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澳洲华人的官方媒体
如果一个婚姻由两个不同国籍、种族、文化的人组成，那么，夫妻双方与他们的父母家人则同时面对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尽管处于不同种族、国家、文化的人们在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等方面有不同的观念与方式，但亲情是人类共同的天性，能将不同的人维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大家庭。
（一）
2001年的3月16日，我与来自澳洲的罗吉尔在中国东南一个海滨城市的民政局申请结婚，成为终生伴侣，结束了“单身贵族”的生活。当时，我37岁，在一家报社当记者。
罗吉尔与他的母亲通话时，他的母亲特别要求与我对话。她在电话中感谢我对罗吉尔的爱，并说他们全家感到非常的幸运。罗吉尔问我，“你打电话告诉你的父母家人了吗？我要亲自向他们问候。”
我的老家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对于总是催我结婚的父母的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我的心里则是忐忑不安。我的父母是具有传统观念的普通知识分子，特别是我父亲非常保守。虽然爱情婚姻是跨国界的，但嫁给一位澳洲人则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在我与罗吉尔恋爱期间，我一直对家人守口如瓶，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我提心吊胆地给东北的父母打了个电话。幸运的是，我父亲未接电话，是我母亲接的电话，从来电显现中，她知道是我。“你两个多月都不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担心你出什么事情。你赶快找个人结婚吧，我们就不用整天为你牵肠挂肚了。”我说， “我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今天结婚了。”我母亲说，“什么？你真的结婚啦？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说，“是个好人。他叫罗吉尔，澳洲人。我们可能没时间去东北见你们了。”我母亲说，“澳籍华人挺好的。”我说，“不是华人，是澳大利亚白人，黄头发蓝眼睛的。”我母亲沉默了一会说。“哪国人也无所谓了，你高兴就好。你总算是嫁出去了，去了我的心病。你要好好对待这个姓罗的。我马上寄些钱给你。“我说，“我有钱，你留着钱自己用吧。他想与你们讲话。”
罗吉尔接过电话，用生硬的汉语说：“妈，爸，你们好，谢谢。”然后就把电话还给我。
我母亲说，“这个人讲话挺有意思的。你与你父亲讲几句话吧”我担心我父亲会在电话中训我，所以我找个借口说：“我们要办事情，你转告他吧。”
第二天，我妹妹从东北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用快速汇款的形式给我寄了 1万元钱，作为她与父母的贺礼。我问我妹妹，“父亲一定非常生气吧？”我妹妹笑着说，“父亲开始确实很生气，心脏病差点发作。他说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为什么非要找个白人鬼子？而且也不经我们同意就私自结婚，太无法无天。我妈为此与他还吵了一架。我妈说，只要人好，澳洲人又怎么样？电视剧的里白人都很不错，比许多找小姘的中国男人好多了。所以，你们放心回东北吧，所有人都会善待罗吉尔的。”
由于罗吉尔的公司急需他回澳洲处理一个重要的业务。在我们结婚两周后，他不得不回到澳洲。等了近一年，我才获得来澳洲的签证。在烦躁而无奈的这一期间，我的父母专门从东北到南方陪伴我，千方百计的做各种美食。临走前，我把一万元钱退给他们。在这一个月内，我与我父亲很少讲话，更是不提罗吉尔。我知道，他在感情上始终不能接受罗吉尔作为女婿，我的婚姻让他失望。
（二）
2002年2月，我总算拿到了签证来到澳洲。夫妻团聚是快乐的事情，但我的喜悦很快消失了，因为我与罗吉尔陷入了生存困境。罗吉尔原在一家汽车公司担任采购部经理，有着良好的收入与福利，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生的生活。但罗吉尔所在的公司很快的倒闭了，他虽然很快在一家只有10个员工的小房地产公司找到了办公室经理的工作，但月收入仅有 2500澳元，同时要交20%的税，虽然有些积蓄，但不得不紧缩开支。由于买不起800多澳元的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变得特别昂贵。在澳洲，人均收入 23000澳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可以免费看病，获得食品救济。但我们的收入高出了规定的2000元，得不到任何的帮助。罗吉尔带着我去牙医诊所堵了一个牙，前后两次的费用就是500多澳元。去医院的家庭医生处看了一次病，拿了6片抗菌素，不久就收到了 300多澳元的帐单。在那时，我感觉生活境况就如同一夜回到解放前。
