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七零后中的奇葩，1971年出生的，居然是独生子，是父母提前响应国家的号召？对于国家号召这玩意，有个网友说得好，只要你不去响应它，迟早会有好处的。
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都生了七个八个，平凡如我父母，当然不会如此先知先觉，之所以生我一个，时也势也。
我老爹年轻时是新华书店员工，因为受姑父被打成右派的牵连，下放农村；我老娘是知识青年，没想到去响应老人家的号召，被动地下放了。
不知道是谁喷的，说人越少，人均资源就越多，生活水平就越高，你看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地广人稀，富得流油，我就纳闷了，我出生那会，中国人口才不过九亿，真他妈的那个穷啊，我爷娘所在的生产队每到过年，每家每户过年发的过年物资也就半个橘饼，五六颗红枣。
橘饼每户只能发半个，于是拿把菜刀切，每户切一半，这可是个技术活，切得不均匀，两家还要打架。当地人姓毛的多，有一回有人切得不好，切饼的人发怒：“嫌老子切得不好，你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切啊。”
其实，家乡土也肥沃，种什么长什么，水也甜美，地下还能刨出大把煤炭，当时人也不多，但这样好的配备只有一个结果：穷。
一年的口粮有三分之一是地瓜，生产队每人每年四百斤谷子，而且还未脱粒，湿湿的。要挑到水电站去打谷脱粒，水电站的打谷机时好时坏，时停时转，打几十斤谷子要等老半天。哎，那个穷啊。
大约是我四岁那年吧，记得父母和姑父姑妈带我上街，我看见一家商店的玻璃坛子里有一个饱满鲜红的果子，我不知道是啥，但我知道它好吃，于是闹着要吃，爷娘买不起，只好无视我的要求，幸亏姑父是国家干部，掏钱买了一个，我一口咬下去，又甜又鲜，我抬头看着县电影院墙壁上的毛主席像，他老人家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觉得好幸福啊。
那天，我才知道那个果子的学名：苹果。
我六岁以前，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穷得没有任何希望。因此爷娘商量好了：就生我一个。再多生大家连带受苦。若干年前有记者说越穷越生，瞧那种高高在上做道德判断的优越姿态！我真想撕他嘴，怎么喷的你？
四人帮垮台，一声春雷，父母回城了，父亲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母亲安排在县五金交电化公司，生活顿时两重天，条件好了，爷娘想生第二胎，然而，国家计生政策趋硬：只能生一胎，否则回乡下种地。
那时城乡生活水平区别特别大，穷怕了的父母，很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于是母亲结扎，领了独生子女证，我欢欢喜喜做我的独生子。
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城市独生子，确实很幸福，这一点我不能否认。
那时候五金交电化似乎是天下最牛掰的公司，县法院院长为了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上门来求爷爷告奶奶，居然连五金公司经理的面都见不着。公司每年夏季会给员工发放大量的防暑水果，尤其是西瓜，每个夏季都会堆满我家的床底。
我是独生子，没人跟我争，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花样百出，就差煮熟了吃。
而隔壁彭叔叔家有三个孩子，为了争吃最好的西瓜，老大老二两个男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打得西瓜满地乱转。
