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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XINHUA
随着国际社会对新疆、香港人权问题的关注程度持续升温，美、欧、英、加、澳等西方主要国家政府所面对的要求抵制北京2022冬奥会的社会压力也与日俱增。BBC中文最近致函国际奥委会，就抵制声浪提出问题，并得到国际奥委会的官方答复。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认为，由于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约一年时间，多数国家政府可能还在谨慎观望，因此即使有这方面巨大的民间压力，各国政府也不大可能短期内作出决断。
抵制北京2022冬奥的呼声
近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曾一度表示抵制北京冬奥会“可能性存在”，但是需与盟国商量。不过，问答结束不久，另一位资深官员马上出来澄清说，“美国没有、也没计划与盟友讨论任何对北京冬奥会的联合抵制”。
美国官方虽有澄清，但国际间越来越多地组织与个人公开呼吁“抵制”预定于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开幕的冬奥会则是不言的现实。
图像来源，REUTER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
继加拿大主要反对党保守党党魁奥图尔（Erin
O’Toole）公开要求总理特鲁多向国际奥委会施压，称不能在有“种族灭绝”行为的中国举行奥运会之后，英国议会反对党的一些议员也开始向政府施压。
英国自民党党魁戴维（Ed Davey）和工党议员布莱恩特（Chris
Bryant）分别在网络发表文章说，英国和全世界必须面对中国“种族灭绝”的证据，并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对北京说“不”。
除政客外，更有很多组织和活动人士甚至直接向国际奥委会，各国奥委会，运动员，赞助商等多方游说，希望不要在北京举行冬奥。很多人还把北京冬奥与1934年纳粹德国举行的奥运比较。
国际奥委会立场
鉴于国际奥委会近期已经会晤了多个呼吁抵制的抗议组织代表，BBC中文近日致函国际奥委会，就他们在如何看待国际抵制声浪提出了问题。以下为国际奥委会书面答复的中文译文：
“奥运比赛是唯一一个让全世界聚会一处和平竞争的大会。奥运是多元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团结象征。在我们脆弱的世界上，尽管存在各种分歧，体育的力量使世界汇聚一堂，让我们对迎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有了希望”。
“考虑到奥运参与方的多元性质，国际奥委会必须在所有国际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授予某国奥委会奥运举办权并不意味着国际奥委会认同该国的政治架构，社会状况和人权标准。奥运会由国际奥委会管辖，而并非国家政府。国际奥委会直接向各国奥委会发出参与邀请——邀请并非来自举办国政府。举办国首脑可以在开幕式上讲一句由国际奥委会草拟的话，宣布奥运会开幕。任何其他政界人士不被允许在奥运期间，即使是发奖仪式上扮演任何角色”。
“从始至终，国际奥委会承认并坚持奥运宪章和道德准则中的人权基本准则。我们严肃对待我们确保奥运会尊重奥运宪章的责任”。
“从始至终，国际奥委会既没有权限也没有能力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上述工作必须继续依靠各国合法政府和合法国际机构”。
中国政府立场
中国政府方面指责从新疆人权、新疆棉花问题，到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都是“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的抹黑中国的炒作与“噱头”，最终会以失败告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早在二月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时就发言指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中国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参加北京冬奥会也是“各国冬奥运动爱好者的热切期盼”。出于政治动机，试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行“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相信这样的举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注定“不会得逞”。
抵制奥运的可能选项
尽管有国际奥委会比较明确的“中立”立场和各国政府迄今为止非常谨慎的回应，要求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却没有减弱的迹象。
有分析指出，由于距离北京冬奥开幕还有约一年时间，各国政府即使开始听取这方面的民意，也不大可能近期内作出决断，况且多国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事关重大，需要考虑的层面除外交关系之外，还有国际地缘政治、全球经济层面等多方面因素。
有呼吁抵制的人士称，抵制北京冬奥其实有多种可能，除最极端的类似于西方和中国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集体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以及随后苏东集团国家集体抵制1984洛杉矶奥运之外，还有其他相对“软化”的选项。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茱莫泰(Zumretay
Arkin)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类似于各国领导人不出席开幕典礼的“外交抵制”也会受到欢迎。
她也同时呼吁各国运动员能够用自己的良知来考虑是否抵制北京奥运。
抵制与否的其他考量
在各国维权组织和政客继续为抵制北京冬奥而游说的同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的表述可能更加直白。他说，国际奥委会不是“超级大国”，解决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G7或G20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有分析指出，他出面重申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从一方面讲代表国际奥委会官方立场，另外也与个人经历有关。
曾为西德赢得1976蒙特利尔奥运击剑馆金牌的巴赫，因为抵制1980莫斯科奥运而未能续写运动生涯的光辉，个人奥运生涯“夭折”。
另有分析指出，除对各国运动员个人运动事业与生涯的影响外，抵制或移动奥运举办地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也肯定是国际奥委会和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仅仅是国际奥委会已经售出的奥运转播权费用和已经获得的赞助商费用就数以十亿美元计算，这还不算奥运赛事期间的各类冠名商品和活动的销售收入。
分析人士也坦白说，一旦国际奥委会开启了这扇政治抵制的“泄洪闸”，那么今后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如何发展、何去何从或许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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