按照法律，我是可以合法工作的，但必须先申请工卡。罗吉尔在 2月就向移民局递了申请，交了 120澳元的申请费，3个月仍无音信，我的心情极为抑郁。罗吉尔总是道歉他没有给我好的生活。同时，他总是让我每两天打一次电话给父母。每次我母亲接电话时，说几句话然后就要挂电话。她总是说，“你们现在经济条件不好，电话费那么贵，说两句就行了。你不要打太多的电话了，一个月打一次电话报个平安就行了。”我说，“罗吉尔怕你们担心，是他让我打电话的。”我母亲说，“你父亲现在总是说这个美国人很好，关心老人，比许多中国女婿强多了。你父亲想知道罗吉尔的眼晴是不是蓝色的？”
一个月后，我们收到了父母寄来的两大邮件，单邮费就是2000元钱。打开一看，我与罗吉尔目瞪口呆。其中，有东北的土特产，有中国的药物包括抗菌素，有 20多套衣服，其中一半是送给罗吉尔的。同时，我母亲还为罗吉尔与我亲手织了中式毛衣。这些东西价值6000多元人民币，而我父母一个月总的退休金加一起还不到3000元。那一天，我与罗吉尔都无声地流泪。他说，“你的父母太伟大了。在澳洲，这样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我从来没有一次收到这么多的礼物。我也很幸运有这样的中国父母，不过，请告诉你的父母不要为我们花钱了，把钱留着自己用。”
对于许多夫妇来说，钱常常是引起摩擦的一个因素，甚至导致婚姻不和。罗吉尔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是典型的西方式的行为，注重自我负责，不与他人发生经济关来。而我则是中国式行为，对亲朋好友间的经济往来习以为常，有时借给别人的钱就回不来了。
在罗吉尔看来，一个人若有能力自立就必须自食其力，而且一个人的经济问题是个人的责任，若需要用钱应该去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向亲朋好友求借。所以，他让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与女儿从14岁起开始打工挣零花钱，培养自立精神与能力。考入大学后，他的子女则是依靠银行贷款与业余打工付学费与生活费，他只是为他们提供担保而已。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乐队演奏大提琴，收入忽高忽低，平均月收入2000多澳元。
有一次，他向我们借500澳元，并表示有钱后就还给我们。我对罗吉尔说这些钱不用还了。罗吉尔说， “你不能这样溺爱他，不然他就不想去工作了。他可以一个月还20澳元，这会帮助他建立责任感，学习如何对自己及他人负责任”。去年，他的儿子因扭伤腰部看急诊而不得不付 1000多澳元的医疗费。我对罗吉尔说我们应该帮助他付一些费用。罗吉尔说他儿子一次付不出这些钱，但他可以分期付款，让他自己去处理。虽然罗吉尔不赞同给钱，但他天天给儿子打电话，从身体状况谈到生活方式、音乐、未来无所不及，他的儿子非常感动父亲给予他的精神支持与引导，目前他正在考虑攻读音乐硕士学位。
罗吉尔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他的父亲去世多年，他的母亲单独住在公寓，与我们相距很近，但罗吉尔每天都要打一个电话给他母亲以确定她是否平安，每两天就去看一次他的母亲。我们一起外出旅游时，我们为她付帐单，，她事后则一定把钱还给我们，她说她有能力承担。每年的圣诞节是家人送大礼的时候，不过价值也多在一百澳元左右，但人人皆大欢喜。在我与罗吉尔在教堂补办婚礼时，许多来宾送我们礼金，多是一人送25澳元。罗吉尔的母亲送我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百澳元的支票，只是她收入的百分之一。罗吉尔非常高兴，我虽感到意外，但我能接受这种西方的观念，因为送礼只是表达心意而已，不需要掏空腰包。
由于我对处理账单感到头痛，所以理财是罗吉尔的事情，有时候他是很把钱当回事的，为此我们有过争执。有一次，我与罗吉尔到超市购物。我要买一种红皮鸡蛋，他要买白皮鸡蛋。他说，“你为什么要多花30分呢？”我说，“红皮有营养。再说，只不过多30分。”他说，“没有任何科学证明红皮比白皮好，这不过是广告而已，多付一分钱都是愚蠢的。”最后，红皮鸡蛋没买成，我曾为此认为他很小气，他则耿耿于怀很长时间。不过，后来的许多事证明我误解了他。
2003年9月底，我母亲打电话向我借钱。由于我的父母不擅于理财，钱多用于旅游、帮助子女上了，所以很少有积蓄。再加上同时患病住院，不多的积蓄都用于付近万元的医疗费，因此无钱付6000多元的取暖费。我母亲说，“我听说外国人把钱看得特别重，不借钱给别人。我们若不付取暧费，供气单位就不供暖气。我想向你们借6000元钱，以后我再慢慢还给你们。如果罗吉尔不愿意，也不要勉强他，别伤了你们的和气。”
我不知道罗吉尔能否同意，但我不能对父母的困难袖手旁观。当我告诉他这件事时，他很惊讶。他说，“政府应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钱就不能获得暖气，这是不公平的。”我说，“政府已经承担了一些，个人也要承担一些。”我向他解释中国人的传统是家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子女对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说，“我的父母在未来还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们最好开分开帐户，分摊帐单，我用我个人的收入帮助我的家人。你不必承担这个责任，这对你也不公平。”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夫妻，当然要一起承担一切。你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我对他们也有责任。我明天就把800澳元寄走，告诉你母亲她不用还这些钱。”当我告诉我母亲时，她很感动。 “罗吉尔对我们这么孝顺，真是没想到。他和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不同。”
