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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说当时在深圳万科，曾经有人问您：“王石，您是要名，还是要利？”您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说：“王石要的是名，而不是利”。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王石：我到深圳创业的时候已经32岁了，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的认识是比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是“不患寡，患不均”，穷可以，但不能比你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人突然很有钱是蛮危险的，即使是通过合法渠道赚来的钱。当然我也很想出名，在名和利上我选择了“名”，把“利”放弃掉。
王石：我是万科的创建者，但万科不属于我，我把万科看成是个作品，我只是作品创作者其中的一员。我放弃“利”了，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要“利”。如果让我重新做选择，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问：万科最鼎盛的时候，你转身去攀珠穆朗玛峰、游学，投身于环保事业。有人说你是个很另类的民营企业家，你认同吗？
王石：我没觉得自己很另类，但社会认为我很另类。《南方周末》有一年颁一个逐梦者的奖项，把我选为逐梦者之一。当时给我三个标签让我选，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者，我就选了一个不行贿者(的标签)。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我说，不行贿应该是一个企业家的底线。当不行贿的企业家被看成另类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了。
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行贿。我相信不行贿绝对不是万科一家，有一大批企业家是不行贿的，有很多清廉的官员是不受贿的。很高兴的是，现在大家开始理直气壮站出来说我不行贿，风气慢慢好转。
问：冯仑曾经说过，在时代大背景下，中国的商人只有三条出路，您觉得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来说，有没有第四条路可以走？
王石：我觉得社会进步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们有更多的选择。企业家应该有更多选择。
行贿受贿这种行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不能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首先企业家不行贿，不能主动去勾结，这就是自律。先不说制度，企业家企业本身该反省的反省，该自律的自律，我觉得这点更重要。
问：有时候无论是不是自己的合法财富，一夜之间都有可能化为乌有，现在这种财富的安全感增加了吗?
王石：这两年的反腐，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家被“双规”的现象，但他们的企业运转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更不要说没收个人财产。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更多的是作为污点证人去做证明，而不是直接让你锒铛入狱。但并不等于说，就你的问题法律、政府不会进行追究。民营企业家还是要自立自律自赎自省。
问：褚时健刚刚出狱的时候你去拜访他，他说了一句话，“改革嘛，总要有一些人付出代价”。当时您听完那句话之后，心里是什么感觉?
王石：感觉褚厂长的胸怀很宽广，非常大气，不记过往。
时间证明一切。12年过去了，他创造了褚橙这个品牌，也加入了民营企业家的行列。褚时健闯荡了这么多年，带了这么多徒弟，使那么多人受益，他重获自由之后，很多人愿意帮忙，说白了他不用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但是他不甘心，也不愿意这么做。经受了这么多的挫折之后，褚厂长最可贵的就是他保持了尊严，不放弃未来。
那么大年龄，但他有从头开始的能力，也不用依靠别人，而且他都是以风轻云淡的态度面对过去的挫折。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家庭，应该从褚时健身上学习他对不平的遭遇怎么去看待?怎么去面对未来?
问：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用自己的影响力、资源去帮助一些入狱的企业家?
王石：逻辑很简单，有些人我是认识的，他出了问题你去看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他还是要出来的，出来就要做事，你去看看他对他也是一种鼓励，就这么简单。
问：学会转身，学会生活，承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投身于环保，观察您走的路，您似乎是要做一个全民榜样?
王石：我去哈佛是想圆自己的读书梦。至于榜样，恰恰相反，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一种自我完善。到这个年纪，辉煌过，也很成功。再往后发展，无论对于万科还是整个行业来讲，应该把希望更多的放在下一代人身上。社会资源就这么多，应该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到了哈佛之后，有很多企业家专门跑到哈佛找我，说你的行为给我们很多启发。这个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个人退居二线的生活，没想到对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
问：关于环保，有没有想过放弃，当自己没有办法仅凭一己之力去推动的时候。
王石：对于环保，没有一个人说不应该这样做。什么是能力？我的企业不仅今天能发展好，未来也能发展好，就是要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问：未来怎么规划?
王石：60岁到70岁，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办一所大学。受褚时健先生的影响，70岁之后想到戈壁滩上种庄稼。可耕作面积不多，人口基数又大，未来中国的食品安全、粮食安全还是很大的问题。我可能花两年的时间去以色列学习戈壁滩沙漠种庄稼的技术，为70岁之后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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