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举行的特朗普弹劾案投票未能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因此这位美国前总统被宣告无罪
（德国之声中文网）首先要说明的是，弹劾特朗普流产并不意味民主党指控特朗普的很多事实不存在。实际上，参议会两党议员除了个别人之外，都是在如下两个前提下处理弹劾案的：首先，拜登是经过民主选举过程产生的合法的总统。其次，暴力冲击国会是一种破坏民主制度的、非法的暴动行为（insurrection）。 而弹劾过程中，围绕的主要问题是，弹劾一个已经卸任的总统是否合乎宪法。其次，特朗普是否是这个暴动行为的肇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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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即特朗普是否应该为国会山事件负责，就连共和党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把它说得很清楚了： “前总统特朗普煽动暴动的举动，确实很不光彩、完全违背了他的职权–毫无疑问地，总统特朗普确实对煽动暴徒攻击国会一案，负有实质与道德性的责任，这点是无庸置疑的。”
特朗普是否应该为国会山事件负责？图为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1月的一场竞选活动上
民主社会游戏规则的回归
笔者这里并不想讨论此事今后将如何发展，而要着重指出，不管是控告方还是辩护方，都很认真仔细地准备了他们的发言，而且双方都试图用事实和推理来为自己的论断来辩护。尽管辩护方的有些逻辑显然有点勉强，但是，整体来说，对于旁听这场弹劾案的、关心美国民主的人来说，确实能体验到，辩论是民主制度中一个重要功能。
辩论，就是常人所说的”摆事实、讲道理”。 它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的体现。应该指出，特朗普在他四年执政期间，对这个基本游戏规则起了一个很有破坏性的作用，尽管有些问题的起源并非完全在他个人或者他的政府，但他确实也表现出是一个不太喜欢 “摆事实、讲道理”的人。这从他在白宫公开撒谎的次数就能得知。而那些冲击国会山的成员，实际上也是他个人作为美国总统的那种不文明行为的延申和激化。
从这一点上来说，现在两党议员在一个会厅就弹劾特朗普的案子通过辩论，而不是用暴力、威吓、辱骂来解决问题，就体现了民主社会游戏规则的正常回归。
最近参与了两个主要由在国外的华人（主要是大陆中国来的华人）利用clubhouse音频社交软件组织的有关中国政治以及其他问题的讨论。首先感到，中国官方不久取缔了该软件的使用，倒是促进了在大陆境外的华人对该软件的使用量，这客观上肯定会促进国外华人讨论和辩论，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但同时，笔者通过参与了一些从中国国内角度来度来看是属于敏感政治问题的讨论，深感有个别人确实还需要培养一些讨论和辩论的素质与能力。而这种素质能力有两个层面。一是思想层面，二是技术层面。当然，笔者在此仅仅围绕着讨论或辩论政治问题的现象。非政治问题的讨论不属这里评论范围。
笔者在德国念哲学期间，是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崇拜者，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沟通有效性理论”。 哈贝马斯理论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康德的理性主义，即坚信人类尽管有其民族性、地方性，但在正常情况下，还是共享一种基本的、共同的理性和价值。康德的理性主义还蕴含着一个理念，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有尊严的，所以必须相互得到尊重。 这些理念就构成了人能建立共识的基础。 而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实际上讲的就是通过共识的形成来实现社会的合理整合，而这种共识与整合，就是民主社会生活的要义。共识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沟通过程。讨论、辩论则是沟通一个重要表现。
德国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为了使这种沟通成为可能，便提出了所谓”理想沟通情境”，其内涵主要如下:
首先，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参与者均有同等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可以提出疑问或反驳质疑；
其次，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权利作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提出质疑、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
最后，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表达式话语行为，即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以上三点引用北大谢立中教授的阐释）。
总结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他主要注重的是在如何在思想层面创造一个”理想沟通情景”，说白了，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态度”。笔者以为，除了哈贝马斯规定的上述几个条件，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沟通还得包含着另外两个要素，一是好奇心，二是批判性。人们必须有好奇心，才有动力去与人交往。好奇心的前提则是断定个人的知识有限，”山外有山”，而山外的山必有开阔人的眼界的可能性；批判性则意味着对所谓的”理所当然”的东西提出异议，而不是一味顺从。这用德国人常用的一个词”problematisieren”来表述是再精确不过的了。当然，应该承认，哈贝马斯沟通理论中有一种目的论的表述，即沟通是为了达成共识。而现实生活中，有时确实会产生共识，但有时也不一定会有。比如说弹劾特朗普参议会上的辩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难达成共识，所以哈贝马斯的理论设计不免有点理想主义的情调。笔者以为，在很多场合，辩论的双方都能认可辩论的游戏规则，各自把事实与论据摆在桌面上，而不是狡辩甚至说谎话，并能和平共存，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理性的胜利。
当然这并非说，沟通的技术层面不重要。记得我在德国学哲学时，有一门课是”数理逻辑”， 就是处理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在社会科学范围内或在任何问题的讨论时，逻辑思维是一个重要的技艺。
争辩的文化
笔者在德国学习和教学过程中，深感实际上师生对很多问题探讨，就是以讨论和辩论展开的，这就是对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的实践。
可惜的是，在中国国内大学里，讨论和辩论不是学校想提倡的。因为政治的要求本身就决定了这种沟通形式的非常受限制。很多大学教师也不想”制造麻烦”，即便有个别”胆子大”，对某些敏感问题的讨论和辩论，也常常是到关键点就”适可而止”。 尽管像上海复旦大学确实有一个演讲与口才协会，但这跟哈贝马斯的沟通思想相差十万八千里。总之，争辩的文化 （德语：Streitkultur）在一个威权国家不仅是一个陌生词，甚至是个忌讳词。这样，势必造成了一些年轻人的讨论与辩论的沟通能力相当弱。比如在我参加那两个跟政治有关的精英俱乐部的讨论会中，就体现出个别人容忍度低、逻辑思维能力差、不负责任套用概念、废话多多浪费别人时间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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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说，威权制度培养出来的人讨论辩论能力都差，而民主制度一定没有这种现象。台湾、韩国、日本议会上尔而也出现的打架骂人现象、甚至在美国出现了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以及国会山事件，不能不说，即便对民主制度中生活的人来说，学习过程也远没有彻底完成。但总体来说，威权制度培养出来的公民接受哈贝马斯的沟通思想的基础显然是更差些，从而其学习过程也会更艰难些。
但艰难并非就是不可能。愿各位珍惜自由的生活环境，并借助类似于clubhouse音频社交软件，增进交流，同时，通过对一些政治问题的讨论辩论，一起接近真理、真相，从而建立起己能宽容又有建设性、有利于民主自由发展的多元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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