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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H&M、耐克……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名词，似乎与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不可能发生关联。然而，在2021年的3月的最后十天，新疆棉花以及一系列服装品牌的名字成为国际关系新闻的高频词。或许人们会发现，全球化、世界秩序与自己的生活关系如此密切，国际新闻也可以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比如你身处H&M的店里，或者通过网购预订了耐克的运动鞋，抑或是将自己烧毁阿迪达斯、耐克鞋的视频传到自媒体上。世界处于加速变革的时期，而加速的背后是力量的失衡与重组，在每个事件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故事。新疆棉花的透镜里面是世界秩序的斑斓色彩，以及变动不居的加速流动。从新疆棉花的事件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全球化秩序的供应链竞争以及地缘政治经济板块的移动。
一
3月24日凌晨开始，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H&M、新疆棉花以及BCI的信息不断发酵，而中国共青团官微针对2010年9月H&M发布的一份声明进行批判。H&M等国际服装鞋帽品牌在过去半年中发布了针对新疆棉花的声明，核心意思就是抵制新疆棉花，原因是这些棉花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强制劳动”。很快，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份关于发布抵制新疆棉声明的服装鞋帽品牌的清单。而中国一些电子商务平台将H&M的商品下架，为这些国际品牌进行代言的明星们也发表了声明，单方面解除合作关系。也就是说：“你抵制新疆棉花，我抵制你进入市场。”
看起来，这一波抵制服装鞋帽品牌的事件会成为比较长时间的行动。中国并非H&M的最大市场，而耐克等知名品牌的打折促销活动，并没有受到抵制，而是一秒售罄，似乎让我们看到这一风潮背后的消费者的理性思维。事实上，H&M的风波更大程度地呈现在外交舞台，而不是市场之上，与几年前的抵制乐天有很大的不同。梳理一下时间线，我们会发现，H&M的风波是3月世界外交潮涌中的波浪，似乎很难构成独立的“事件”。
首先，抵制H&M的情绪看起来比较偶然，但草蛇灰线，情绪其实一直在积累，只是差一个爆点。在信息大爆炸的自媒体时代，很多信息会被淹没，但一旦被点燃，就会形成爆点。H&M恰好处于这样的舆论风暴中心。与H&M相关的是一家并不为人知的非政府组织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其实是一个行业标准的组织，制定棉花生产的标准并进行行业认证。BCI在2020年3月宣布在即将到来的棉花季暂停在新疆地区的工作，原因就是持续的关于这一地区的强迫劳动的指控和报道，同时要委托专家进行外部评估，并于10月宣布停止在新疆的所有实地活动。BCI是一个行业发展协会，拥有1800多个正式成员，包括168个零售商和品牌成员，1585个供应商和制造商成员，30个生产组织成员，基本涵盖了棉纺织行业。BCI代表了一种行业标准，其权力来自于这一行业协会的规模，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
其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之后的外交出访，从日本、韩国，到阿拉斯加与中国外交高官举行战略对话，随后到访布鲁塞尔。在布林肯访问欧盟期间，欧盟外长会议通过了对中国的制裁决议，包括四名中国官员和一家机构，禁止入境并冻结其国外资产。同一天，中国做出反制裁，对欧盟10名个人和四个实体进行制裁，包括欧洲议会的议员和德国的一家智库。对于中国的反制，欧盟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反制过度，不对等。然而，欧盟的对华制裁有两个“爆点”：一个是冷战结束以来的首次；二是与美国协同，客观上形成了美欧联合遏制中国的态势。
最后，在中欧之间进行制裁与反制裁的气氛之中，H&M一下子成了风口浪尖，新疆棉花与H&M变成了事件的中心。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集体声音是，新疆棉花不容抹黑，而H&M成了中国民间情绪和外交的对立面，而反制H&M的武器是中国的市场和消费能力。外交的博弈最终呈现为要不要买衣帽。
二
棉花和棉纺织行业没有半导体行业那么受人关注，为什么会成为焦点呢？棉花和棉纺形成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已经编织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全球史的专家们认为，棉花是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也是全球化的动力，棉花成为各国工业化的发射平台。英国、美国、日本、中国在全球棉纺产业中先后成为领头羊。如今棉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已经不如从前，但是，棉花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不仅衣服里有棉花，钞票中也有棉花。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棉花编织的网络之中。从新疆棉花中，我们也看到了全球性的供应链、产业链网络，这是外交话语的唇枪舌战背后的逻辑。
