入了大量时间。早些年，他每天有四五个小时专门用来思考，此外走路时也在想，跑步时也在想。
“就是很好玩”，他形容这件事的乐趣就像玩游戏，同时包含了某种成就感：他相信那些公式此前从未被发现（尽管有时并非如此），这让他觉得自己创造了什么。
但那种自我训练只能强化直觉，没法替代系统的学术训练。因此他很难理解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手稿上，他常跳步，上下两行看不出逻辑关联，他在一些步骤旁标注：这是我猜的。
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纯直觉的、跳跃式的思维世界，并专注地投入其中。一次，他试图展开讲一个发现的过程，那时他正在上职高，他讲教室在第几层，他坐在倒数第二排、左边是班上的第x名、右边是……终于说到了推出公式这个关键点，“我推出来了”，他说自己讲完了。
“2006年4月8日，星期六下午6点，我弄出了若干个连续自然数的立方和是一个立方数。”有了新发现，他会在演算的那张纸上记下确切的时间：年月日、星期、钟点。一年后，他拿着这个发现找一位老师请教，“那天是个礼拜一，2007年5月28号。”提到一个年份，他首先会讲一件和数学有关的事，而不是那一年他在上什么学、做什么工作，仿佛切割他人生的是数字。
但他很不擅长描述数学之外的现实世界。有了发现后是什么感受？“心情还可以”，他讲不出更多了。
大专毕业后，他着力于给数学教授寄信投稿，但始终收不到回音。他担心是因为邮政没寄到，便改换成一种更为笨拙的方式：选定一位教授，去他所在的城市，亲自把手稿塞进信箱，再沿街找工作，直到对回信失去希望，再去下一个城市。
在信中，余建春从不多花笔墨介绍自己，只在开头写：我叫余建春，我喜欢研究数学。
即使有一个当面推荐自己的机会，他也讲不出更多话了。有一次，他到了北大，八月正放暑假，学校不让进，他就在门口等，那些进进出出的人看上去都太年轻了，站了两小时，他才看到一个长得像老师的男人出来了。他掏出手稿说，你好，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对方看了他一眼说，你找别人吧。
他又跑去武汉大学。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听到里面的女老师正和人讲话，他不敢打扰，在门外站了半小时，等讲话声停了才进去，掏出手稿，对方同样拒绝了他。
有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听不到声音，来电显示上也没有号码，他坚信是一位教授打来的，怀疑是送话器坏了，立刻跑去修手机，可是电话没再来过了。
“别人有别人的事，没有义务去帮你。”他觉得没有回复很正常，又反复说自己不抱希望，两三周才查一次邮箱。
事实上，数学之外的世界更让他绝望。他很少有工作能做满三个月。酒店服务员他一个月就辞了，因为客人总刁难；烤鸡店的老板娘太凶，“鸡烤糊了总扣钱”；最久的一次，他给电脑外壳打擂标，但两年后厂子搬迁降工资，他只好又辞了职。
有天投稿成功了会怎样？他说自己没想过。他只知道打工挣得少、前途看不到，重要的是那些工作也不吸引他。为投稿奔波久了，他就更不想放弃，他想他必须得到一个结果。
“2016年，我的想法变了”，余建春几次强调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却不肯解释为什么。
几次追问后，他慢吞吞地讲，那年他的母亲去世了，而父亲早在6年前就不在了。“家里面就我自己了，感觉自己一个人，33岁了，很有压力。”他说正是从那时起，他对生活的看法转变了，“这个社会没有钱不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迫切，想成家，想赚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
可是他还想最后投一次稿。过去十年，他找遍了国内数论领域的教授，没有寄过信的老师只剩一位蔡天新。于是2016年5月16日，他一早到杭州，下了火车就奔浙大，把手稿塞进了蔡天新的信箱。
6月13日晚上10点，他收到一封邮件，开头称呼他“余建春老师”，结尾处又问：你以前是小学老师吗？落款是蔡天新。
十年来第一次，他有了介绍自己的机会。他在回信里写：
我不是什么教师，我上的是郑州牧业高等专科学院，没有固定的工作，四处流浪。
03
两个世界
一切或许只是个巧合：如果不是蔡天新，余建春发现卡迈克尔数公式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蔡天新是那种在微博上有26万粉丝的数学教授，他的个人简介中还列着3个身份：诗人、作家、旅行家。面对媒体，他乐于谈论自己的现代诗、去过的100多个国家和科普着作。他把余建春的故事发在微博上，并请他来浙大参加讨论班。
余建春登上了浙大的讲台。90分钟里，他展示了自己的5个发现。台下是6位数论领域的博士和专家，他们当场做了验证：那个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判别式是正确的。
