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中学是广州市的一间着名学府，它前身是《学海堂书院》，成立于1870年，后更名为《应元书院》，1930年正式命名为《广州市立二中》，但很可惜，我就读市二中的时期，正是它最暗淡的时候，所以走笔所至，也难以有常态的状况。试写些许往事，留下一些真实的文字，以记载那个怪诞的年代市二中的一些我的个人经历：
我是75届的市二中的高中毕业生，回忆起来，酸涩苦辣的滋味涌上喉间——香甜的味道，快乐的情绪也是有的，只不过往往用另类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是在广州市东风西路小学读完初中附设班<即初一>,升到市二中念初二的，那年头正赶上还在动荡和混乱反复未止的文革中期，社会上的混乱和争斗仍在反反复复，当时升学也不讲成绩，是按所在地段的小学来统一安排。我所在的小学邻近应元路，便整体升入了市二中。而我的境遇很糟糕，竟一个人孤零零地分到一个没一个相识的同学，更遑论好友的散、乱、差的班群里，（这个班是从小北路某个小学整体升上来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差等生班，那时的校风不倡导学习，这个班就更是乌烟瘴气，学生们整天打架斗殴、欺凌弱小。我一个外插生，身材单薄，又无朋友，就像严歌苓所言的“群体效应”；自然就成为他们方便之极的校园欺凌对象。再加上在小学时，同学都是同一区域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教养都比较好，家教普遍都不错，小学的班主任温老师又待我很好，学习靠小聪明，成绩还行、尤其是文科。所以性格比较单一，也存在有温老师曾批评我的“骄娇二气”，不懂得和形形色色、不同背景的人相处、打交道。所以在这个以力为强、以烂为荣的班群就吃了大亏。在那段日子里，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伤淤不断。而我又偏不懂得求饶，不懂埋堆，（粤语：主动入群之意）。结果是被欺凌的更惨。当时家庭环境也十分糟糕。有事也找不到家长出头。记忆中父母都不在身边，父亲的“历史反革命犯”的罪名还没得到彻底平反，监禁虽被解除，但被下放到花县。母亲也远在干校。记忆中很久才回来一次。大姐去了海南岛当知青。二姐在韶关读书，只有三姐和我在广州的家里，三姐去学工学农或去学军拉练（这在当年是常有的事）。就常常就我一个人晃荡度日子……记忆中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二中的操场旁山边被打，被对方撞到一块山石的棱角上，脑袋撞开了一个口子，血流到满脑子都是，凝固了黏在头发上……我捂着伤口孤零零地一个人回到了家，怎知一开门，竟发现妈妈在家里，原来母亲不知何时从从化干校回来广州办事（我那时年龄还小，也不懂得询问）……好长时间没见面，一向深爱我的母亲看见我这个狼狈样，竟也不发一语，只是搬来木凳让我坐下，找来纱布红药水之类的，默默地帮我包扎，我抬眼看了她一眼，看见母亲的眼镜片后的眼神充满悲郁，我也没敢再说一句，任由母亲默默地为我包扎…自始至终，母亲没问过我一个字……只有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才会明白如果一个家庭的父母遭难，其家庭成员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各种压力和欺辱，而且没有投诉的地方，只能默默忍受……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又匆匆赶回干校去了……
到了初二下学期，事情有了很大的转变，起因是有一次冲突，班里那位牛高体胖的阿雄竟然动起了小刀，把我的手腕割开了一条口子。这让和我家两代都相识和交往（他父亲曾是我母亲的同事和领导，我大姐和他二姐是广雅的同班同学）的曹兄看不下去了，便赶到学校妥善处理了一下…第二天回校，班里的好几个小混混都跟我道歉，其它的也老实了。其实我这几年在街面上一个人晃荡，倒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为人正直、义气，品行笃正的曹兄是最为要好和帮助我最多的………现在别人都道歉，我也就算了。那时候的我，最喜欢就是看闲书，年龄渐长，对暴力越来越没有兴趣，彼此相安无事挺好的。