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澳大利亚学者、西郊利物浦大学（苏州校区）的David·S · G· Goodman ( 戴维。古德曼 ) 先生，1981年9月，他向世人提供了一份名曰：《鲁迅在悉尼：希望是不能说没有的》文章，意在希望读者们接受他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曾在离开福建省厦门大学到达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两校流动的间隙时间，曾到澳大利亚悉尼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访问并游览之说。
一石激起千层浪！实际上，古德曼之说，早在39年前便已在澳大利亚引过热议。不过从那个时候起，在鲁迅的祖国与故乡，此说长期以来，似被置之于事外。可是事过境未迁。当然，今日将此说，当作新闻，那谈不上；如果算作旧事吧，却又查无记录。那么怎么现在却轮到我的笔尖来它一个旧话重提呢？原来，这是事出有因的，2019年8月间，我忽然收到一位似曾相识但不具名的华人朋友给我发来一份英文资料，经翻译方知这是古德曼即始作俑者的大作。拜读之后，既惊叹又纳闷！想了又想、不妨弄它个水落石出，于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自认为惟此才能不负这位无名氏的期望啊！9月中旬，回国探亲，于是便把查证古德曼之说当作一个硬任务了。
澳大利亚举办“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
1981年，是鲁迅先生诞生100周年。是年，中国首都北京暨各省省会几乎同时召开了鲁迅讨论会；有的还配合举办了鲁迅文物展览，盛况空前。但是很少有关这方面的活动的澳大利亚，在有心人、鲁迅研究专家陈顺妍教授的催生下，是年9月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了与中国相应的本土化的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同时举办了鲁迅文物展览会。展出了鲁迅生平图片、鲁迅不同版本的作品和复制的鲁迅生前用品以及鲁迅形象的纪念邮票等百余件。
两会开幕前，会议组织者特制了有鲁迅形象的宣传海报，从而推出了鲁迅在澳大利亚的偶像影响。
两会开幕式，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校长德·旁讲话。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有关人员应邀莅会。澳大利亚报刊及时发布消息并进行了报导。应邀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鲁迅研究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60余人；会期两天；先后有9位代表作专题发言，情绪至为热烈！
悉尼大学的陈顺妍教授提供了《鲁迅：抗拒思想典范》佳作；她解释说此是“自己阅读鲁迅的心得”。古德曼先生，他推出的便是那篇有趣的《悉尼鲁迅：希望不能据说不存在》。除外有：悉尼大学杜博妮的《鲁迅周游世界：从北京、奥斯陆、悉尼到麻省剑桥》。新南韦尔斯大学教授寇志明（美国人）的《与鲁迅一起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等。
其它领域的一些学者，也向讨论会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它们是：刚从曼谷假定大学退休的史蒂芬。康伦的《20世纪70年代在悉尼读鲁迅：早已料到的回忆》。悉尼大学陶步斯的《作为变换身份认同的本土性：鲁迅早期作品中的绍兴》。西悉尼大学盖尔。琼斯的《鲁迅的四个梦》。澳洲国立大学潘维真的《缠着我的那个鲁迅》。昆士兰州昆士兰大学张钊贻的《我的鲁迅旅途》。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大学马兰安的《鲁迅：捉鬼的艺术》。莫纳什大学黄乐嫣的《从鲁迅学到的二、三事》。南澳州阿德雷得大学布莱恩·卡斯特罗的《理性人日记：一份超自然的记录》。还有来自邻国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王一燕的《鲁迅与中国艺术实践：概念转变与政治目的》。麦夸里大学钱彦的《鲁迅有的性的翻译》。还有来自中国的学者：中国复旦大学郜元宝提供的《暂别鲁迅》。吴中杰提供的《回到真实的鲁迅》。上海国际商业经济大学欧阳昱翻译的《鲁迅的四篇散文诗》等。除外，还有也是来自中国的诗人西贝的《鲁迅和他的妻子朱安》。画家沈嘉蔚的《鲁迅是我们之一》。王兰的《鲁迅对我的意义》。郭建的《鲁迅的照妖镜》等。后来这些文章均收入由陈顺妍教授主编出版的《鲁迅与澳洲》之中。
陈顺妍在序中说道：“从题目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专题研究、有历史回顾和人物回忆、也有‘创作’和翻译。”面对如此广泛而又有意义的文章， 陈主编慎重其事，特别提醒读者：“如果你想了解假如鲁迅来过澳洲、并作演讲、当时澳洲华人会是怎样的反应？你一定要读一读古德曼的故事。” 陈主编也不忘告知读者：“如果你想知道 ’ 狂人’ 处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会怎样，你一定要读一读卡斯特罗的日记，鲁迅对澳洲看来真是影响不小”。
陈主编还兴奋的宣示：“《鲁迅与澳洲》已由澳大利亚学术出版社在今年（按即1981年）出版。这是澳洲本土第一本有关鲁迅的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鲁迅研究在澳洲的一个总结；但我希望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们希望澳洲的鲁迅研究继续发展，而且还在推动澳洲的鲁迅研究，使之更上一层楼”。
古德曼的“鲁迅在悉尼”之说
戴维·古德曼笔下的鲁迅是怎样到过澳大利亚悉尼的呢？
因为来稿是从英文译成中文的，情节繁琐离奇，颇费揣摸；既有错误，也多赘语；因为是夹议夹叙，故须分析剖解。现在只好摒弃与主题无关的部分，择重引述一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人，鲁迅生活的一部分，是他1926年底对悉尼的短暂访问，在他试图在厦门定居的短暂而不幸的尝试之后。在1927年1月，移居广州之前，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一位学生的邀请，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他说，如果被邀请，休息一下会很好。”