老三是妹妹，抢不到，坐在地上娇滴滴地哭，两个哥哥也不知道心疼她。也许是西瓜吃得少，这妹子后来出落得如花似玉，在县比美大赛中进入十佳，再后来嫁到台北的大户人家当少奶奶。
城市的独生子，意味着物资不存在所谓的配给，父母拿回来的给孩子的福利，都是你一个人的。
我在同辈人羡慕的眼光中长大，从红孩子班（那时的幼儿园）到高中，我都有一个绰号相随始终：“独生子”，其含义其实和现在的奇葩差不多。
殊不知，早年的享受也是要后来买单的，生活从来都是收支平衡，你享受独生子女的幸福，就得担当后来的应有的责任。
独生子女远离父母工作，其实风险蛮大的，而我就犯了这个风险，我一直不知道我舍弃父母之邦，把父母扔在故乡，南下广州重新开始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我太自私，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现在想起来都犯迷糊。
2005年，父亲查出大病，都已经是晚期了，必须得手术。按就近照顾原则，最好当然是接到广州来看病开刀，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照料父亲，两不误。
然而，按照经济的原则而言则不然，爹的公费医疗在湖南才有效，对于我们这样的中低层收入者而言，这一层因素是百分百要考虑的。
生死大事，固然不能以省钱为第一，但也不能多花冤枉钱。
这样权衡下来的结果就是：我请假回湖南，将父亲挪到长沙去住院动手术。长沙虽然是家乡湖南的城市，其实这只是一个大范围概念而已，从空间距离而言，根本就不算是家乡，父母之邦双峰县距长沙两百多公里，衣食之地广州距长沙六百多公里，长沙根本就是一异乡。
身在异乡，我当时的心，惶惶如也。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还有点啃老心态，买了房，还想着从老人家那里弄点装修费，爹却一不小心就老了，衰了，病了，病体侵蚀他的肌体，黑瘦，枯黄，憔悴，想着当年他和母亲把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全都抛给我，让我独自尽情享受，如今，吃了的西瓜转化为责任，甜蜜转化为苦涩和艰辛，儿呀儿，你得担起责任了。
慌慌张张叫了一辆县医院的救护车，六百多元，到了长沙，不敢跟两个老人家说，怕他们心疼我的钱，我当时还在供房，说熟人照顾，只花了三百元，说得老人家欢喜起来，说熟人真好。
到长沙，将老爹送入一家专门医院，正是深秋季节，落叶瑟瑟，老爹住院，我和老娘、老婆租那种每晚十元租金的民居，真闹不清山清水秀的湖南怎么这么多病人，医院外面供病人家属租住的房间遍地开花，租屋外面的湖面上浮满泡沫垃圾，秋风一扫，臭不可闻，就在窗外。
本来人手紧巴巴的，老婆上班的学校，白云区一所中学，校长来电话，催她回去上班，老婆说家公要动手术，校长说家公又不是直系家属，你忙什么忙，否则就按事假扣钱。
正在供房的我家怎敢轻易被扣钱，于是老婆第二天就买站票回广州。
这个校长也是湖南人，学音乐的，真闹不清，我到广州以后，最喜欢我过不去的几个人基本上是湖南人，尤其是湖南女人。老爹在广州检查身体之前，我心里正七上八下，没想到在办公室被一个湖南衡阳籍的女领导骂得狗血淋头，当着几个办公室的人骂，忍得我好辛苦，好辛苦。
后来陪老爹去看一个专科医生，碰上开会，我硬着头皮发短信请假，该女领导恶意地将一场会议分成上下两场，只答应给我上半场的假，这待在广州的个别湖南女人还是人吗？
天可怜见，当时的大领导，也是女性，广州人，却宅心仁厚，说我回去是尽孝是天经地义的，快回去吧，莫担心这里的工作，我的眼泪没有在眼眶里流，却在心里头流淌，感叹万千地回了湖南。若不是她保护，我估计在职场不被老乡迫害致死，也迫害致残了。
还是说回老爹的事吧，老婆回广州了，我真的有点慌，不对，不是有点慌，而是很慌很慌。
跑医生那里问老爹病情，每听一次，心情就慌一次，没有任何乐观消息，但对着老爹，又得强颜欢笑：“没事呢，医生说。”慌！