今年春节前，我的弟弟被诊断为慢性白血病，而在此时他所在的公司倒闭，他失去了工作。由于他的女儿仅4岁，他的妻子一人收入不多，但又不符合社会救济的标准。我的父母闻听后马上赶到深圳，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予全力支持。我告诉罗吉尔这些，并说我需要马上寄 1000澳元给我弟弟表示慰问。罗吉尔难过地流出了眼泪。他说，“这是灾难，我们有义务帮助他的一家。请转告你弟弟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会为他祈祷。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提供帮助，等他女儿长大后，我们将帮助她到澳洲读大学，承担她的费用，帮她成家立业。”第二天是周日，半年未去教堂的罗吉尔专门为我弟弟的生命而去祈求上帝的保佑。
（三）
2004年7月，我与罗吉尔回中国探亲，这也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与我的家人见面。回国之前，我母亲专门从国内打电话问我罗吉尔喜欢吃什么，喝什么。我说，罗吉尔让我告诉你他喜欢中国的啤酒与中国菜。
当时，我的父母去深圳看望我的弟弟与妹妹。于是，我们也住在我弟弟的家里。尽管他们事先学了一些英语，但一遇到罗吉尔，就全忘了。罗吉尔也学了一些中文，但一用起来则是词不达意。所以，我只好当全职翻译。
罗吉尔与我的全家如同真正的一家人，语言不通并没有妨碍他们感情的交流。他如同在自家一样自开冰箱去拿啤酒，在饭桌上也是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在第一个晚上就居然喝了6大瓶深圳啤酒，如同饮料。我说，“你不能再喝了”。他说，“你不知道这酒有多好喝，比澳洲的好太多了。我爱这些啤酒”。我父亲则说，“我看他的酒量很大，让他喝吧”。为了给我父亲面子，我只好不作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专门给罗吉尔准备了西式早餐，我父亲则拿出一瓶啤酒给他。罗吉尔大笑说，“谢谢，我早上不喝酒。”罗吉尔对我父亲的盛情念念不忘，总是把这件事当成经典故事讲给澳洲的亲朋好友。
两天后，我母亲对我说。“报纸上说有一个中国女孩子嫁给美国人，结果这个美国人虐待她，也不给她钱，连冰箱都锁起来了。所以，我们总是担心这个罗吉尔对你不好，你每次说过得好，我们以为你是报喜不报忧。现在，我是完全放心了。”
在我们回澳洲的前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冲突在我与我父亲之间暴发。当时，我、罗吉尔与父母坐在客厅里。我母亲说我弟弟的女儿总是凌晨两点才睡觉，所以我母亲总是陪着她着玩。白天，她还要做饭，打扫卫生，所以她感觉很累，身体不太好。我说，“这是睡眠不足造成的，你不应该陪这个两岁的孩子到半夜。许多中国父母对独生子太溺爱，该管得事情也不管，这种放任自流的方式是不对的。我在澳洲认识许多有小孩的父母，他们对孩子的管教非常严。从小孩懂事后，大多数澳洲父母都给小孩设有各种规定，该上床时绝对不可以在地上玩。你们这样溺爱她，她长大后很难适应社会。”
我父亲突然大怒，训斥我。“我最不喜欢听你说你澳洲澳洲的，中国怎么了？你在澳洲呆了几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这与澳洲中国有什么关的？我只是就事论事，谁做的好就学谁。 ”我母亲对我父亲说：“你发的是什么火啊？再说，你也不能当着罗吉尔的面这么训你女儿，大吵大叫的一点都不文明，有损中国人的形象。”罗吉尔说，“你父亲很生气，是因为我吗？”我说，“我父亲在生我的气，他认为我崇洋媚外。我不喜欢我父亲，他很专制，在家里就象个皇帝。”罗吉尔说，“我知道你是热爱中国的，他批评你是错误的，不过你要原谅他。你父亲是一位很好的人，你不应该这样说他。”尽管事后我不以为然，但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能接受、喜欢澳洲女婿，却对住在澳洲的我耿耿于怀。
今年5月，我将有资格申请成为澳洲公民了。有一天我问一位在国内的朋友我要不要加入澳洲籍。她说，“做个澳籍华人不错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喜欢澳洲，我也把它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同时，为了获得与澳洲公民在政治、福利上同样的权利，选择澳洲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要放弃中国籍，我则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极大的失落与茫然。
罗吉尔说，“你自己选择，我尊重你所做的任何选择。不论你选择什么籍，你都是你。”
在这两难之际，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理解了他作为一位普通中国人的所具有传统价值与民族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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