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准备宣布对等关税措施，澳大利亚有望比多数国家更好地应对冲击。对于澳大利亚这样奉行自由贸易的中小型经济体而言，全球贸易环境正变得愈发严峻。美国贸易政策的急剧转向及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正在引发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大变革与高度不确定性。
作为贸易依存度高达GDP一半的国家，澳大利亚显然面临重大风险。过去三十年该国经济腾飞的关键动力——资源出口总值激增750%的繁荣景象，此刻正遭遇逆风。
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领袖需要灵活应对挑战并把握机遇。基于五大关键因素，澳大利亚或能在这场贸易风暴中独善其身。
其一，澳美直接贸易关联度较低。当前直接影响仅是钢铁铝制品25%的关税上调，这类商品仅占澳出口总量的0.2%。即便4月2日美国出台新政，考虑到对美出口仅占澳总出口4.6%，真正风险在于亚洲主要贸易伙伴（尤其中国）受冲击产生的连锁反应。
其二，在对等关税领域澳大利亚占据优势。美国对澳商品平均关税高于澳大利亚的反向税率，且澳10%的消费税税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低位。
其三，大宗商品出口主导的贸易结构反而形成缓冲。虽然铁矿石、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出口高度集中于中国市场，但大宗商品具备天然的市场替代性。当特定市场设置贸易壁垒时，这些资源可比制造业中间品更易转销其他地区。
“近年中澳贸易摩擦证明，大宗商品的渠道转换能力正是最佳防波堤”
2020-2022年中国对澳大麦、煤炭等商品实施限制时，澳方通过将大麦转销印度、煤炭增供日韩等方式化解冲击。期间出口总额保持稳定，GDP增速未现明显下滑，澳元汇率亦未受显著影响。
其四，浮动汇率制构成终极减震器。即便全球增长放缓冲击需求，澳元汇率自主调节机制能有效缓冲外部冲击，这一功能在历次危机中均已验证。
其五，贸易摩擦或成澳大利亚通胀减压阀。全球增长放缓的通货紧缩效应，叠加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内销带来的价格竞争，可能显著压低进口商品价格。对于电动汽车、电子产品等澳大利亚非竞争性商品，决策者缺乏设置贸易壁垒的动力，反而能坐享输入性通胀缓解的红利。
虽然贸易紧张升级难有赢家，但凭借独特的贸易结构、灵活的汇率机制与有利的关税条件，澳大利亚完全可能将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