首先，新疆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区，也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2020年新疆棉花产量达到516万吨，占全国棉花的87.3%，新疆的棉纺企业占全国的80%以上，可以说，棉花是新疆经济的支柱产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2912亿美元，同比增长9.6%。根据美国商务部纺织服装办公室的数据，2020年1-11月，美国自中国进口纺织品服装440.9亿美元，同比增长9.2%，中国占美国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比重提高5.1个比分点，达到39.6%。另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中国占欧盟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比重为44.8%。中国是世界纺织品服装出口大国，新疆是中国的棉纺基地。
其次，棉花产业是全球产业空间变迁的缩影。关于棉花的全球史研究表明，以18世纪80年代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全球的棉纺生产体系以亚洲为中心，尤其是印度是全球棉布的主要产地，形成了一个松散和多元的棉布的生产和贸易体系；18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之后，欧洲成为全球棉产业的中心，这一新的体系是等级性的，非洲的奴隶、美洲的土地、欧洲的技术被整合到一起。欧洲并非棉花的主要产区，却成为这一产业的领导者。棉纺技术的革新和产业的发展，使欧洲成为“棉花帝国”的主导者，尤其是英国坐上了“棉花帝国”的宝座。随着欧洲棉纺产业的发展，亚洲的棉纺产业被边缘化，换句话说，欧洲的“棉花帝国”是建立在亚洲、尤其是印度手工纺织产业的废墟之上的。20世纪20年代之后，棉纺产业回归亚洲，这并不意味着欧美从这一产业中退出来，而是处于棉纺产业的两端，即品牌、设计在欧美，营销和市场也主要在欧美，棉花的生产、加工以及服装鞋帽的制造在亚洲。
第三，中国既是全球棉花主要产区，也拥有棉纺织的庞大产业链，更是全球性的棉纺品消费市场。美国的棉纺产品98%来自进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服装鞋帽品牌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这也是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抵制某一个品牌，当然会造成非对称的损伤，比如，中国的消费者可以一起抵制H&M，甚至可以让某个品牌在中国市场消失。问题在于，中国的消费者不可能抵制几乎所有的国际服装品牌。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亿消费者联合起来远远比几十个企业巨头联合起来要难得多。极端一点说，中国市场的魅力在于它是个成长性的市场，这对于一些企业巨头来说是不可舍弃的市场，但如果这个市场封闭而萎缩，也就不存在相互之间的依赖了。从这角度来说，“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碗”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性表达。另外，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是自愿和平等的交易，是一种互惠行为。真正抵制外国品牌，并不是说要不买衣服或者烧鞋，而是中国自己的企业强大起来，让耐克、阿迪在中国市场赚不到超额利润，甚至无利可图而主动退出。
第四，棉花产业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网络中的普通类型，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看到供应链、产业链的复杂性，同时也要看到价值链的分层与等级性。棉花在工业革命发端之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当下的棉花及相关产业在全球的地理分布与消费市场是不匹配的。棉花的生产和制造环节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而消费市场和品牌、设计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主要在欧美，而价值主要流向欧美，因此，全球棉花产业是单一却分层的体系。BCI只是棉纺产业中的诸多行业标准之一，我们很难以价值判断来衡量，更不能以阴谋论来简化棉花产业体系的复杂性。市场体系或者说商业秩序是一种无中心的自组织的秩序形态，耐克和阿迪达斯是商业巨头，但相互之间也是竞争者，H&M和优衣库也是如此。这些企业或行业巨头处于一个秩序网络之中，BCI等非政府协会形成了普遍接受的行业标准，只有加入其中，才能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退出这一网络，另起炉灶，代价高昂，前景迷离。可以说这是商业秩序的粘性权力或曰网络权力，“退出”并不是好的选择。至于说，这种商业秩序是不是被某个国家控制，很难说。从起源来说，欧洲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而欧洲的市场体系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在欧洲这个蛮荒之地发生的“意外事件”的结果。这种市场体系并不是上帝所赐，而是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战争资本主义在16世纪开始发展，早于机械和工厂。战争资本主义不在工厂兴盛，而在田野兴盛；它没有机械化，而是土地和劳动力密集，依赖的是对非洲和美洲土地及劳动力的强力征用。从这种征用中出现巨大的财富和新知识，他们反过来增强欧洲的体制和国家，这些全都是‘欧洲世纪’以来经济不寻常发展之关键先决条件。”市场秩序并不是国家秩序的对立面，相反，这两种秩序是孪生兄弟，是欧洲历史的“特例”。事实是这一特例变成了世界历史的一次突破，时至今日，世界秩序依然难以摆脱欧洲秩序的影响。