又得去跑市场，买米买菜，娘也老了，很怕她老人家在长沙走丢了，娘在年轻时跟着老爹跑来跑去，现在年老了，只能跟着我跑来跑去，而我当时完全没有主意。慌！
幸亏当时有一个发小在该医院实习，总算能拉上开刀的医生吃个饭，套套近乎。
老爹手术还顺利，尽管带了止痛棒，但晚上还是痛得厉害，哼哼地不能安睡，老娘和我不停地抚摸他，徒劳地给他止痛。老娘心疼我，要我早点睡，老爹哼着，哪里敢睡。
直到下半夜，才去病房凉台上睡着，老娘却还没合眼，远处黑魆魆的岳麓山上凉风透过防盗网栏杆吹来，梦里凉凉的，心里头忽然冒出一个概念：弟妹。
有个弟妹可真好，大家可以轮流着来孝顺，大家都有觉睡，父亲床头也不缺人照顾。
在湖南耽搁了这么久，得急着回去上班了，大领导虽然好，同事们也好，但按揭这事儿半点马虎都来不得，再超过假期就得请事假了，但老爹的出院手术咋办？
没有弟弟，幸亏还有个表弟，在长沙工作。表弟也是弟啊，这时候真庆幸老娘并不是独生女，还有姐弟，还有外甥，我还有表弟。
表弟答应帮老爹办出院手续，并送老爹老娘去车站，我千感激万感恩地离开长沙。
在坐车去长沙火车站的路上，忽然掉眼泪，简直是爆眼泪，一直哭到火车上，火车又载着我的眼泪，一路到广州。
想起父亲的病，那位当医生的发小说，最担心复发，想起老娘的辛劳，我当初离开湖南到底对不对？
如果有个弟妹在身边，哪怕要我去安慰他或者她，也会好一点吧，安慰兄弟姐妹，其实也是安慰自己，大家取暖，人皆有兄弟，何我独无？
2007年，父亲的病又复发，当时他在广州和母亲一起给我带小孩，他闹着要带孙儿一起睡，因为怕空调让小孩受凉，他反正睡得警醒，可以给孙儿扇扇子，用他的话来说是葵扇的“微微风”可以不让小孩受凉。
偏偏这个时候，他的病复发了，疼痛，尿道不通，进了某家军医院。一天到晚痛，医生也不管，那家医院的空调开得特别大，凉飕飕的，这让父亲更疼痛了。
我急着找熟人，看能不能对父亲积极一点，找不到，母亲很着急：“你老爸痛着，你想想办法呀。”我也着急，可有什么办法呢？上天入地找不到熟人，对父亲的惨状，医生的反应是，连个普通的指检都很吝啬得不肯出手。
我没辙了，我只好在医院走廊里悲愤地大吼：“你们领导呢，你们主治医生呢，都死了吗？都给我出来。”
吼声惊动大楼，主治医生很生气，和我怒目相对，我也豁出去了，瞪着他，捏着拳头，他总算心软了，主动给我父亲做检查，但最终不了了之，一直没弄清楚老人家疼痛的原因。只能断定：复发。
广州这里是没辙了，赶紧回湖南，去长沙，有家百年老医院，还可以有办法。
当时儿子还才一岁多一点，老爹老娘和我回湖南，儿子没人带，老婆只好带着他第二天晚上回湖南娘家，那里还有外婆外公。
真可谓劳燕分飞，我带着父母跑火车站，老爹一手还得牵着自己的身上导尿管，和正常人一样，一路长跑步找车厢，跑得气喘吁吁。
后来老婆告诉我，她也狼狈不堪，虽然是卧铺，但每次上厕所，怕儿子被人抱走，都得抱在身上，尤其是蹲下来的时候，好不辛苦。
在长沙，暂时没有铺位，只好一家三口在走廊上睡着，白天热得不行，那日头淋下来如同开水，树叶都烫得白花花的。走廊上拥挤，我只好花两元钱一个小时去网吧补觉。
父亲做了很多检查，核磁共振，PTCT，等等，要承认，这家老医院的医生负责多了，最后大致确认：病在腹部复发。
拿着父亲的诊断书，我在走廊上急得半死，汗水和泪水滚烫地流着，心里忽然幻想这世间有没有灵丹妙药，把老爹的麻烦一次性祛除。
还是熟人照顾，父亲总算进了病房，有了病床。我和母亲每天楼上楼下跑来跑去，老婆那边又来电话，孩子总是发烧不退，说要我不告诉老人家，但父亲耳朵尖，听到了，在床上急得哆嗦。
这家医院的医生极其负责，每天查病房问得很仔细，虽然脾气暴躁，一句话不对头就把病人家属甚至病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我也认了，只要他们认真负责。起码父亲进医院才两天，他们就查出了病情，不像在广州一直耗着，痛着。
想着要不要送红包，手里拽着一千块钱，在医生办公室外等着，却怎么也出不了手，医生身边总是挤满了人，插针也得有根缝，这里连缝都没有。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是你手里拽着红包，要送的对象就在咫尺间，却怎么也送不出去。
