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客座评论：后疫情时代的“东升西降”</strong><br />
2021年中国两会结束，外界纷纷把目光集中在香港选举办法的修改。而政论家白信认为，另一个修法动作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美中竞争以及新冷战的耳语弥漫在北京的两会会场内外。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3月11日刚刚结束的十三届四次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上，中国的两千多位人大代表们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一是修订了1982年的人大组织法，二是通过了修改香港选举办法的决定。虽然早在预料之中，而且三年前也是这些“代表们”通过了“临时起意”的修宪提案，以不限制领导人终身连任的方式自我废除了共和体制，但是，今年的人大会议，在去年的严重新冠疫情之后，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短短一周会期之内，就再一次以修订组织法的方式完成了自我阉割，还顺带阉割了香港的民主选举，不能不令人感佩中国政治模式的反民主性质竟然如此的不加遮掩。
理论上，这种阉割是以引入一个总则来实现的。在人大组织法修订案中，总则规定了党对人大的领导，颠覆了宪法所规定的人大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基本原则。又引入列宁主义式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纪律作为人大的工作原则，等于废除了人大至少形式上作为一个民主代表机关的民主程序。关于行政官员和军委成员的任命、批准等条文的修改，更是去除了人大对党政体系尚存的形式制衡。其结果，把1982年党内元老彭真主持的人大体制其中本来就不多的民主精神阉割殆尽，也为两年后的十四届人大会议以及未来树立持久性的绝对主义的权威体制扫清了残余障碍。
不过，这只算作人大的自我阉割，自己把自己——也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的政治化身——给关进了笼子，大概算是对香港的一次示范。接下来，他们完成了修改香港选举办法的决定，以缩减立法会直选议员比例和设置选举委员会审查候选人资格的方式，以“爱国者治港”的名义限制香港公民的被选举权，实行“爱国专政”的选举威权。这是对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实际并不充分的民主选举制度的颠覆，自然也是对“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原则的进一步背离，也背离了香港民众2014年以来以和平抗议疾呼的真普选诉求。
相形之下，本届“两会”政协主席汪洋在大会开幕式上主张关于促进针对香港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张，只能算作重复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北京政权所采取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而若历史地看，这种以爱国取代民主的政策，以及一方面审判民主派人士、另一方面限制民主派选举资格的做法，更接近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一党专政。在1933年3月投票之后的几个月内，纳粹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实行大逮捕，政治镇压了社会民主党，从议会驱逐了共产党。在7月14日正式取缔这两个党之前，已经迫使中央党、国家党和人民党先后解散，并且以政教协定的方式驯服了天主教会，德国魏玛民主被彻底摧毁。
如果再横向对比太平洋另岸所发生的，在北京的强人政治继续坐大的同时，美国新总统拜登以保卫民主的姿态推行“新新政”：对内以全民疫苗接种和大规模基建投资的方式振兴美国社会和经济，对外则倡导人权和民主为中心的价值外交，修补与盟友的关系。对华政策上，拜登在告诫人民要保持战略耐心的同时透露了美国正在准备最坏的情形，即美中之间极端竞争的可能。这一切仿若1933年的重演，希特勒的上台和罗斯福的新政。纳粹很快发动了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和对欧洲的占领，后者则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保卫民主的迫切，着手准备两面作战。
今天的情形，当然未必导致中美间不可避免的决战，不过，围绕两个新旧超级大国的竞赛，也就是新冷战的耳语，却以另一种修辞弥漫在北京的“两会”会场内外，才有闭幕式上通过如此法案。这就是从在中美贸易战以来习近平所强调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从去年底的抗疫胜利讲话中所自诩的“中国之治、西方之乱”，升级为今年初开始流传的“东升西降”，也是本届两会中不少高官如张春贤等不断引用的。所谓东升西降，指的是通过新冠疫情，通过对中国年均GDP的测算，通过中国治理模式与西方民主衰落的对比，中国国力的上升和西方民主世界的下降两种趋势并行之下，中国可能提早成为世界第一可能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从而有助于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无疑的，相对2018年贸易战同时开始的反美主义宣传，东升西降已经不仅具有反美宣传的意义，更具有反西方的色彩，还以中西之间的对抗主义自我解构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传，自我导向一个中西对抗的竞争框架。只是，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和围绕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与经济竞争，这一竞争，越来越趋向从科技到制度的全方位竞争，也越来越接近美国着名国际问题学者艾立森(Graham
Allison)所预言的中美之间注定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从而可能在香港、新疆、西藏等等问题恶化之后引向两国竞争的真正焦点——台湾。
这才是本次中国“两会”最大的悬念，也是北京政权在香港问题上急于废除“一国两制”、采取高压政策的自然指向。在东升西降的国际局势判断前提下，中国最高领袖可能不仅不在乎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更有把握提早对台湾政权施压，将台海两岸间的统一当作民族复兴的主要使命来追求，以此获得党内对其绝对主义领导权威的支持。
由此，对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来说，无论是与中国刚刚签署了中欧投资保护协议的欧洲，还是中国周边紧张以对、处在中美夹缝间的印太四国，或者韩国、东南亚诸国来说，不仅需要面对中国在内政上的极权主义倾向，如对香港、新疆、西藏等等问题所表现的高压政策，以及对待科技发展的“大跃进”政策所导致的高风险，如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灾难，还要面对因为台湾问题而激化的中美对抗。
毕竟台湾问题不同于香港问题，如同敦刻尔克大撤退从香港撤出的西方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大致会重演1930年代美国和国联对满洲问题的退让，但是，中美未来的新冷战竞赛、以及围绕台湾问题的对抗却可能导致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如同1933年到1941年美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从而可能卷入所有印太地区的国家。这种地缘政治的风险和混乱，几乎就是“东升西降”预言的自我实现，虽然是以未来战争的方式，却可能从当下开始，就为国际社会展现了一副“新中世纪主义”的黑暗图景。
准确地说，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如同1348年黑死病泛滥后的欧洲，教会权力瓦解而世俗权力上升，然而今天的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正在呈现出一副另类的“新中世纪”黑暗。有关这一图景的概念，最早于1970年代由希德利.布尔(Hedley
Bull)、后来被慕尼黑大学尤格.弗里德里希(Joerg
Friedrichs)所发扬。他们描述了一种后全球化的混乱，人们对传统民主和民族国家的忠诚消散，人们的认同趋于混乱，各种民粹主义泛滥，前现代、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外交和政治混杂着，俨然过去一年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在东亚地区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和分裂，构成一副新中世纪主义的黑暗。
或许也正是在类似图景的暗示下，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划分光明/黑暗的琐罗亚斯德(Zoroastrianism)教的复活、正在中美两国重新出现的新弥赛亚主义，人们都对“大救星”报以期望，这些自命为“天选之人”的政客们也重复着上千年前的陈腐话语，加速着全球混乱、民主衰落和威权兴起。然而，面对形同吃菜事魔的底层宗教的再度泛滥，无论是拥抱王阳明的王岐山，还是其他共产主义儒家官僚如李克强总理，似乎都无能为力。中国的未来政治也只能继续着反民主、反西方、和极权主义的基调，直到未来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结束。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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