再加上初二下学期调来了好几个外校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叫李志光的同学，他母亲和我父亲曾是同单位的同事，住处也相邻不远，我们关系又很要好，每天上下学都同行。初中时期的校园欺凌就彻底结束了。不过这样的经历也让我丰富了不少人生经验：记得多年前，我在悉尼生活时，当时家里住了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也受到了校园欺凌。而且欺凌他的同学还有黑社会背景。我知道后便带着他去找那同学交谈了一次，因为我在悉尼的朋友也不少，又和他讲清楚道理，很快问题就解决了，那同学也答应不再欺负那孩子了。回家后我就问他：“你在班里有朋友吗？”，他说“没有”。我就对他说：这就是你被欺凌的根本。欺凌人也要讲成本的，理论上讲：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包括你两个人），对方就要四个人才能欺负你，如果你有二个朋友，对方就要六个人才能欺负你，如此类推，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只要有二个朋友，基本上就不会被人欺负了，因为欺凌者的成本太高了……这孩子听进了我的话，很快就在班里交结了朋友，就再没人欺负他了。其实我应该感谢那段经历，因为这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少不了的一课，早些经历比晚时好。而且由于经历过校园暴力，以后对欺凌之事深恶痛绝。记得在高二时就曾为班里的同学出头制止了欺凌，后来到了沙田农场当知青时，更是主动帮助制止了好几桩斗殴和欺凌之事。（那时我的朋友圈已足以处理好这类事。）或许也说明了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但变 成好事最根本一点是不应该让同样的坏事重复再现。
初三以后，这批同学转去了103中，我仍留在二中，但换了一批新同学，大多数都是我住的那片区域的，而且还有好几个是熟悉的面孔（小学同学）。社会风气也有所好转，教学渐上正轨。老师也敢于紧抓教学了。记得那时候我和全班同学都很喜欢听章以武老师教语文课，非常诙谐生动，很有吸引力：章老师是上海人，习惯用国语教学，讲课时神态悠闲，一边踱着步子，一边用半咸不淡的粤语加以调侃，什么“广东凉茶”、“木屐”之类的，十分搞笑，大家都被深深地被感染，内心对章老师敬佩不已……班主任杨达佳老师很专业，脾性温厚，语气平和，待同学们都很好，当时还推荐我和同学李峰参加学校组织的业余摄影小组。学校开始摆脱以往的散乱状况，走上学习的正轨。当然那个年代的学工学农还是停不下来的。记得初三学校安排去广州人民造纸厂学工，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在造纸厂学工时，记得睡的是大通铺，具体学工时做什么已记不得，只记得无事时喜欢在偌大的工厂里瞎逛，在废旧纸堆里拣旧书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那年头，自66年破四旧开始，文革前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封资修，在社会上回收统一销毁的。所以在废纸堆往往能找到各式各样、令人流连忘返的好书。利用这个机会，我和许多好看书的同学都免费看了不少文学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本书和一本杂志：那本杂志叫《新观察》，那期的封面人物是新凤霞，那时我并不知道新凤霞是谁，只看到封面上她侧脸的妆容很娇俏明媚，那时的杂志封面人物都是一水的浓眉瞪眼的工农妇女形象，哪曾见过这么光采眩目的女子丽容，青春年少的我都几乎看呆了，书中内容还有记载新凤霞获奖的电影戏剧作品，并图文并茂介绍了周总理接见她的情景，使我对文革前的电影作品有了一些了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外的那一本书是本校曹思彬老师写的散文作品：《海南随笔》，因为曹老师教过我语文课，所以我看的特别亲切和仔细；曹老师果然好文笔，下笔流畅自如，内容充满生活气息。我看完觉得挺好的，便给了李峰看，一起分享。品学兼优、乐于助人的李峰同学看了，也觉得挺好的，于是我俩一合计，就把这本书辗转还给了曹思彬老师。
初三和高一期间应该是我中学时期最快乐的时光，学校里学风开始向上，老师专业，同学们相处不错，家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父母都恢复了工作，一切都似乎有了光亮，转眼到了高二，又变得暗淡无光……