主治医生没送红包，麻醉师也没送红包，我总疑心给父亲找了最差的医生，动了最差的手术，得到最坏的结果。
而一位同学说，他老妈生病动手术，因为兄弟姐妹多，大家商量着，办法就多了，红包也送了，也请医生吃饭了，手术也满意，听得我惭愧加惭愧也。
在老人家关键时刻，能商量问题的，最好是兄弟姐妹。偏偏我是独生子，父亲则是独子，两代人都没得商量。
当然，自己无能，也不能怪没有兄弟姐妹。
父亲动完手术，切了一个肾，因为病已经走到肾脏。家属去手术室领人，护士只负责带路安排，不负责运送。
我和母亲走到手术室旁边一间大房间，但见阴风嗖嗖，阴气沉沉，一大群术后的病人躺在那里，一个个牙关和双目都紧闭，神色惨淡，都是鬼门关闯过来的。
一床床带轮子的病床纵横摆列，老爹在何处？满屋子找老爹，护士很严肃地说：“找到亲人，就要喊，喊醒来，不然就睡过去和你们永别了。”这不是喊魂吗？
在一大堆人当中找到老爹，他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如同死去，我和老娘吓坏了，一路推车，一路喊，喊他游荡的魂。
从手术楼回住院部，端的不易也，好一道斜坡，运过去时，是下坡，怕病床下滑过快，把病人抛下来；运回来时，又变成上坡，拉得好吃劲，好似在跟死神比赛似的。
父亲躺着，没有反应。
有一位农民大哥，和我们同县的，虽然人瘦，力气却大，他老婆运气奇差，患肾癌，这据说是十万分之一的比例。他先把老婆的车推上去，看我们吃力，走过来，一手猛力一拽，父亲的病床就飞翔一般上了坡。
后来我跟他聊，他说：不晓得老婆吃了甚么东西，得这么个病。现在想起来，幸好没有听政府的号召，而是和政府对着干，拆屋子也好，牵耕牛也好，把谷子挑走也好，他就是坚持要生崽，结果生了三个闺女，虽然未达成心愿，但还是尝到甜头。这回老婆生病，家里的事情全由三个闺女管，自己放放心心地管老婆。
说到这里，他吐了一大口烟，露出熏黄的牙齿，得意地笑：“幸亏生了三个，三个好闺女。”一种抗争之后胜利的笑容。
和父亲同病房的是湖南师大的保卫科干部，六十来岁，复员军人，老婆是省政府的，只有一个儿子，八零后，当时考上了香港大学，学的导演专业。
我每天跑上跑下，那位阿姨看在眼里，忽然责备我爸妈说：“你们两口子怎么只生一个呢？你儿子好可怜呢，我都心疼他好久了。”
其实我当时没觉得自己多惨，她这么一强调，我倒真的觉得自己够惨。
这话不知怎么地就传出去了，那些只有一个子女的家长都过来看望父亲，都过来同情我，然后大家都叹息，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将来叹息：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老了怎么办，孩子将来负担重怎么办？
我成反面教材了。
小时候父母单位同事那些艳羡的目光，此刻都消失远去，模糊在地平线上，而取之而来的是冷酷的现实，焦灼的现实。
我那时确实很焦灼，一种单兵作战的焦灼和惶恐。本来吗，为人儿女，照顾父母，天经地义，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个兄弟姐妹，确实要好过一点。
没有过长夜浩叹，不足以谈论人生。
我想我是有资格谈人生了。
我那时候，就常常地长夜浩叹，感叹没有兄弟姐妹。这种感叹，在老爹第二次动完手术尤其强烈。
老爹第二次从鬼门关回来，身体就从来没有清爽过，疼痛感一直不消停，起初用理疗机还可以应付一阵，后来理疗机也不管用，直接用吗啡。隔三差五地住院，母亲每次都得在医院陪通宵，父亲痛，母亲就没法睡，帮他按摩。
县医院条件差，晚间保暖措施不佳，一到傍晚，父亲就催母亲回去，说：你不能陪我睡这里，晚间感冒，你若病了，儿子又远在广州，那就两个老人等着完蛋，你赶紧回去。
于是，母亲每到傍晚，就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去，看到别人一家子团团圆圆健健康康跳舞，上馆子，心酸得直落泪。