“我心情可以的，”那天的感受，他照旧讲不出太多，只是笑着反复说，“终于被承认了。”
“物流工人登上浙大讲台”的故事在网上传开了，第一篇报道出自当天到了现场的《钱江晚报》。紧接着，央视、《新京报》《中国科学报》都来了，CNN、《华盛顿邮报》和《泰晤士报》也跟进报道，“中国版心灵捕手”的点击量在美国国际新闻板块冲上了前列。
余建春出了名，学习的机会也来了。有企业家让他去考会计证，承诺考出来就给他补学费，但听到要学两三年，他拒绝了，他30多岁了，担心英语学不会；一家基金会提出资助他读本科，想到毕业时将近40岁，他更觉得太遥远，况且要自付四年的生活费。他向基金会提议去北大青鸟学半年计算机，但没再收到回信。
他曾经历了贫困而动荡的生活，对他来说，读书的回报周期太漫长，风险也太高了。
“我已经30多岁了”，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年龄。一边是高远的数学，一边是现实的拉扯，他觉得人到中年去读书，这在农村不符合预期，“我们30多岁都要结婚的”。他迫切想成家，为此他要求自己必须攒够50万，在县城买房。
他想尽快找个月薪七八千的工作。伴着出名来了许多工作邀请——会计、统计、文员一类的文职工作，但他胜任不了：既没有文凭，也不会熟练使用电脑。一个香港老板给他打电话，请他去马尼拉做个数据相关的工作，听说月薪有8000，他觉得很不错，后来才知道，那是家赌博公司让他研究百家乐。
又有一个濮阳的家具厂开出8000块，声称要找他做“数据相关的工作”，他兴冲冲地去了，结果他的职责是填写家具的长宽高，并且工资也很快就降到了3000。招你来是看你出过名，后来人家告诉他，让他把头像换成家具广告图，是想着他微信里潜在的客户多。他气得辞了职，还把厂里所有人的微信都删了。
制片人陈帆一度想帮余建春，当年她带着中国版《心灵捕手》的项目去找他，就盼着电影能让他二次成名，带来新机遇。后来没拍成，她一度很愧疚。她总想起见面那天，余建春说自己很想当个老师却没机会，那时她认真地回了一句：你其实是很值得被大家看到的。她记得那一刻，余建春的眼眶红了。
我们回顾了余建春成名后经历的种种。陈帆最后说，这个社会给了他很多机会，但他的困境或许是内在的，“像一团毛线，线头可能在他自己手上，但他自己也捋不到那儿去”。
余建春的老乡、媒体人黄君川记得两年前，余建春其实接到过邀请，一所新成立的职业技术学院有意让他去教数学。那明明是他最渴望的工作，但因为种种现实考量，他一时犹豫了。过了一阵，他决心去应聘，结果对方不招人了。
真让他去做研究，他未必能静下来，黄君川觉得，余建春一直活在两个分裂的世界，“他的精神想去做研究，可是他的肉身处在这么一个现实的社会里，每天面对的问题都是钱。”
04
那不是真正的发现
成名带来的机会都散去了。有一次，余建春职高的老师同学们聚在一起，商量他未来的发展。他向他们描述了自己的理想生活：结婚生子，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就安心研究数学。
可是前两件事都进行得不顺利。他没谈过恋爱，相亲总是对方不满意；除了一线的体力活，他们也想不出，他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走上社会那么多年，也没有像人家说的那样成熟了。”职高班主任余建华眼里，这个学生还没能成长到足以在社会上翻滚、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她回忆起5年前，学校请余建春做报告，接待室里他不理领导，只跟她讲话。出门后她忍不住提醒他：以后逢年过节，给我们领导发个信息。她担心他自己想不到这些。
后来领导考虑请他做行政，想到他不谙人情世故，还是放弃了。
或许他唯一的出路是去研究所吧。余建华记得报告会那天，说好了重点讲经历，突出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可他这部分讲得磕磕绊绊，最后一大半时间都在讲学生们听不懂的卡迈克尔数。记者赵奕也记得，余建春曾在采访中说过：“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做数学。”
“你说他这个研究有意义吗？”余建春的职高数学老师朱子珍不懂卡迈克尔数，只知道专家说是一种突破。电话里她着急地问：“他这个东西国家能不能帮他，有没有申请课题小组这样的情况？”
余建春也想知道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一篇论文要怎么发表？我给他讲了大概的规则。
“我是第一次知道，”他的眼神愣愣的，又说自己都是猜的，“猜的应该都是不好发表的。”
5年前在浙大的那半天，是他37年人生中唯一一次走进主流数学界，只那一次就有好多事提醒他离那个世界有多远：一个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一个“≡”，这个符号他一直不会读；蔡天新说了一个式子，让学生用软件从1到10000代入n，他惊讶于还有这样的软件，他想到自己过去只敢研究到1000，那么大的数，用计算器要花多少时间。