到了高二，整个社会风气又变得怪诞不堪，什么黄帅、张铁生白卷英雄之类的人物又席卷神州大地。当时的校方竟然将75届的高二年级的大半个学年都安排到了从化的陈洞分校；在那里吃住都十分糟糕，睡觉的宿舍是一个简陋、连一张小桌子（更别提书桌了）都没有，用木板并接起来、上下两层的大通铺，吃的方面：后面会有叙说。在分校，贫下中农倒没见一个，但平常却常被安排做种蔬菜，锄草、养植山华李这类农活。文化课也有上，但平常不用考试。毕业考也无所谓分数，优劣都一样毕业。上课的老师除了有本校原来的老师、还有辅导员、最独特的是还有当时入校领导一切的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上讲台授课，文化课也不用考勤，爱来不来，总之都能毕业。而且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那么多青少年在一起，竟然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不仅没电视看，连基本的图书馆、棋艺、体育文娱活动都没有，可想而知，时间一长，精神何其苦闷。所以同学们只能各自发挥，找些乐子。我的娱乐就是偷偷看些杂书，但书也不好找。而且封资修的书也是不允许看的；更多的时候是四处闲逛，逛多了总是同样的风景也没啥意思，那就躲在宿舍睡大觉、整个人常常无精打采、感觉越来越颓丧。有位赵同学人很机灵，杂七杂八的事干的特顺溜：他教会了我用电筒捉青蛙。他还会用随手拣来的树枝，绑上鱼钩，溜躂到小河沟钓鱼……赵同学毕业后当过海员，开过钓鱼用品商店，还曾荣获过广州市钓鱼冠军，估计和这分校的初始钓鱼还是有承前继后相连的；在分校还有一种排遣无聊的方式就是约上一、二位要好的同学，设法找到相宜的理由，得到老师的批准，远行到相距好几公里外的墟镇商店逛逛，买些汽水、饼干之类的食品回来打打牙祭……记得有一回我和某个同学同去竹料的墟镇时，回来的路上，竟然在路基外的小河沟里捉到了一条“水律”（水蛇）。那条水蛇大约有一米多长，圆润光滑，回到宿舍，当晚就下了锅：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我和好友同学好好填补了一下缺荤少油的五脏庙。除了这些稀有的快乐之外，大部分日子都是在苦闷和无所事事中度过的，百无聊赖的日子很容易就会生出无常的事端：高二这一年的分校生涯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高二时期的班主任是赵吉美老师，是教化学的，他头发斑白，面容严肃；看上去大约有五十多岁，平常没什么废话，和学生既不亲近也不疏离。没听过他当面赞扬过哪个学，但也没见过他为难过那位同学，那么大年纪了，还常常为解决同学们的困难往返奔波于我们宿舍；有时候有些同学捣蛋的太过份了，赵老师也会板着脸说几句，捣蛋的同学看着他花白的头发、苍老的容颜和声音，都会不好意思再作妖下去，自觉收敛几分。毕竟分校是个苦环境，那些捣蛋成精小混混类（那时称为烂仔）的学生都会找各种理由和方式不来分校的；留在分校的相对来讲都是易于管理一些的同学。赵老师一直对我不错，像我这样自由散漫，还时不时犯错的学生，他竟从没责难和批评过，也没为难过我，感觉他是个敬业勤恳、内心干净的，可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专业教师。
在分校时，我闯了两次较大的祸，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事是关于吃的，那时在分校，吃的伙食很差：牛奶鸡蛋根本想到没得想，鸡、鸭、鹅也完全 不见踪影。一日三餐简单粗糙。早餐酱油捞白饭，；中、晚餐基本上都是蔬瓜白饭，隔二天会有几片风都吹得动的猪肉片，根本满足不了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又常干农活的高中生的营养需要；所以每周几次的油荤无异于难得的恩物，开饭时都眼巴巴盼望碗里能多两片肉，连盛肉时捎带上的肉汁都会舔的干干净净。遇上假节日，又回不了家，那就更是望眼欲穿：期望能饱餐一顿肥美甘香的猪肉或嫩滑鲜美的大鱼。（那时的肉类，记忆中也就这两种，当时鸡是稀罕物，牛、羊肉也从不见踪影）。谁知，不该发生的事，竟然就发生了：