我在广州，也没几天开心日子，有时候和同事开玩笑，正要开怀大笑，一想到当天打电话回去问父亲的病情，母亲总是说父亲还在痛，就实在没有笑的心情。
我和老婆都得上班，孩子怎么办？把岳父岳母请过来，结果过来没几天，他们的孙女又病了，老两口火急火燎地回湖南，没了老人，我只好带着儿子去上班，安置在办公室。
记得有一回带着儿子去单位食堂吃中饭，儿子闹着要吃汤粉，我把他抱在胸前，去汤锅前，同事们惊叫起来：“你也不怕热汤溅到孩子身上吗？”
居然狼狈至于斯！
这种情况实在没法维持，父亲在湖南着急起来，要把我母亲赶到广州来，母亲说：我去广州照顾孙儿，你老头子咋办？父亲骂起来：我是个没用的人了，你管我做甚么？快去管我的孙宝，求你了。
母亲一把眼泪地南下广州，当时是隔壁的简师母陪过来的，刚到广州，简师母家里就传来坏消息，说他儿媳妇腰疼，后来查出是肾癌，又是十万分之一的概率，真是扯淡，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家乡，咋就这么多病！
母亲一头挂念着老爹，一头管着孙，那时候父亲自己挣扎着去医院化疗，是母亲的朋友们帮着送饭。
我也焦虑着，经常梦见孩子不见了，找不着了，或者受伤了，梦里急得哭。
有一回梦见儿子的摇篮居然放在窗户外面，高高地挂在八楼的外空间，儿子就这么高空睡着，我急得捶胸顿足，责备母亲和老婆，梦里头嗓子都喊破了。
父亲在湖南病痛得实在不行，母亲只能扔下这一头的孙儿，回湖南照顾父亲，而岳父岳母得在家乡看管生病的孙女，这人手挪来挪去，总觉得不够用，总觉得多一双手就好了。老天爷，从哪里增一双手呢？又不能临时制造。
当时先请了老婆的堂侄女当保姆，不久，岳母又抛开她的孙女，让岳父在家乡照顾，自己来广州给我们带小孩。
老天爷似乎专门挑倒霉的人下手，这么挪来挪去总算人手均衡了，结果岳母身体不适，发现是子宫癌！只得回家治病。好在老婆还有弟弟，岳母治病动手术全靠他照料，如果老婆也是独生子女，想一想都冒冷汗。
到2009年暑期，父亲几乎已经离不开医院了，每天晚上都巨痛，母亲则一天到晚没法合眼睡觉，从家里跑医院，从医院跑家里，做饭做菜，送饭送菜，穿梭往来，疲于奔命。
可怜老爹老娘，两条老命，一个为病，一个为照顾病人，就这么惨烈地耗着。
父母山穷水尽，我必须得回家了，休年假也好，请事假也好，扣钱也好，没薪水发也好，我都得回去了。
感谢老婆选择了老师这个职业，正好是暑假，她起码能全身心照顾孩子了，我没了这层包袱，总算可以放心回湖南。
当时的老爸，只有三十多公斤了，一身的骨头，触摸着都手痛，心更痛，母亲也瘦得叫人揪心，满头白发如飞蓬，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如同癫婆子一般。
那时岳母已病入膏肓，幸亏有小舅子照顾着，父亲已离死不远，但他在总是安慰愁眉苦脸的我，反复用抱歉的语调说：“儿子，辛苦你了，等我病好了，一定到广州去给你带孩子，解除你的后顾之忧。”
我回去之后，其实并未减缓母亲的辛劳，老婆带孩子，煮饭菜，母亲送饭菜，我陪父亲，但也不能从早陪到晚，还是得和母亲轮流看护。就是说，母亲也要和我轮流熬夜看护父亲，因为实在找不出第三个人来。
与父亲同病房的是一位老教师，姓凌，女儿居然是我同学，那时的校花，如今的县地震局局长。儿女成群，且都孝顺，每天自朝至夕，轮流陪护，人手之多，每天居然不用重复，我那位女同学可以两天来一次。
而同病房凌老师的老伴，有了儿女分忧，就不像我老娘那么遭罪，连饭菜都不用送，白天陪着老头子坐一坐聊一聊就可以了。
人多，力量果然大。
真不明白，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爱宣传人多是负担，连万恶不赦的张春桥都说过：人不是负担，人有脑子有手脚，能给社会创造财富，能生产，怎么是负担呢？
作为县委退休干部的姑父，也很生气，有一次敲着桌子说：侄儿，你去找人民政府，要政府派看护人，既然你爷娘响应号召只生一个，那么政府就得负责任，照料你的老爹，而不是让你这样狼狈不堪。
