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去了。之前我就想走，但没有下决心。现在疫情爆发，蔓延全球，澳洲自不例外。面对疫情，面对因疫情而造成的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总理向那些海外学生和在澳洲工作的外国人没心没肝地发声：“是到了你们该回去的时候了。“
听了莫里森总理的话，我没有象我周围的那些朋友（和我一样，他们也是持着假期工作签证来澳洲的）那样的愤慨、怒气冲天。我很平静。是的，是到了我该走，该回去的时候了。
当我向我现在工作着的老板——那个搬家公司老板提出我要走了时，老板很是不舍。老板知道，目前因为疫情的影响，他也没有生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顾客来要求搬运了。没有生意，没有收入，老板他可以去向政府要求补助，但我怎么办？没有收入，但生活需要消费需要开支。老板虽然提出，要我去他家暂住，先度过这眼前的难关，但被我婉拒了。
“不要了，我想回去了。”
是啊，即使不是这场疫情，我也想走了。
我想在临行之前，约她一下，再见见面；因为这次一回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她再见。但我思索再三，还是放弃了。“还是到时候，上飞机前再告诉她吧。”
我是半年多前来的澳洲，是申请了假期工作签证来的。大学毕业，我进了一个大的电脑公司工作，编程序。这是我的专业，因为我在大学就是学的电脑。
在公司工作了一年多，也算是个年轻的“老”职工了。由于我工作认真，兢兢业业，“上面”对我印象很好，听内线人透露，领导正在考虑要提拔我。
但事实上的我是个很不安分的人，在我那平平静静的外表下，却有着个不平静的内心世界。对于这种朝九晚五，两点一线，波澜不兴的“白领”生活我已感到了厌倦。
正好，我在网上看到了澳洲发放的假期打工签证，一看到这条消息，我考虑都没有多加考虑，就申请了；很快，我的申请就被批准接受了。
对于申请这个澳洲的假期打工签证，一方面是我想出去走走看看，这西方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来澳洲，来墨尔本，是长久以来我心里的一个愿望，一个心结。
我走的那天，和我在一个部门工作的那些年轻同事们为我“饯行”。“饯行”安排在市中心的“顺风酒店”。大家对于我的离去，都感觉突然；在酒桌上，一边向我干杯，一边说了不少类似“以前没听你说过要出国，怎么一下子就走了”，”你孤身一人在外，要自我保重”等的惜别的话。
当时的气氛有点“伤感”，结果还是大王站起来说“嗨！嗨！别搞成这样好不好？志成这次能去澳洲，这是好事情。他去外面看看世界，增加人生体验，我们应该祝福他。不要这样悲悲切切好不好？“
以后大家散了，都走了，我也要起身走时，一个熟悉的女声叫住了我。
哦！是她，林芳。
这天的林芳穿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嘴唇也是红红的，显得格外鲜艳夺目。不知为什么，今天的林芳，在我眼里，是那么的美，这可是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感觉到的呀！
她走来我的身边，从那随身的小包里拿出一个封面精致的笔记本，递给了我。
“想不出有什么东西送你，就给你个笔记本吧！知道你喜欢写东西，现在虽然都用电脑手机，但有时候也许你会想到用笔写。做个纪念吧。”
林芳和我一起走出了餐馆，又伴着我走了好长一段路。
到了该分手的路口，林芳笑着向我道了别，并关照我：可得常常在微信上发消息，谈自己的情况呀。看着林芳飘然而去的身影，我竟会生出一种依依难舍的感觉来。
“我这是怎么了？”对于自己突然会产生这种感觉，我自己也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来澳洲后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干过许多活。我在餐馆洗过碗，在工厂流水线上做过夜班，在商业大楼当过清洁工。最近的这段时间，我在给一个开着卡车，为人搬家运货的华人小老板当助手，做搬运工。
老板六十多岁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来的澳洲，现在是澳洲的公民。听老板他自己说，他以前在中国，是个在中学教语文的老师。他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那天，老板带着我，去一户西人家庭搬家具。有个华人妇女从这西人家庭，买了个三人大沙发，以及两套双人床垫床架。这华人妇女通过网络已经把钱付给了那个西人家庭，她本人不到场，她要我们去取了沙发和床垫床架后，就直接送去她家。
那个三人沙发虽说已用过了，不是全新的，但看起来没有受过什么损伤，皮质还是乌黑黑油亮亮的，很光滑。但它份量很重，抬起来，感觉很沉。
我们从这西人家庭，把这沙发和床垫床架装上车后，就急匆匆地直接赶去那华人妇女的家。
这华人妇女的家，是坐落在一个靠近市中心北边的区，叫费茨劳耶。到了那个区，那条街，那个地方，看到有三幢高楼并排在那儿。老板告诉我说，这三幢楼房，澳洲的华人管它们叫“政府楼”。这是提供给那些老弱病残者，长期失业者；那些依靠政府每两周发放的“救济金”度日生活的人居住的。这些楼房需要申请人长时间排队申请，而申请要通过有关部门审查；最主要的就是要符合“条件”（经济困难的程度）。
到了楼下，将卡车停在了专门给装货卸货用的位置后，老板就用手机打电话给那华人妇女，要她下楼来接应我们。
一会儿，那华人妇女下了楼，见到我们后，口里叫着“师傅”，一边就笑吟吟的走了过来。她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年纪，二十五六岁这样。她中等偏高的身材，着一袭黑色的连衣裙，虽说看上去稍稍有点显“福泰”，但仍很健美。但当我仔细去看她那张娇美的脸容时，我突然惊讶了：怎么会是她？还真是她呀！八年没见了，她已不是以前的那个姑娘，而是个成熟的年轻少妇了：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我还是能从她的脸上回忆起她少女时的模样。
她走上来后，和老板讲话，没有注意到我。
由于沙发体积太大，进不了电梯，老板和她商量后，就决定走楼梯，将沙发抬上去。还好，她家在二楼，但毕竟是爬楼梯，老板和我化了九牛二虎之力，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才总算是把这三人沙发给抬上楼，搬进了她的家。
她家是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客厅不是很大，和厨房连在一起的，放了一张吃饭桌。这三人大沙发对着前面的那架电视机放下后，这客厅就没有很多空间，而显得更小了。
“师傅，幸苦了！喝点水。”这时的她从厨房的冰箱内，取出一大瓶可乐，打开后，注满面前的两个玻璃杯，然后将可乐递给我们。
当她将可乐递给我时，她认出了我来。“怎么是你？”她张着两只似乎不相信现况的双眼，一脸惊喜。
“你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时候来的？”她追问着我。
“我来了有半年多了，是申请了假期工作签证过来的。”
“怎么，你们之前认识？”老板在一旁问了。
“是啊！老板，你说巧不巧，他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回答着。
“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该有八年了吧？”她接着问我。
“差不多吧。”我回答着。
“哈，老同学异国他乡相逢，那可有许多话要讲呀！这样，我先下去，小王，你就和你的老同学再聊一会儿。我在卡车上等你。”老板说着，转身推门就出去了。
老板一走，留下我和她，我一下子感到了尴尬，感到了局促，不知该说什么好了。真的，我多少次在我的想象中和她会面的场合，但决不会是这样的呀！
好半天，我才想出了对她说的，“老板在下面等，要么我们改日再见面？”
“好呀，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真想和你好好谈谈，叙叙旧。今天我也没有许多时间，我得赶快去接我的孩子，他们这个时候该放学了。”她落落大方地说着。
“你有我的手机号码吧？这样吧，这个星期六，你向老板请个假，来我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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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进卡车后，老板一边开着车，一边就和我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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