这天是中秋节，一大早同学们就从各种渠道得知：今晚加餐，加餐的内容是：花生炆五花猪肉，从中午开始：那花生猪肉还没下锅，那独特洋溢的香味就已经似有似无地在我们鼻尖前窜来窜去，把大家伙的小心瓣挠个不停，好不容易等到晚餐开饭，大家伙就拎着个饭盒就冲锋似地奔向食堂，说是食堂，在分校，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学生露天伙食分饭处，地点是沿着一条宽约二米的泥路，走进去大概10多米后，有一个约三十多米的空地，空地的侧面搭建了一个厨房，平常毎天开饭时每班会抽调一、两位同学来帮厨，当然都是些平日表现优秀的同学，象我们班，当时派去的是学习委员粟中玲，她是位学习成绩很优秀、秀外慧中的女同学（本文有关食堂资料亦由粟同学提供）他们把装满米饭的箩筐抬放到地面上，菜肴放在桌面上，用大铁勺盛起分派给一个个伸长脖子等着填充五脏庙的我们，学生们在食堂窗口排队拿到饭菜后，就自个找地方吃饭……今天可能是因为帮厨的人手不够，就让某班的女生集体帮厨，排了好一阵子队，好不容易轮到我，闻着那诱人的混合着花生和猪肉的香气，心里一阵小激动，给我盛好饭后，这位长相还不赖、颇有几分风情的女同学抹了抹额头的汗珠，小手一挥，铁勺一甩；菜肴就全装好了，因为此时天色渐暗、光线不好，再加上后面又紧跟着一个接一个的小饿狼，于是我无暇细看，端起饭盒就走了……回到宿舍，准备开吃时，打开饭盒盖：“我的妈呀，饭盒里除了白饭和一些青菜，就是几粒花生米，不要说炆肉块，连肉星也找不到一丢丢，”我刹时呆住了，谁知左右一看：整个宿舍的男生饭盒里的东东都差不多，只有两、三个同学的饭盒里有一、两块猪肉，大多数同学和我一样，只有几粒花生米，那个喊：“我只有五粒花生米、”这个说“我也只有八粒花生米”，我连忙低头数了数：我饭盒里的也只有六粒花生米”，“还好！还不算是最少的”，我十分阿Q地自慰了一下……于是，平常就倍感郁闷，再加上青少年本身的情绪特性：骨子里又充满追求公平正义的初始思想，这下好了，全搅和在一起，找到个渲泄口喷发出来了：大家伙东一嘴西一口地骂骂咧咧起来了……很快又来了新情报：帮厨的那班女生的同班男生的饭盒里个个盛满了香气四溢的花生炆猪肉，此时就从隔邻宿舍的窗户毫不掩饰地飘荡进来……于是大伙儿气炸了肚皮，在这秋夜凄冷孤单的月光下，全班男生一致通过，写一篇反映实情的小字报，并郑重委托我马上进行（因我是班的的语文科代表）。我看了看饭盒里的六粒花生米，毫不迟疑就应承下来了。很快，一篇反映中秋节分肉不公的小字报堂而皇之贴在了食堂的墙壁上，在张贴之前、署名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班里有位平常很上进的同学表示不参与，于是我们说：“那就写除你之外吧”，他犹豫片刻又决定参与署名了，这实际上又体现了严歌苓所说的“群体效应”，这类群体效应，在中式文化中、在日常生活里无所不在，如何保护或尊重个见其实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必要和需张扬的重要特征……张贴之后，在这个无所事事又无事可为、地处偏僻的分校自然引起轰动，很快，班主任赵老师来了了解了一下；没说什么就匆匆走了，再以后，除了在各种场合见到老师，面部表情都有些蹦紧外，倒也没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溜过去，事情也就渐渐地淡下来了……不过食堂的分派工作倒是悄悄地有了改进，此类再没发生如此明显不公的事件……但我却因此闯了祸，触了霉头……正好在中秋节的前一天，分校的广播喇叭宣读我的一首诗《决心之歌》，获得了一等奖，还由那位负责播音的女同学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遍，：这是在分校难得的一次、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诗歌赛事……但自此“食堂风波”事件，后续再没任何获奖后奖品奖状等诸类的讯息，我也心知肚明，很可能就是我执笔闯祸后的代价，我也费事再去询问，免得自找没趣……那原已到手的一等奖就这么有风无影地消失了。
