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苏洁
冯仑：“他做的比唱的好”
(万通控股董事长，王石20年的朋友)
1993年，冯仑第一次见到王石。当时冯仑的万通公司刚掘到了第一桶金，六个合伙人意气风发，以冯仑为代表到深圳向领着万科走上正轨的王石“取经”。王 石办公室里，冯仑大谈热血青年们的理想。王石泼了盆冷水，“不可能，你们将来早晚会碰到利益冲突”。这之后，二人并无太多联系。
三年后，万通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合伙人离开了，公司业务遇到了危机和调整。冯仑再次找到了王石，聊起了当年的问题，聊起了现状，找到了很多共同语言，最后成了朋友。一做十多年，两位企业家惺惺相惜。
冯仑说，王石当年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当老板。“为什么呢？在那一代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中，很少自己创业不当老板的，创业的目的就是自己当老板， 王石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万科是他一手创建的，他追求的却是职业经理人的定位。由于他不当老板，结果他跟我们走的路子和遇到的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恐怕也是万科为什么能超级成功的秘密之一。”
冯仑赞叹王石能够坚持让万科走专业化道路，也赞赏王石的为人。2008年，王石“捐款门”事件发生后，网上一片谩骂之声。冯仑是少数几个站出来为王石说话的人。“王石是一个真君子，他做的永远比唱的好。”
冯仑说自己有个“学先进的毛病”，年轻时候曾经给全国先进模范写信学习，如今王石也成了他学习的“先进典型”。互联网兴起的时候，有点蒙的冯仑和王石等 人到硅谷考察，回国后王石发狠说“弄不懂互联网他就辞职”。结果王石到底把万科搬到了网上，自己也成了超级网虫。一群朋友出去滑雪，晚上累得腰酸背痛，躺 倒就睡，只有王石一个人还在那上网。
“王石起初写作是不太行的，但他勤奋，坚持天天写，现在写作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强项；他渐渐能写文章，现在写书也不在话下。”冯仑赞叹王石的坚持。王石每天大量阅读，并且乐于跨界学习。每次到北京，都会和冯仑找不同领域的朋友聊天，了解专业知识。
冯仑说，王石的成功还没有到 头，他还有空间。
曲向东：“在一个群体里他一定要当老大”
(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重走玄奘路的发起和参与者，王石的朋友)
2006年，王石和朋友重走玄奘路。开车经过乌鲁木齐，刚好赶上当地穆斯林的开斋节。结束了一个月斋戒的人们祈祷、联欢，街市恢复了平日的热闹。一路都 是穆斯林的地域，王石突然说他不喝酒了，戒了一个月。“以前走戈壁的时候，每次休息，他都自己先喝瓶啤酒。”曲向东说，王石虽然不嗜酒，但有喝点的习惯。
一路到印度，王石真的没喝。从印度回北京，王石说“到年底也不喝了”。后来一年没喝，之后酒戒又延长到了三年。“他就是这么个人，不轻易承诺，承诺了就一定做到。也不是说戒酒为了健康，就为了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曲向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之后的一些场合中，王石也谈到了那次戒酒的起缘。“穆斯林一个月斋戒节省的钱财，是给寺院救济贫穷人的，这一点体会非常深刻。我觉得斋戒的意义，尤其是对中国富裕起来的一代人，是非常有启发的。”
此时的王石，和十年前曲向东初次见到的那个人，已经很不一样了。十年前，曲向东在中央电视台做财经记者，第一次采访王石，是关于万科的股权纷争。那时的王石和万科处于各种漩涡中，“能看到他的焦虑。在万科一线，对于万科的前途，是一种千头万绪的焦虑感。”
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太久。2003年，王石登珠峰回来，两人再次碰面。曲向东看着王石，还是那个黑瘦模样，“在谈判的时候，遇到僵局，会看着谈判对手。看他的时候就在想，我已经到了珠峰顶上，看咱们谁能扛。”王石对曲向东说，他忽然感觉王石变得很强大。
珠峰过后，王石开始更多的冒险，重走玄奘路是其中之一。原本因为日程没排开，王石对这次漫长的计划有点犹豫。曲向东去杭州出差，偶遇王石，又聊到这个计划。800里流沙、大漠、孤烟、无人区，两人越聊越起劲。
“还是玄奘当年西行的地貌，到时候把大家的手机都没收了，体验玄奘当年的感觉。”曲向东半开玩笑。“你真敢收手机？你敢收我就走！”王石回应。
结果就真走了，走了40天。虽开车随行，王石却天天负重背着个包，像个苦行僧。同伴学样，也纷纷背上。谁知第二天，王石开始背两个包。“他的性格有点硬，像石头一样。在一个群体里一定要当老大。”
石头一样的王石去了国外，好像逐渐“软化了”“可爱了”。“以前聊天，遇到不同意的观点，他一定会当场反驳。现在的他像个学者，更包容了。好像马上能从你的角度考虑问题。”
曲向东说，曾经的王石对东方文化多少有些悲观。“现在有些改变，可能真的要走出去，才会感觉到骨子里的东方，以及那种文化的温暖”。
全忠：他需要职场的“反对派”
(前《万科周刊》主编)
王石属虎。早年的他，被万科员工私下叫做“王老虎”。脾气大，说话爱用反问。80年代流行书桌上放块玻璃板，底下压照片的那种。王石桌上的玻璃板，都被拍碎过，无一幸免。他还曾一怒之下拿茶杯砸过万科的一个副总，没砸着，杯子磕破了。
那时候万科还没搬家，在深圳特区一栋改造的五层楼工业厂房办公，条件一般。下班后，王石常待在办公室不走，看书或者处理未完的业务。偶尔下面转转，看到 还在加班的员工，会请他们到楼下饭馆吃晚饭。旁边有好的餐厅，有签单权的王石也不去，自掏腰包去小饭馆，花60块钱请几个人吃顿饭。房地产公司开发布会， 别家给媒体“红包”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可跑万科的记者都知道，分文别指望。