那之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拍照发给蔡天新，对方回复：收到了。没再讲对错。5年前，他评价余建春很有想象力，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发现“达到了硕士水平”，可惜底子太薄了。
这两年，除了过节发祝福，他和蔡天新不再联系了。他没有其他可以交流数学的人。
蔡天新拒绝再和我谈论这件事。我问余建春是否知道自己的研究在学科里的位置，起初他说不清楚，后来又说，应该很重要：他曾在一本数学书上看到过卡迈克尔数，他想那意味着“有人正在研究它”。
我联系了几位数论领域的大学老师，请他们谈谈对余建春的看法，没收到回复。一家科学媒体的编辑委婉提醒：数学界可能不会有人去评价他。多位专业人士告诉我，卡迈克尔数在数学里非常边缘，对学科没有太大价值。
最后是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北美一所大学的数学系副教授王老师，他的专业方向不是数论，但他对交流表现得很热情，说他理解余建春对数学很热爱，因此愿意聊聊这个人。他劝我把报道的重点放在热爱上，但不要造成错误的导向，让人以为民间爱好者可以跳过专业训练，只靠努力就能在前沿研究中“中头奖”。
“他做了一个interesting observation（有趣的观察），但跟真正的发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王老师说。
他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别：拼命做试验、算例子，总会有些小发现，但职业数学家不只要看到一两个小现象，而是要找到背后更本质的原因。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脱产去接受系统学术训练。
他问我余建春多大了。
“37岁。”
“现在这种数学的language，他这个岁数再去开始比较难了。”
05
绝望的秘密
2018年，余建春的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同乡，初一辍学打工，他们相处20多天就结了婚。
黄君川的记忆里，那或许是两个并不合适的人走到了一起。新婚第二天，他前去道喜，可是见面后没聊两句，余建春就让妻子拿来笔和纸，给他写起了卡迈克尔数的推论公式。妻子在一旁和亲戚拉家常，一群小孩子围着她们闹，余建春一上午都和他们没什么交流。
一年半后，他们离婚了。
电话里，姑父连启福讲起这段失败的婚姻，说自己原本就不同意，但侄子觉得有人能看上自己就可以，他不懂侄子为什么这样做决定。他解释余建春家里很困难，父亲和叔叔不分家，10口人挤在一个房子里，父母顾不上他，因此他这个做姑父的负责帮他拿主意。
但在他的印象里，不管他怎么努力去干涉，侄子总做错误的选择。高考填志愿，他让侄子报师范，说会帮忙交学费，以后还能给他在县城找个老师的岗位。录取通知到了，他才发现侄子考过了本科线，却把志愿偷偷改成了大专。他气得骂了半小时，侄子只是低着头，说师范五年太长了，那笔学费太贵了。
后来侄子毕业找不到好工作，要安排他去日韩打工，中介要文凭，他才知道侄子大专学费没交齐，没拿到毕业证。他跑了趟郑州，学校说本人到场，把钱补上就能拿到证书。他打算掏这笔钱，可是侄子不主动，觉得一万多块不好挣。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让他感慨的事，有件事他至今很后悔：侄子信任他，多年来瞒着家里人研究数学，只告诉了他，但他没支持。
那是在毕业工作两年后，侄子有天拿着手稿到他家，激动地宣布自己有了一个数学发现，要去大学里找老师发表出来。那天他第一次听说侄子在研究数学，一时很生气，“我说你折腾两年没挣到钱，跑去大学还要花钱”，侄子立刻起身走了。
他听说侄子出门后又跑去县里的高中，一位数学老师告诉他：那道题即使攻破了也没价值。
那天之后，余建春有一两年完全消失了。电话不接，过年不回家，期间他的父亲过世，家里也联系不上他。直到几个月后，他给舅舅打电话，得知噩耗，回家看了父亲的坟。
挂上和连启福的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余建春核实这些事。关于上学的决定，我部分能理解，因为他不是那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的人。我们头一次到这间出租屋，开了门他意识到屋里没有水，就带我去楼下超市买了两大瓶酸奶，是那种很高的玻璃瓶，一瓶15块。第二晚，他又带我先买了两大瓶饮料再上楼。第三晚，我特意带了两瓶水，他念叨着“让你破费了”，领我到一个水果摊，买了橘子和草莓。回到房间，他从抽屉里翻出仅有的一个杯子，坐在空床板上择草莓，装满杯子，拿去洗好，端回来叫我多吃点。
现在他又坐在那边床板上剥橘子，而我纠结着他和家里失联的事，不知道怎么问出口。
“今天你姑父说他知道你研究数学，有一年你在他家跟他讲的……”
