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自由骑士：六十年后他们揭露澳大利亚的种族隔离

桑德拉·布坎南阿姨如今可以在她热爱的博拉维尔镇自由走动，但她的生活并非一直如此。

警告：以下内容包含已故人物的姓名和图像，以及一些可能令人反感的语言。

1965年，当一车悉尼大学的学生要求结束当地的种族歧视与隔离时，这个镇的“电影院”成为焦点。

“原住民不得不到两侧坐在屏幕前，无论是坐在地上还是木椅上，因为我们不被允许到后面，那里全是白人顾客，”桑德拉阿姨回忆道。

直到人生的较晚阶段，她才感到如去影院的舒适。

“我在60多岁时才第一次通过电影院的前门，坐上那些舒适的座椅，”她说道。

“然而，在经历过所有的隔离、侮辱和孤立之后，我不想住在别的地方，只想继续留在博拉维尔，”她将这一切归功于“自由骑士们”。

1965年2月的一个深夜，土著活动家查尔斯·퍼金斯与另外28名学生一起登上了巴士。

他们的灵感来自美国的民权运动，1961年，非裔美国人和学生抗议者曾穿越南方，挑战隔离政策。

同样，퍼金스博士希望他们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旅程能够教育澳大利亚人，了解对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不公待遇。

沃尔盖特：排除原住民退伍军人的RSL

这群学生在旅程的第三天到达沃尔盖特。在那里，他们会见了当地阿布里吉尼进步协会的会长哈里·霍尔，这位甘米拉尔坚·尤瓦拉拉人。

霍尔是一位杰出人物，早已与尤阿罗伊人泰德·菲尔兹一起，领导小镇的去隔离运动。

他的孙女艾米·汤森告诉ABC的《Speaking Out》，她的祖父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他“竭尽全力……揭露和强调种族主义和隔离”，并且“积极争取平等权利”。

在沃尔盖特，这个团体举行了第一次示威，抗议禁止土著退伍军人进入退伍军人服务联谊会俱乐部的种族政策，除非是纪念日。

他们遭到许多非土著居民的敌意，马上被他们的巴士驱逐出镇，甚至在某个时刻还被一辆卡车撞出道路。

“我祖父要与他的朋友们和他的儿子哈里·菲利普·霍尔一起做很多工作，以支持自由骑士们安全离开镇子，”艾米说。

离开后，霍尔继续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促成了小镇酒吧、商店和退伍军人服务会的去隔离。

六十年过去了，艾米说她祖父在沃尔盖特的遗产依然延续。

“我爷爷说过，那是我们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刻，开始看到变化，而我们民族的事情也在变化。”

霍尔为改善沃尔盖特原住人民的生活而奋斗的经历，今天在当地公园内通过一座纪念碑和蓝色铭牌得到铭记。

“我认为让孩子们学习这一历史和过去的分享是非常重要的，以便他们能看到我们走过了多远，”艾米说。

莫里：让国际瞩目的小镇

戈梅罗伊人达里尔·弗伦奇叔叔14岁时，生活被一个传教管理者控制，正在莫里时自由骑士的巴士驶入小镇。

他表示：“当时的福利系统认为把我们放到一个传教士那里会让我们消失，他们可以逐渐消除我们。”

“我们有一个隔离的电影院，只能使用特定的咖啡馆。”

“如果你触摸了衣物，妈妈就必须购买，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污染的。”

莫里是此次为期十五天的旅程中的第五站，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站之一，吸引了各国媒体的关注。

“有些人发出消极的评论，比如‘这些家伙会惹麻烦，而当他们离开后，我们就得处理后果’，”现年73岁的达里尔说。

莫里和沃尔盖特一样，都是分裂且充满种族主义的地方。

当地议会颁布的一项法规禁止土著人使用当地游泳池。

该法规规定：“任何作为澳大利亚本土或半血土著人，或者看似有土著血统的人不得使用、占用或出现在……该场所。”

“作为孩子，站在围栏外看到所有白人孩子玩的如此开心，而你暗自思索：‘我们为什么不被允许进去？’当时我不明白这是因为我们是黑皮肤，”达里尔说。

然而，在2月16日的一个炎热晴朗的日子里，事情即将改变。

自由骑士的成员开始在游泳池前进行抗议，因为一群来自莫里传教士的六名年轻土著男孩被拒绝入场。

经过25分钟的争论和对不满的游泳池经理的辩论，孩子们最终被允许进入。

当天晚上，学生们在查尔斯·퍼金斯的带领下组织了一次公众会议，以永久解除限制。

数百人参加，并在意外的转折中，达成了一致，同意解除限制——投票结果为88对10。

这是学生们期待已久的胜利，但不幸的是，胜利并未长久。

一离开镇子，市长便再次实施种族限制，土著儿童再次被拒绝入场。

当学生们得知情况后，他们立即调头回到莫里传教士那里，接走一群孩子，并继续抗争。

达里尔叔叔就是当天巴士上的年轻乘客之一。

“我们感到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你看到人们被逮捕、被拖出泳池，周围都是喊叫的激进分子时，我们真的很畏惧，”他说。

“我记得当时拉着我父亲的腿，说我想回家。”

一大群愤怒的当地居民聚集在泳池前，吐口水、扔鸡蛋和腐烂的蔬菜。

局势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逮捕和打斗，最终市长同意共同签署一项动议，支持两个市政委员会，土著人可以使用该设施，而入场将“仅基于健康标准”。

但达里尔叔叔表示，真正的变化还需要许多年。

“当禁令被拒绝后，仍然有很多机制来限制我们，”他说。

他记得，小时候必须在跳入泳池之前先洗澡，以“去掉所有的细菌”，并且只能在运动日的最后五分钟内游泳。

“这可能一直持续到成年，我们才有信心站出来反抗，”他说。

尽管如此，查尔斯·퍼金斯、加里·威廉姆斯及其非土著盟友的勇气激励着达里尔叔叔继续争取平等权利。

“[自由骑士]是来到了我们的社区，并为我们的社区带来了重要的变化，我将永远对此心存感激，”他说。

下一代的变化

自由骑士们认为，博拉维尔的歧视是学生们在此次旅行中见到的最严重的情况。

然而，上车的加里·威廉姆斯叔叔并不感到意外。

“博拉维尔和肯普西的情况相当糟糕，但我见过比这更糟糕的，”他说。

镇上的隔离情况十分明显——酒店、咖啡馆和电影院均设有限制。

19岁时，加里叔叔无畏“色条”，与朋友兼自由骑士布莱恩·阿龙斯在博拉维尔酒店前享用啤酒，共同创造历史。

回顾往事，加里叔叔表示，这场抗议让人们意识到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黑暗章节，并催生出新一代的领导者。

“它突显了某些社区中固有的种族主义，创造了人们之前从未思考过的事物，”他说。

“这些年轻人挺身而出，准备迎接世界。”

但受益的不仅仅是下一代。

桑德拉·布坎南阿姨和她的丈夫是被允许离开博拉维尔传教士的第一批家庭之一，能够在没有传教士监视的地方抚养孩子。

她将这一改变生活的时刻归功于自由骑士。

“原住民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毫无控制感，”她说。

“我们需要像查理这样的人，以及大学生们。他们让人们警觉，让人们意识到必须改变，事情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

“我非常感激我的孩子和孙子们不再生活在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