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主流媒体的笔下，亚裔按摩女工通常被描绘成跨国犯罪集团性贩卖的受害者。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自韩国、越南，过去十年，从中国来的移民也多了起来。
当我向Lily提起这个刻板印象时，在西雅图唐人街做按摩女工的她一下子跳起来。“狗屁不通！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还以为我们华人都活在清朝呢！”
当地时间3月16日，美国东南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的三家按摩店先后发生枪击案，八名遇害者中有六名亚裔。枪声震动了整个在美亚太裔社区，全美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亚裔歧视游行，被视为新冠疫情以来对亚裔仇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按摩店——中年女性赴美的避风港
单亲妈妈Lily曾是国内的一名白领，在财务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余年后，她发现自己十几年不变的收入根本赶不上二线城市飞涨的房价和物价。于是，她在独生子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持旅游签证赴美“淘金”，为儿子赚学费、攒房子首付。
她现在是西雅图一家按摩店的工人。赴美六年间，Lily在美国西海岸华人聚居的华盛顿州与加州间徘徊谋生。在大西雅图地区，至少有四五百名中国人像她一样，怀着不同目的、通过各种渠道来到美国，在华人老板经营的按摩店里打工。
萧萧则是带着女儿一起来美国的，留老公一人在国内。女儿读语言班为报考大学作准备，她自己就在华人圈子中寻找工作机会。像Lily一样，在面试了不同的行业之后，萧萧发现不会说英语，连在华人餐馆和超市都无法立足。何况餐馆和超市的工作极其忙碌，随时都在老板的监视之下，而且薪资微薄。
来自老板与客人的冷言冷语频繁而细碎，让人如被纸张划伤一样，伤口小却很疼。这样的工作模式让这些女性无所适从，毕竟她们都曾在专业技能岗位上工作了数十载，容不得他人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轻视。
2010年之后，美国华人经营的按摩店逐渐取代了韩国和越南同行，成为了亚裔按摩店的主流。比较再三，Lily她们都选择去华人经营且有汉语授课的按摩学校接受为期500小时的培训，只要通过考试就能领证上岗。
因为与客人的语言交流内容单一，要找一个按摩店的工作并不难。于是，按摩店成为了这些中年赴美、却又无心力再重拾一门语言的华人女性的避风港。
按摩店的工作时长不短，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一周工作六天。但是，毕竟只需要在有客人的时候打起精神工作，其他时候可以捧着iPad和手机看连续剧，或者与国内的朋友家人视频，也算悠闲自在。而且，大部分的按摩店老板不守店，让这些女工们又拥有了多一重的自由。
然而，这种自由的另一面却是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
安全问题背后，是对亚裔女工的刻板印象
华人按摩店一直是抢劫偷袭的重灾区。
疫情期间，因为生意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部分的按摩老板选择了裁员，很多店里只剩下一个工人守店。这种情况导致有预谋的犯罪发生得更加频繁。偶尔，按摩店老板或者工人还会试着报警，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选择默默承受。
常姐从东北的一个大型国企下岗，一个中年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只有被“鄙视”的份儿，曾为小领导的她心高气傲，摸爬滚打多年后决定远赴美国，想闯出一番天地。
“美国警察一点儿屁用没有，向他们报警就像对牛弹琴。”50多岁的常姐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抱怨道，她所在的按摩店有几次东西被偷，但找警察一点用也没有，每次都要多受一次气。
无独有偶，我认识的不少按摩店的员工也并不信任警察，常常感觉被警察看不起。他们认为，在美国警察的眼里，华人按摩店员工都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无证移民、违法的性工作者，以及不会英语的愚蠢亚裔。
一些按摩店女工确实会提供性服务，从身体抚摸到手活以及性交，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更何况，无论是否提供性服务，工人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活所需。无论是否提供性服务，免遭暴力与不公正待遇是每一个人的生存的权利。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签署了《打击线上性交易法案》（Fight Online Sex Trafficking
Act）。2019年初，在KPI（关键绩效指标）的“激励”之下，纽约州、加州、弗罗里达州、华盛顿州等地的警察扫荡了所有主要中华城的按摩店，逮捕了二百多名华裔。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一场“解救”行动。
当地媒体报道，西雅图警方当时就捣毁了11家按摩店，从所谓的“性贩卖链”中“解救”了26名华人女性。
但如果报道该事件的记者对此案追查到底的话，就会发现没有人是所谓的“人贩子”性贩卖者。按摩店老板们只以“协助并组织卖淫或洗钱”而非人口贩卖被判缓行与罚款。而被“解救”的女工们失去的不只是谋生手段，她们还失去了自己的住所——因为许多人就租住在按摩店老板提供的房子里。她们很多人的现金和个人物品也在逮捕时被没收了，就如同她们个人的生存痕迹就这样被轻易抹去了。
按摩女工在单一视角下的艰难生存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主流媒体与美国警方一起不断地重述这种单一的故事，他们是建构亚裔按摩女工污名化、妖魔化以及受害者化的主要参与者。而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就是用这种单一的故事，来佐证对所谓“性工作者”刑罚的正当性的。
这种单一的故事给按摩店女工们带来的，不仅是叙事、名声层面的伤害，更是直接导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更多暴力伤害的原因。她们更需要依赖雇主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因而更无力去反抗劳动剥削，而在经历了当地警方的“解救”之后，她们失去工作、居所与存款，还无法为自己发声、说出实情。
正是一个个这样的故事，让亚裔按摩女工屡次沦为个体暴力和社会结构暴力的受害者。而在这张社会编织的暴力网络下，白人杀手罗伯特·亚伦·朗（Robert
Aaron Long）有预谋地枪袭了三家亚裔按摩店，夺走了八条生命。
枪击案发生的第二天，我们按摩工人互助小组的八名志愿者一起走访了西雅图中华城的12家按摩店（2019年警方突袭前，按摩店的总数是24家）。
“害怕”、“没有办法”、“晚上早点关门”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话。
在一个墙上挂着中国水墨画的按摩店房间里，Lily戴着口罩、坐在按摩床上，用二十分钟时间给我们上了一堂“针对亚裔的暴力”的社会成因的小课。
她讲到来美国六年对“美国梦”和“美国民主”的失望；坦言对那些一跨进中上层阶级就“反过身踢泥沼里的人（无证移民、工人阶级等）”的亚裔的愤怒；她勾勒出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的架构——“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家政府政策是共谋”，一起压迫着少数族裔中为生存奔波的劳动者们。
我想要把她的智慧分享给呐喊着“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anti-AAPI
hate”）的人们。造成亚特兰大悲剧的不仅仅是那个充满种族偏见的杀人犯，还是长期以来存在于社会结构中、制度中的歧视与不公。我们口中的“仇恨犯罪”，可能会将结构性、制度性的不公简化为个人层面上的种族仇恨。
当很多亚裔仍在努力强调“我们是合法、守法的公民，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免受他人种族仇恨”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询问，这些法律、制度、执法行为本身是非歧视的、是公平的吗？将法律和刑罚仍然视为唯一的解决方式，呼吁增加警力，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对于被亚裔社群边缘化的按摩女工、性工作者、无证移民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所要面对的暴力，并不仅仅是疫情中衍生出来的个人化的种族仇恨。因为，白人至上主义下、由国家司法系统建构出的针对亚裔的暴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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