“有人跑来问我，万科老总王石装修房子，还要借钱装，你信吗？我说我信。” 全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用广东话讲，说王石‘孤寒’，就是吝啬。但员工畏惧他，也服他。”
王石的自律能力惊人。创业初期，王石有一辆老式奔驰，毛病不少，车里空调常“罢工”。王石的司机天天开着接送老总，碰上其他房地产公司的同行，自己都不好意思。可王石就是不换车。“他说他要是换了，底下副总也都跟着换。”
1998年，万科净资产20亿，王石的年薪是60万。“副总们说，老王也不把自己的工资定高点，搞得我们最多也就能拿59万啊。老王说，我何尝不想定高，但万科就这么点规模，拿多了对股东不好交代。”
有人说他抠，有人说他怪，但“王老虎”的做事风格，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一批万科人。“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理想主义旗帜飘扬的年代。”
全忠初到《万科周刊》，曾经写过一篇经济评论。评论发表后，突然有一天，接到王石打来的直线电话，一上午就打了三次。第一次，表示觉得评论不错；第二次，鼓励他再写一篇续评；第三次，给他推荐了几篇经济评论。全忠回家跟太太说，这个老总感觉不太一样。
那时候全忠刚从国企出来，深知该如何与老总保持“流畅沟通”。王石却不喜欢，把全忠叫过来。“在你之前，万科周刊经历了三任主编，都是北大出来的，我说 东，他们说西。跟你沟通，完全没问题。但我不喜欢你这种风格，这样说明你没有自己的思考。”王石说，他需要职场的“反对派”。
王石看起来很矛盾。脾气大，却能容忍“反对派”；自律性强、规矩多，却总能打破常规思维。
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到深圳考察。作为房地产企业代表，王石没有汇报万科的业绩、未来宏图，而是汇报了1994年前后，万科交税情况的变化。在场的市委领导没听懂，“什么意思？”朱镕基接过话来，“我来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
1994年，朱镕基坚决用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替换之前的财政承包制，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最重要一环。而王石借用万科一例，与总理找到了话题。
“王石从来不走寻常路。所以之后他的所有选择，都让人意外，但仔细想想，又不意外。”全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田朴珺：“想做的事情他会坚持到底”
(王石的女友)
“王石是我见过的最男人的人。”田朴珺并不吝啬对王石的赞美。尽管初次见面时，她对王石的印象不是那么好。
和很多人对王石的第一印象一样，田朴珺第一眼中的王石，看起来很牛，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直到王石讲起登山的故事，田朴珺开始觉得这个男人很有味道。
王石讲到了独自走在冰壁上风雨交加，冰壁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十米长的距离走了快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间，他的世界里风雨不再，因为太过专注眼前的路，狂风暴雨都可以被忽略了。
田朴珺看来，王石走过了很多世人不敢走的路。60岁再去学英语，每天书不离手，像一个处在旺盛青春期的人一样渴望知识，渴望探索新的世界。“他做事情非常执著。很多人有小聪明，学得快。但他是有大智慧的人，想做的事情会坚持到底。只是有时候看起来大智若愚吧。”田朴珺对《中国新闻周刊》调侃曾被自己描述为“笨笨”的王石。
谈到王石，田朴珺也顺便说起自己的独立。她曾表示过，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独立，王石不会和她走到今天。
吴晓波：“身份的焦虑”让他寻求新的自我
(著名财经作家，著《病人王石》，王石的朋友)
2004年，王石到杭州，约吴晓波在龙井山下闲谈。聊到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往事，王石很感慨，突然问，“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吴晓波一时语塞。
10年以后，再回忆起当年的问题，吴晓波似乎有了答案。“王石他们这一代企业家，有着强烈的家国情结，这应该是来自儒家传统。同时，他们崇尚西式文明和制度建设，信仰民主自由及阶级独立。所以，他们可以说算是‘杂交的一代’。”吴晓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晓波说，王石一代的觉醒，是时代的使然，是政府的作用，也有王石“身份的焦虑”。在民营资本被边缘化、被调控和被重塑的年代，王石开始尝试寻求新的自我，投身社会公益，倡导“企业公民”，参与社会重建。
与此同时，王石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政府的“一步之遥”。拿着城市里边缘的地段，拿着边边角角的资源，一步步建出“万科家园”。王石不行贿，不用做两本账，看似轻松地保持着清白。王石曾用吴晓波的话来概括自己，“过去三十年不是那么伟大，未来的三十年不是那么平坦。”
王石是硬汉，但也承认自己的病痛，在病痛中出走。吴晓波看出王石的“病人情结”。他把万科当“病人”，所以要时时警觉、日日维新；把房地产业当“病人”，所以遏制欲望、躲避陷阱；把这个时代当“病人”，物欲横流，到底什么才是人们真正的渴望？
吴晓波至今记得多年前审阅王石书稿时读到过的文字：“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
那时的王石还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但他“病人”的身体里，总是迸发出对新生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