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的石家庄火车站
（德国之声中文网）那是十五年前的一天，在罗马的西班牙广场，作为一个背包旅行者，我和大多数游客一样安安静静地坐着。突然来了一个旅行团，大约十七八人，西装革履，手里拎着新购的名牌服装。他们被拿着话筒的导游吆喝着，高声吵闹，反复拍照。最后是集体摄像，齐声喊口号：”XX（公司）明年会更好！”
当时中国人还比较在乎国际形象，媒体频繁讨论”游客素质”，官方机构也一再发布境外旅游行为指南。那一天，我意识到，假如我也被放到那个团队里，一个景点只有三十分钟时间，不高声说话就没人听见，还要求呼出响亮的口号，我的素质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普通中国人也拿不到个人旅行签证，我是以访问学者身份才能做到，这无疑也是一种特权。
从那以后，我就一再写文章为中国人的个人素质辩解。如果香港人、台湾人也在大陆的社会环境中长大，遵守红绿灯你半天也过不了马路，老实排队你一整天也赶不上公车，不穿上名牌就可能遭人鄙视，不找个关系就做不了生意……素质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现在的舆论风气变化了。虽然时或还有素质争论，但是”给中国丢脸”远远不如”外国人辱华”重要了。年轻人在西方大街上齐声骂脏话成了爱国行动。不过，新冠疫情期间，公民素质的辩论再次成为公共舆论的热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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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成都市公布4例新增确诊病例详情，其中一名20岁确诊病例赵某，因为做酒吧营销工作，14天内去过若干公共场所，遭到网民各种辱骂。随后，她的个人信息被曝光，包括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及身份证号码等。
官方很快平息了这场”网暴”，并处罚了泄露赵某隐私的人（虽然没有透露身份）。但是，随着疫情的紧张，把焦虑情绪变成霸凌行为有增无减。
一年前的”湖北人”，换成了今天的”河北人”。有一篇被广为传播的文章的题目是”快，抓住那个河北人！”作者说，在某小镇上，排查到一个从河北过来的打工人员，”刚走到小区门口，连租的房子都没进去，直接就被扭送到医院隔离去了！”
文章说，以防疫之名，一切欺凌和歧视都理所当然地发生了。”一夜之间，河北和河北人就被其他兄弟省份给拉黑了，拉黑的快狠准”。人们纷纷谈”冀”色变，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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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引发的地域歧视、人群歧视和种族歧视，在西方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很难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素质高低。因此，个体素质高低的讨论没有意义。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疫情期间，政府控制与个人权利如何平衡，胡作非为是否会受法律制裁。
本文作者长平
一个甚至连病毒都没有感染的人，仅仅因为是湖北身份就被房东驱赶，仅仅因为是河北身份就被送去隔离。假如不幸感染病毒，就医之前就被”社会性死亡”了。缺席的与其说是个体素质，毋宁说是法律制裁。然而，在把”零感染”作为政绩追求的地方，维护个体权利的法律不值得一提。
中国和西方的区别并非在个体素质，而是在政府行为。跟西方不同，正如快速平息对那个成都女孩的”网暴”一样，中国政府几乎能完全控制民间舆论和基层作为，尤其是抗击新冠疫情这种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重大事件。
我们不难了解，到底是谁在 “抓住那个河北人”。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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