怎知，到了高二下学期，我又闯了一件更大的祸事，还惊动我的老爸和总校负责青少年工作的团委书记莫小宁老师……过去这么多年了，聊聊这件我青少年时期成长过程的“分校淤事”，也算是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也在这里感谢一下对我进行过相关教育和帮助的老师。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初中的后期说起，在初中的中后期，尽管已结束了校园欺凌，但我也正视了自己的不足，在初二的班群，尽管确实存在着一人孤身入陌生的群，发生严歌苓所说的”群体效应”；但同时也存在不善于与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弱点。后来我的朋友圈是越来越大，到了高二阶段，社会上结交了很多爱读书和思考，诚信讲义气的朋友，在学校，同一年级里，竟然有半数以上的班群都有我的好友，尤其是与李峰同学一起和12班的好几位同学结为互借书看、谈论时事、吃喝玩乐、无话不聊的好友，其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些同学都很优秀，后来事业都发展的很好，成为各行业的精英）。我当时在高中九班，和同学们普遍相处都不错，尤其有三、四个同学常聚在一起玩的……交朋友就要讲义气，但有时候这“捱义气”，也会身不由已，惹出事端来：
在分校记得一周是三天劳动三天学习，周日休息。原来说好高二期间在分校呆半年的，但半年后又延长了一段日子，具体多长时间已不记得了。在地偏山远的山乡地带呆久了，没有文化娱乐，精神越来越感到苦闷压抑，此地又缺医少药，所以同学们的身体也易出状况；记得当时班里有位姓于的同学，高大劲健，竟也得了急病，发烧不止，急迫间，学校一时也找不到交通工具送他回广州，（好像当时分校也没校车）。于同学的家里急了，他父亲动用了单位的车，和他母亲一起赶到分校接走了儿子，在分校接于同学时，看到他母亲在车内眼噙着泪珠不住安抚儿子的情景，我们的心里都酸酸的，恨不得马上回到父母的身边……这天，我同宿舍邻床的一位好友同学已经闹肚子好几天，一直吃不下饭，分校的医务室也查不出病因，几天下来，这位甲同学腿都饿软了，劳动和文化课都没去，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大通铺上。这天下课后，这位甲同学还是吃不下饭，我们帮他打回来的饭菜都放凉了，还是一筷子没动，于是班里一位和他要好的乙同学什么也没说，就溜了出去，登上了宿舍旁边的一座小山岗去采摘山华李，这乙同学平常为人热心、行动机灵，但自由散漫头脑又比较单纯。当时山华李还没成熟，还是小小颗，稍比成人姆指大些，青BB(粤语：很青涩的意思）的模样。乙同学顺手采摘了几颗便赶紧走下山来……我吃完饭，在外面洗干净饭盒又溜达了一圈，再走回宿舍时，正好遇上他下山回来，便俩人同行一起走回了宿舍，回到宿舍，甲同学的床铺就挨着宿舍的门口，乙同学把甲同学喊了起来，把几颗如象棋般大小的山华李一古脑倒在了甲同学的面前，甲同学几天没吃东西了，这时感觉有点饿了，又很久没吃过水果，突然看见几颗碧绿诱人的小果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细想这小果子是那来的（说起来也真是冤）。忍不住抓起一颗就放进了嘴里，谁知真是不好彩，就在此时，门外突然走进邻班的一位老师来，这老师不教我们，也从来没进过我们宿舍，这天真怪了，说时迟那时快，说巧不巧说进来就进来了：这下好了，人证物证俱在，正好捉了个现行……“六颗山华李”（又是数字：六），他把山华李抓到手里，数了数，并追问谁是参与者，我正好就站在那，当他盘问我“是否有份”时，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这老师又落实了另两个同学，也没再说什么，包起那几颗山华李就走了……没过多久，我们三位参与者便被叫到分校校部审问，接着就按每颗10元的价格进行赔偿，10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青年教师的的基本工资也就约四、五十元一个月，好在那时在分校也没什么花费，家里带来的零花钱还有，我们仨马上各自掏出二十元大钞把罚款交了。然后就是写检查，检查写好了倒也没再为难我们，便放我们回宿舍了……回到宿舍后，我们默默无语，心想这次死定了，开始有点恐惧的感觉。遇上这类偷摘公物的事，在那年头，不仅要公示于众，进行处罚，更难堪的是往往还会在整个年级的同学面前公开检查，接受大会安排的其它同学的口诛笔伐。而当时的我们只是半大的孩子，也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也做不出什么补救的事，只能是默默地等待着处理的结果……一直到第二天的大半天过去了，我们严肃的赵老师还没出现，但估计是他做了正面的工作，到了吃完晚饭以后，级组长黄秀群老师便约了我和甲同学在进出分校路基旁的一块大小如蓝球场的空地上谈话，黄老师个子中等，短发，身材偏瘦，人却很显干练和精神；整个谈话过程中并没斥责我俩，这时一向眼神专注、不苟言笑的她全然没有一丝苛责和嫌弃，反而显得很焦虑：她语气急促、诚恳地对我俩说：“为了你们的事，昨晚我一夜没睡，这件事发生了，影响很不好，但你们俩一向又表现良好（确实：我俩除了这次明显犯错之外，平常还算是表现良好的，甲同学还是班里的团组织委员）。