“啊，是有这回事，你不提我都忘记了。”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拿着剥好的橘子坐了过来。
“他说你那天好像生气了……”我小心地提到了后来的失联。
他不讲话了，低着头想了一会儿，说自己其实没生气。
“既然没生气为什么……”
“我本来都不想说这些事”，他突然语气急促，转过头来，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表情，我觉得他所有的五官都因痛苦而扭曲了。
他说那是2010年，那天上午他从家里跑出来，是想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爸爸和叔叔在争吵，激烈时动手打起来。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家里没有一天是宁静的。”妈妈和婶婶劝不动，叔叔有时会打婶婶。职高住校前，家里没有一张桌子能让他写作业，他无数次找爸爸要桌子，爸爸都没理。他初中毕业才1米4，写字时只能踮着脚，够一个很高的台子。那天他拿着手稿去找姑父。数学是他的希望，可是他再次受到打击。他当晚坐火车到苏州，换了手机号，想和家里断一阵联系。在苏州，他本打算去找蔡天新，那意味着他原本能提前6年迎来成名的机会，那时他才27岁。他向工厂请了两天假，却在临走前放弃了，他想到姑父和那位数学老师的话，他的研究没价值。
一年后，他给舅舅打电话，得知父亲和叔叔打架，意外去世了。
“我叔和我爸都是非正常死亡，没办法，你知道吗？因为家里真的太吵了。我没有回去。我爸走的时候我也没在家。”
“我是有一年没联系你知道吗？我真的，那时候我的心都疼死了，你知道吗？我想把我的东西发出去，本来我也想多挣点钱，可是家里又乱成一锅粥你知道吗？其实我那些稿纸都放了一袋子，到最后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所以说全部都没了。”
那是个白色的蛇皮袋，原本是用来装面粉的，他把它洗干净，藏在衣柜里，拿衣服盖住，用来装手稿。从职高到后来四处打工，他攒着所有的手稿，每次回家时打开衣柜，把它们一张张叠成小方块再投进去，那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他攒了快十年，有三四百张。直到那一年，他重新回到家，父亲不在了，那个蛇皮袋也莫名消失了。
他一直生活在混乱里，直到这混乱以更混乱的方式草草终结，他说是家庭让他成了一个不敢去争取什么的、自卑的人。有段时间他觉得自己还拥有数学，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数学没为他带来任何东西，却成了他越来越难启齿的秘密。
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那里空荡荡的没别的客人。我正打算坐下，他执意要去包间，说话间现出焦虑又急促的神色，“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事。”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我提出第二天去他厂里看一看，立刻又看到同一种表情浮上了他的脸。他的两道眉拧着，看着我的眼神有点畏缩，重复着听上去毫无震慑、更像是恳求的拒绝：“你不要进去，不要进厂里面去。”“你真的不要进去。”“千万不要进去，我不想。”
我问他到底在担心什么，换了好几种问法，他总不肯回答。气氛有些尴尬，他扭头看一旁的料理台，念叨着要去拿点小菜。
他端着一小盘咸菜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我再一次问他：被人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说你这个人不好。”
“怎么个不好？”
他低头迟疑着，终于转过来看着我：“说你搞研究，怎么还在这上班，我是这么考虑的。”
余建春的工友们
06
Religion
你后悔吗？会觉得为数学流浪的那些年耽误了自己吗？第一次见面时，余建春听到这个问题想了想，说他后悔了，“要是让我重新选一次，我不会走数学这条路了。”
这两年，他对数学研究得确实少了。打工让他没时间，离婚让他没心情。他也很难给自己提出新问题了，直觉总会遇到瓶颈。他喜欢的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同样出身底层，没受过正规教育，完全凭超凡的天赋名垂史册。但他说，自己的天份“和人家比不了”。
即使有成果，他知道数学不太可能改变他的生活，而他不能永远独自漂泊。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深空影像，深空指的是地球大气极限以外很远的空间，“离我们有上亿光年，用哈勃望远镜才能看到”。他从网上看到了这个概念，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为此着迷。
