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指导思想由“三”变“四”
四中全会公报最大的变化，是在指导思想的表述上。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指导思想的变化往往透露出重大信号。比如何时不再在会议文件中提“毛泽东思想”，何时写入“三个代表”，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节点，标志着最高领导人建构意识形态的战略意图。
此次公报与去年三中全会公报相较，指导思想的表述上，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之后，加上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思想由“三”变“四”。这是中共最高规格会议文件中首度将“习的讲话精神”与已经载入党章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并列。
这一变化表明，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体系已经纳入到最高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之中。更引人注意的是，至今高层没有表现出任何对“讲话精神”进行类似“三个代表”或“科学发展观”那样的命名的迹象，未来会否能出现将现任领导人的姓名嵌入执政指导思想的情况（比如毛泽东思想），有待观察。
2、“党的领导”词频创新高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一共出现了13次“党的领导”，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中央全会公报中从未出现过10次以上，去年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只出现了5次。公报并且首度写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旨在强化执政党的权威，而非推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
3、“反腐败”仅出现一次
出乎公众意料的是，四中全会公报全文只在总结一年来工作时提及一次“反对腐败”，而在关于法治建设的具体论述中无一处“反腐败”字样，而此前外界预期将对周永康、徐才厚两个“大老虎”进行处理，也未见相关内容。这并非表明高层对“反腐败”不重视，很可能说明高层将“反腐败”作为和“依法治国”相并列的顶级命题，将在未来专门开会研究。目前来看，明年的五中全会可能会作出对周、徐等人的最终处理决定，届时是否会打破惯例在讨论五年规划之外专门涉及反腐败问题，引人关注。
此外引人注意的是，此次全会确认中央政治局对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委员杨金山“开除党籍”的处分，这是对杨金山案件的首次公开。
一般情况下，官员落马的消息不会通过中央全会首次宣布，中央全会只是对已有案件履行程序性手续。这次杨金山案的消息披露大异常规，通过中央全会曝出，显示出军队治理的复杂性。此前，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的处理也打破惯例，高层在对其立案调查时并未对外公开，公布时就已进入“开除党籍”的处理阶段。
4、司法改革有干货
公报明确提及三方面的司法改革措施：
一是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要建立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高层试图以此解决敏感的官员插手司法案件问题。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牵涉到党权与司法权、政法委与法院检察院等领导与被领导的复杂问题，这一制度究竟如何起作用，有待观察。
二是建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试图从解决司法机关受地方党委政府过度干预的问题。同时，高层还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提出最高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最高法巡回法庭或成为一些跨行政区大案要案特殊案件的审判平台。
三是强化“法律人共同体”，提出要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和检察官。该项措施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司法职业化”水平。1998年到2008年期间，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力推司法职业化，但在2008年以后这一趋势出现明显反复。从这次公报的表述来看，从技术层面推动司法职业化的改革已经重启，且有望加速。
5、“依宪治国”写入公报
四中全会回应外界争议，“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写入了公报。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大会上首度提出“依宪治国”，这被视为新一届领导人公开言论中与“宪政”一词的内涵最为接近的概念。此后一段时期“依宪治国”一词在公开媒体报道中忽隐忽现，引发外界猜测。而在四中全会会议中载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表明执政党愿意更大程度上使宪法发挥作用的改革姿态。
但从公报的内容来看，一些关于宪法实施的重大问题，并未直接回应。公报仅笼统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一些法学界人士呼吁的成立“宪法委员会”等专门宪法监督机构，甚至逐步引入“违宪审查”等深层次改革，可能尚无时间表。
当然，去年的三中全会就曾出现过会议公报表述比较审慎，但会议最终公布的“决定”的改革力度超过外界想象的情况。因而对于四中全会相关改革的力度强弱，可能还需未来几天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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