我们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明天全年级开学期期中总结会时谈这件事，你们几个就不要参加了，我这次找你们，就是谈这件事。”等黄老师停顿声音后，甲同学倒没说什么，只有我完全不知道体谅老师们的苦心，还在啰里八嗦地抱怨个不停，什么老师不关心学生啦，对学生不够好之类，说了一堆对老师大不敬的话；但谁曾想到，秉性正直、教养良好的黄老师竟然没再发一言，只是默默地听我发泄完，就默默地站起来结束了这次谈话，让我俩回宿舍了。第二天，年级确实开了期中总结会，我们仨也确实躲在了宿舍没参加。但据参会的同学告知：会上作总结发言的级组长黄秀群老师并没有提及我们这件事，以后遇上赵吉美老师，他也没提这件事，表面上这件事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其实从现在来看，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有家小在广州城里的老师们要比我们学生忍受更多的困苦，承受更大的压力，他们已经尽力了。就说赵老师，那么大年纪了，还要和学生们一起干农活，挽起裤腿锄草施肥，（想到这里，不由心疼赵老师好一会），对于像我这样。久不久犯个错、闹点动静，不晓事理的学生，从不责难（赵老师对捣蛋的学生也很严厉的），该给我担任班集体的某些工作照样担任，该让我入团继续入团。真是够可以的了。我们当学生的应该对老师更多的体谅和理解，可年少气盛的我那时候哪懂得这些啊。在这里，也向黄秀群老师和赵老师深深地道个歉和深深地感恩他们。当然如果在正常状况下，班主任都应受过教育心理学的训练，对学生多加关心和帮助，会化解很多矛盾，提升教育质量。
话归正题，以为事情已经风轻云淡、完全过去了，怎知，过了两个月，分校生活结束，回到总校准备毕业时，位于越秀山脚应元路总校，负责青少年工作的团委书记莫小宁老师给我老爸打了个电话，约他来学校谈谈我的这件事。一脸懵圈的老爸下班回家便询问我是怎么的一回事？我原原本本跟父亲叙述了一番，父亲什么也没问，只是慈爱地瞧了瞧我，轻轻点了点头说：“好，我去和她谈谈。”……经历了好些年监禁和外放的老爸性情大变，文革前，尤其是我刚上小学时，对我严厉的很，当时他工作忙，又是干刑侦的活，神经总是紧绷的，下班见到我总是板着脸，搞不好还会厉声喝斥我，甚至让我挨板子……几年后的他，现在却对我一脸慈爱，说话也常是和颜悦色，亲切诚恳。对我说的话也全单照收。幸亏我是个不喜撒谎的人，给他说的也全是实情。但有时也禁不住心底会想：“老爸，您这么信任我，万一我骗了您咋办？幸亏咱还是个老实人”。话分两头，团委书记约谈这件事可大可小，当时我还是在入团考察期，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明白，在校入团可是件大事，只有上进的学生才有机会，如果在半年考察期里被撸掉，写入档案，不仅会影响毕业分配，甚至会影响一生……老爸应约去了学校，我在家有点忐忑，不过那时候还年轻，还不是太清楚此事如果处理不妥的严重性。更多的是怕万一被撸掉了，面子挂不住……终于见到老爸回来了，父亲进家门后，没等我开口，手一挥：“没事了，莫老师说了：都是小孩子的事。”父亲说完，就忙别的事去了，事情可算是尘埃落定了。
对莫老师的感恩我一直藏在心底，直到前几年，我在偶然的场合得知吴小兵老师和莫老师相熟，便请吴老师帮忙邀约莫老师等老师同学一起聚会了一次，心里的这份不安和感激才算卸了些负重。
杂七杂八写了这些，不太符合着名学府正常岁月应有的荣耀光环，但我不能时空改变我所在的年代，不能替换去留在我脑海深刻印象的往事。所以我决定还是留下这些，有助于窥见二中教育最差年代一些真实面貌的文字，没有对比就没有珍惜。就像法国哲学家卢梭所写的《忏悔录》里所呈现真实的一面、甚至包括自我的丑行那样。也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明了：在幽暗的隧道里凿见到爝光的可贵，在浮繁的年代更应该惜取一些真实、若抑或失的文字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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