都是些废话，气话，老爹病着，又不是政府病着。
当然，如果政府病了，我是不会去当孝子的，去他妈的蛋。
父亲一到晚间就剧痛，剧痛就打吗啡，打完之后就发烧，翻来覆去，需要亲人肢体上的抚摸，但母亲累得连抚摸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时候我终于感性地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合不合理，不在于人口多少，而在于青壮年在人口中占的比例，比例大，社会就充满生机。
我感叹没有兄弟姐妹，有人可能会反驳：儿女多有什么用，如果都不孝顺，不如不生。
这话在理，也不在理，儿女多未必是好事，但如果社会上年轻人不多，那肯定不是好事。年轻人就是社会的儿女，是全体老人共同的儿女，把范围一扩大，问题就明晰了。
有一个很傻逼的说法：老人不靠儿女养老，靠政府养老。
政府公益服务行业是由什么组成的？还不是由人组成的？主要是由年轻人组成的！现在的退休金从哪里来，真以为是你年轻时候积攒的？非也！是从现在的年轻人中年人的手里抽出来的。社会上青壮年不够，谁来保证生产，谁来保证养老？
人手，重要的是人手。如果把我的家庭放大，放大成一个社会，这个道理就更明白了。我的家庭人手不够，放大成一个社会，就是劳动力严重不够。
大道理不说了，还是说老爹的事。
陪了父亲半个月，又得想着上班的事，但担子全部落在母亲身上是很残忍的，老婆也得管一管岳母的事，没有弟弟妹妹来顶，只好请护理工。
护理工是个中年妇女，我拼命地给她钱，求她多照管我老爹，她也拼命地答应。恰巧那时父亲的疼痛嘎然截止，浑身轻松下来，胃口也好了，我和老娘很专业地高兴起来，以为老人家又可以活一段长时间。
我居然忘记了一个成语，一个叫“回光返照”的成语。看影视上的老人回光返照，我们清醒得很，轮到自己父亲回光返照，我们却盲目了。
毕竟是自己的亲人，总会抱着良好的预期吧。
父亲也觉得自己好了，于是催着我回广州上班，不能再耽误了，我也高兴地说：爷，再过十来天是你生日，我先积攒几天假，到时候可以回来给你做72岁的寿辰。
一家人都相信这个预期，于是我决定暂时回去上班。
那天，走出病房，不忍，又回过来看老爹，握着他的手，老爹不耐烦地说：回去吧，回去上班。
我一步三回头，看着他瘦骨嶙峋地侧卧着，面对墙壁，不由得眼泪刷刷地流，心里直疼，想着一定要给他好好策划一个生日，让他高高兴兴度完最后一个生日。
没想到，一走就是永别，生日的蛋糕只能烧给他了。
不到两天，父亲就在无人知晓中走了，不痛不挣扎地走了，请来的护工拿了我那么多钱，居然推说要去洗澡，离开病房回家，母亲当时在家做饭，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走了，具体时间不详。
对于护工而言，反正又不是她老爹，什么时候死的，关她什么事。
如果当时是弟妹守着，绝对不会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这么一个看重送终的国度，我的罪行大了。
我去父亲住过的病房喊魂，叫声爷老倌，你跟我回去吧，这里不是你睡的地方。
心里痛恨得自己不行，又幻想着如果有个弟妹，暂时替我陪护父亲几天也好，弟妹可以告诉我，父亲走的时候怎么样，说过什么话，有什么表情，对我有什么话要说……
父亲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希望那一阵寂静是安详的，而不是在无人陪伴中充满着对死亡的恐惧。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生日，他来了，来到我梦里，一身清爽，穿青衣，高兴地说，我的身体都换过了，原来的病体扔了，好舒服。
如果，父亲是活着说这句话，该多好啊。
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说是吗？
唐人街精选自德国优才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