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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报》3月20日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外国政府不断升级的干预威胁，过去3年里，澳洲情报机构与大学增强了协作。
上周五，在联邦国会调查会上，校长们指出，2018年是高校与澳洲安全情报局（ASIO）和其他安全机构打交道的转折点。
（图片来源：SIMON SCHLUTER）
悉尼大学副校长Duncan Ivison表示，该校与安全机构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10年，但近几年他们打交道的重点明显转向了外国干预。
“关于外国干预的对话在2018年末2019年初真正开始增多。”他在调查会上表示，“正如政府已经承认的那样，那时真正意识到，外国干预与反恐一起开始成为澳洲真正重要的安全问题，那个阶段的对话也变得特别积极主动。”
澳洲国立大学校长Brian Schmidt表示，该校与安全机构的关系自2018年以来“显着增强”，当时关系扩大到包括了澳洲信号局和国家情报办公室在内。
墨尔本大学副校长Michael Wesley表示，安全机构让大学对外国干涉的定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同时，我认为还出现了另一种反向教育。我认为安全机构更加了解了大学的运作方式、管理结构，以及如何在学术自由、调查自由和研究自由与对外国干预的真正担忧之间取得平衡。”他表示。
报道指出，对以研究项目为目标的外国干预，以及澳洲大学在中国政府人才招募计划里所扮演的角色，联邦政府都表示非常担忧，故联邦国会和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展开了这次调查。
澳洲研究理事会早先曾提出，进一步审核18个研究项目的资金拨款。去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联邦政府驳回了其中5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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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align: center”>澳洲国立大学副校长Brian Schmidt（图片来源：ALEX ELLINGHAUSEN）
委员会了解到，被驳回的拨款申请，两份来自澳洲国立大学，一份来自悉尼科技大学。
ASIO局长Mike Burgess上周出席调查会时表示，大学里的外国干预规模为自冷战以来最大。仅2020年，ASIO与大学接触了60次。
他称，不只一个国家对澳洲大学有干预行为，但有一个国家特别活跃。
他还表示，ASIO正在与内政部合作，向大学提供一份扩大名单，列明哪些新兴技术应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干预。
2019年，随着大学反外国干预工作组（UFIT）的成立，大学与安全机构的工作关系正式建立。
但那之后，莫里森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加强了对大学的监督。大学警告称，这可能危及未来的研究伙伴关系，特别是新法赋予联邦政府撕毁大学与外国政府之间协议的权力。
（实习：Vio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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