“你让我一天24小时地看天空，就是看到太空再进行探索，就是说一个人孤独、寂寞，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这样的工作也可以。”他看着天花板出神。
“不在乎结果，就是慢慢地想、慢慢地弄，慢慢地它就有结果了。”
我说一个人待在那儿，可能就再也没法找老婆了。
“那还是不行的。”他低头羞涩地笑了。
我在苏州那些天，企业家凌兰芳总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搞清楚余建春的数学直觉。他也是数学爱好者，因此当年才愿意给余建春提供一份工作。他说这个小伙子在感知数字上是“奇才”：就像有些人一眼能望见河里有6条鱼，普通人看半天，一条鱼也没看见。
我说可是这个才能没有实际意义。他打断我，说这就不对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么浮躁，居然还有人在研究数学，关心一个很孤僻的领域，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意义。”
凌兰芳给我讲过他自己和数学的故事：他是1953年生人，同样从小痴迷数学。1960年苏联的加加林宇宙飞船上天，他就好奇飞船的原理，看书知道了第一宇宙速度。他读书有天赋，可惜文革耽误了上学，又在看守所待了1年9个月。一次去医务室看病，他偷偷拿走了桌上的圆珠笔芯，从此就在卫生纸上写数学。后来他到了工厂，每晚继续在宿舍25瓦的灯泡下推公式。晚上10点，室友们看电视回来，地上铺满白色的手稿，就像下过一场雪。
再后来，时间过去40年，他变成67岁的老人了。每晚临睡前，他还是要看一会儿数学。传统产业不好做，压力大，“有时候难受、痛苦，我还是回到数学。”
“religion（宗教）”，王老师用这个词来形容数学对一个人的意义。他相信所谓天赋是种共鸣，因为喜欢而感动，一个爱数学的人能在数字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就像一个爱音乐的孩子第一次听到钢琴的声音就会哭。热情是最宝贵的东西，很多职业数学家在踏上职业道路后就把它丢掉了，可是passion（热情）这个词啊，中文里没有真正对应的词汇，它源自希腊语，原意是to
suffer，and to be acted on（经历痛苦，但也乐在其中），因此他不确定余建春是否做好了准备。
“我不成功也无所谓，我得到了足够的快乐——希望他是这样的，否则他会很痛苦。”他说。
对于余建春，这个问题或许他永远不会有答案。他总念叨着数学没法带来收益，转头又拿起笔陷入旁若无人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数学对他人生的意义，但有时想一想，又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普遍：那些我们追逐过的东西，最终没有任何结果，有时你甚至觉得是它耽误了你，剥夺了过好这一生的可能，但它毕竟还是给了你安慰。
临走前，我和余建春沟通拍照的事，他说了一长串这些年来的发现，希望我们都拍一遍。我说文章里恐怕放不下这么多图。他露出明显失落的表情，低下头想了想，又把其中的三四个发现讲了一遍，希望我们至少能帮他展示出这些。
右滑查看更多。这些都是余建春的手稿，应他再三要求，我们在此做出展示。他希望等未来有了稳定工作，还能用业务时间继续研究数学
这些都是余建春的手稿，应他再三要求，我们在此做出展示。他希望等未来有了稳定工作，还能用业务时间继续研究数学。
拍摄那天，照旧是晚上在他的出租屋。当我们带着摄影的视角仔细观察这个房间，才第一次觉得它是那么空。这里到处是流动的痕迹：墙上挂着17年的日历、两个支付宝的二维码、从前某位女租客贴上去的口红色号表，朝里的门上贴着两张开锁换锁的小广告，两张床之间的折叠桌上放着别人的工卡。除了那本李敖文集，没有什么属于他。
摄影师有点犯难，这里找不到什么道具能表现他和数学的关系，这些年研究留下的痕迹只在他的脑海里。余建春也有点紧张，面对镜头他总是微微端起肩膀，露出僵硬的笑。闪光灯亮了一下，他笑一笑，问我们，效果不好吧？顿了顿又问，需要我怎么配合？
最后我们把那张折叠桌横了过来，让他坐在床沿，伏在桌上写数学。纸上有不少几天里他写过的式子，他看着它们想了想，捡起一个，写了下去。快门一下下响着，起初他不时抬头看镜头，像被强光刺激了似地眨眨眼。一分钟后，他不再抬头了，那只握着笔的手快速地不停转动。快门声不时响起，可是镜头和闪光离他远了，数学家回到数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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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偌大的一个国度就没有一个机制能够让这样的人得以认真研究吗？尽管本人对这样的数学研究没有任何的一知半解，但还是想知道，这真没有所谓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