第五，从棉花到半导体，产业链和供应链构成了世界秩序的“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伴随着现代世界的形成而向全球扩展，将不同的国家、文明卷入其中。然而，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文明对这一深层结构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可以说，多元权力中心处于单一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之中。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价值观“浸”在经济的结构之中，或者说，市场体系“覆盖”于不同的政治实体之上。经济基础的变化是累积性的，也是缓慢的，却是结构性的。
三
世界秩序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深层结构与政治组织、价值观念之间是否能够协调或者磨合。围绕新疆棉花而形成的中美欧的三角关系，折射出世界秩序的结构性位移造成的震荡。在“事件”的喧嚣之下，我们要对这种地缘政治经济板块的移动保持高度警惕。基辛格在最近的演讲中说，当下的世界情势与一战前类似，也许有些危言耸听，但世界秩序的构建需要“危言”。
第一，中美欧三角关系关系到世界经济秩序的构建；进一步说，三方互动关乎单一但分层市场秩序的调适。世界市场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分层的，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的确大大提升了人类的财富生产能力，但也极大地扩大了贫富差距，人类不平等的程度超乎以往。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认知和政策越来越趋同，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已经难以掩盖，欧美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包括产业的发展。拜登政府上台后，强调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而市场规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今市场秩序规则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宽泛了，环境、劳工等标准被纳入其中。我们可以说这是高级别的市场体系，但这一体系并不只是经济性的，也具有文明标准的含义。欧美将人权与市场规则进行捆绑，这是新疆棉花风波反映出的一大趋势。
第二，中美欧是否构成三角关系？在欧美就中国问题进行协调，几乎同时出台制裁措施之际，欧美被认为是一个阵营，从人权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看，的确如此。但是，这并非全部。中美欧共处一个单一市场体系之中，这是与冷战时期的平行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中国舆论中，美国-西方已经成为政治或外交话语，但从外交战略而言，这个概念需要斟酌。布林肯欧盟之行的目标当然是整合盟友、协同应对中国，但法国、德国并非美国的附庸，寻求欧盟的战略自主是法国、德国的目标，这种自主性体现为欧盟有自己的对华政策。特朗普四年加速了欧盟自主的进程，事实上为中欧关系发展创造了条件。中美欧三角关系已经出现，对于中国而言，运筹三角关系是未来的方向。
第三，美国将中欧投资协定视为威胁，而布林肯访欧期间中欧之间的制裁游戏，无疑正中美国下怀。欧洲议会取消了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欧投资协定就此搁浅。对欧盟而言，这一协定也是欧盟战略自主的资本，更是欧盟与美国进行经济谈判的筹码。中欧关系的脆弱性在于，经贸关系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放大彼此之间的争吵，必然会波及经贸关系。面对世界秩序的未来图景，上层建筑要服务于经济基础，这或许对中欧关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经济空间重组，于中国外交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当然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远交近亲”是可以探索的方向，在全球层面需要“远交”，超越结盟与对抗的老思维，在区域和周边，还是要“亲”，由此构建与经济基础相匹配的上层建筑。去年年末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RCEP协议签署，就是中国外交“远交近亲”的范例和方向。在喧嚣的世界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话语泡沫，而唯有深水才能静流，并主宰世界潮流的方向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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