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里·唐纳森表示，天主教会更关心自身声誉而非神职人员性侵受害者。(ABC新闻：摩根·蒂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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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侵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曾给受害者带来希望——期待相关机构能吸取历史教训，切实支持受害者。
但如今许多人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这些机构辜负了期待。
“他们本该做而未做，”天主教会性侵受害者劳里·唐纳森说。
《机构应对儿童性侵皇家委员会调查报告》指出：”数十年来天主教会领导层存在灾难性失职，1990年代前尤为严重”。
1970年代在汤斯维尔遭性侵的唐纳森曾期待，自2017年皇家委员会终报告公布后，教会能”正视错误”。
但他表示并未看到实质性改变。
“他们只在乎教会声誉和地位，对神职人员性侵受害者毫无实质关怀。”
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部分机构被质疑未落实皇家委员会建议。(ABC新闻：乔尼·麦克尼)
就在上月，塔斯马尼亚天主教会仍拒绝回应关于恋童癖神父丹尼尔·麦克马洪的质询。该神父1990年代加入霍巴特大主教区直至2012年去世，期间持续面临性侵儿童指控。
“出于保密原则，霍巴特大主教区不对个案发表评论。”大主教区发言人向ABC表示。
据多次报道，麦克马洪在西澳和南澳担任基督教兄弟会成员期间就存在虐童行为。
现任霍巴特大主教朱利安·波蒂厄斯及其前任阿德里安·多伊尔（麦克马洪任职期间在任大主教）均拒绝回答书面质询。
受害者彼得·科顿曾试图向大主教区追问麦克马洪事件，虽获礼貌接待，但认为教会”根本不愿协助”。
彼得·科顿曾向霍巴特大主教区追问当年施虐的基督教兄弟会成员。(ABC新闻：马修·霍姆斯)
二次制度性背叛
澳大利亚儿童保护中心主任莉亚·布罗姆菲尔德指出，受害者正遭遇”二次制度性背叛”。
布罗姆菲尔德教授表示，受害者向皇家委员会控诉过制度失灵。
“无论是童年受害还是成年后举报，相关机构都令他们失望——将保护施暴者或机构置于儿童安全之上，回应充满诉讼对抗，过程毫不透明。”
莉亚·布罗姆菲尔德指出，皇家委员会报告发布后”我们正在倒退”。(澳大利亚儿童保护中心提供)
布罗姆菲尔德称，受害者曾将终报告视为”分水岭时刻”——”教皇为神职人员性侵道歉时，幸存者以为这意味着实际行动”。
“如今七年过去，受害者发现机构们故态复萌——那些曾道歉的组织重新采取诉讼对抗姿态。”
“他们目睹机构再次将利益、保护组织或施暴者置于儿童和受害者之上。这种背叛深深伤害了曾怀抱希望的人们。”
劳里·唐纳森曾期待教会能”正视错误”。(ABC新闻：摩根·蒂姆斯)
最高法院裁决增加诉讼难度
去年底最高法院一项裁决，断绝了部分历史性侵受害者通过诉讼获赔的可能。
裁决认定神父非教会”雇员”，故教会无需为神职人员施虐承担间接（或称”替代性”）责任。
该判决源于巴拉瑞特主教保罗·伯德的上诉——此前维多利亚最高法院曾判定其教区需为1971年神父布莱恩·科菲性侵男童案承担替代责任。
替代责任指雇主对雇员不当行为的间接责任。历史性侵案中，原告律师常主张机构存在过失和/或需承担替代责任。
专攻历史性侵案的朱迪·考廷律师称该裁决”极具争议…保守且倒退”，”如同回到皇家委员会前的黑暗时代”。
“除非能证明教会在儿童遭侵犯前已知风险，否则天主教机构无需为神职人员、修士修女的罪行负责。”
神职人员性侵受害者联盟澳大利亚负责人唐·麦克利什称此裁决是”沉重打击”，自己已失去皇家委员会报告发布时的乐观。
朱迪·考廷称最高法院裁决”保守且倒退”。(四角方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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