“鲁迅是中国人已经够糟了，根据限制法案规定，联邦移民官员不愿放发签证。但是古德曼却告知读者：“鲁迅访问悉尼的证据最近才被发现，2015年6月，悉尼大学一位中国政治学教授在退休前清理了他的橱柜，令他完全吃惊的是，他看见了一个满是灰尘的绿色硬纸板档箱，里面装着便条，还有一份关于这次访问的报告，肯定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了。”古德曼说：“人们只能猜测，这个盒子一定是从那个受人尊敬的机构（澳大利亚第一个教授日语和汉语的学术实体）的前东方研究系里拿出来的，多年来，它找到了合适名字的老教师的方法”。
“鲁迅把教育部的一些琐碎挫折和厦门大学的一些琐碎挫折进行了交流，他很想听听澳大利亚人至少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传统的描述。它提供了一些解脱，从现在到现在，同时仍然处理更大的问题的双胞胎，需要找到一个。对鲁迅来说，海外华人小区应该是如此极端的二分法：同化，或是退回到一个狭隘的所谓传统世界，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当然，现代人的想法提供了更细微的回应。抓住机会，鲁迅对那里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决定接受悉尼几周的邀请，然后搬到广州担任新的职务。”
“正如刘伟元所说的，西德尼（按即指悉尼）的中国小区对这位作家有一些兴趣，他是着名的博览群书的和受人赞赏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日渐衰弱的年轻人中。鲁迅对Sydneys规模的缩小表示惊讶。对街上没有袋鼠表示惊讶。刘伟元解释说，袋鼠太害羞、太害怕，很容易在城里被发现，考拉也是。鲁迅问道：‘考拉的味道是什么样的？’这让他的前学生笑得说不出话来。”
“刘伟元向鲁迅保证，如果他准备说好话，甚至读一些他的作品，他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国共济会，一个主要的唐人街机构，以及郭敏堂（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分支机构，当然他们很想接待他。反过来，鲁迅向他的以前的学生保证，他确实想和悉尼人见面。”
刘伟元当时很感叹地说道：“中国社会，尤其是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时，他对Sydneys的发展也很感兴趣，他听说这座城市发展迅速，基础建设也在发展，尤其是在总工程师约翰。布拉德菲尔德的影响下。他听说有一座横跨海港的桥正在兴建，地下铁路系统正在开发中。嗯！是的。刘说，尽管伊丽莎白街下开通了一段地下铁路，但已被搁置，他主动提出带这位着名作家去那里的火车站，如果进行了这些特殊检查，注释不会记录下来。”刘伟元在陪同鲁迅参观悉尼的城市结束后，他说道：“当他们在城市里走动时，作为新来的游客，他们聊得很热烈”。
鲁迅“在中国共济会上会见中国小区领导人。就在鲁迅被介绍之前，他发现自己受到了攻击。一个小老头挥舞着棍子责骂他：’白话不是写它的平民主义、胡说八道！像你这样的人正在破坏我们中国的价值观’， 鲁迅正要回答，却发现自己在和稀薄的空气交谈”。“ 郭敏堂的支持者认为，中国的变革需求有积极的看法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不希望澳大利亚的变革，尤其是对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采取了强烈的防御态度一一 鲁迅很难理解这一概念。既使在他看来，这包括了澳大利亚的白人{至上}政策{有些矛盾}，对他来说，这群天生就是同化论者，”鲁迅认为“在中国，他们也希望被当地社会接受，有时甚至超出所有合理的期望，成为澳大利亚人。西德尼的中国人对鲁迅的提议或谈论不太了解，也不愿意参与。对鲁迅来说，他并没有那么沮丧，他向刘伟元解释说，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毕竟是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既使没有我，他们仍然是他们自己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缺乏在中国甚至在中国理解汉语的语境，这与那些在中国的中国人一样。但是，鲁迅向刘伟元保证，变化无处不在，这就是人们经常抗拒的原因之一。你读过我的故事，你知道我们必须保持乐观，积极面对各种困难，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中国。最终，情况会有所改善。当他告别时，他安慰了他的小朋友。”
古德曼承认他的比较完整的叙述是个“故事” ，他说道 : “巧合的是，这个故事是鲁迅和另一个学生 (1967年) 的第一次相遇，后者后来成为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退休了” 。古德曼希望世人信服，因此作最后的呼吁：“希望不能说是存在的，也不能说是不存在的。它就像横穿地球的道路，因为事实上，地球有道路可以开始，但当许多人通过一条路时，一条路是疯狂的” 。云云。
我的中国查证之旅及其理性回报
我回国后，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是，占有数据，到图书馆、档案馆，同时求助网络；包括函请鲁迅研究专家。我读了《鲁迅全集》中的《鲁迅书信集》、《两地书》等。曹聚仁着《鲁迅年谱》。鲁迅研究群体编着的《鲁迅大辞典》。以及鲁迅《厦门与世界》、《鲁迅与中外文化》、《鲁迅在厦门》、《鲁迅在广东》、《郁达夫书信集》、《郁达夫日记集》。《周作人回想录》。以及张杰编着《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影印件 ）。孔海珠着《痛别鲁迅》。姜异新《一代文宗 刹那锦云 一一 也是鲁迅 也是胡适》。陶方宣着《鲁迅与胡适》。张奥列：《澳华名士风采》等作品；还细读了“中国作家网” ，收益良多。
二是，深入福建和浙江及广东、江苏四省的名人故居和专题博物馆去淘金，因为博物馆是收藏记忆、收集历史的殿堂。故我认真地观看了厦门大学主办的“鲁迅在厦门” 专题展览，遗憾的是，未找到可支撑古德曼之说的资源。旋去了漳州市 “林语堂名人博物馆” ，意在寻找鲁迅因林语堂之邀去厦门大学的情节，可惜颗粒无收。再去了绍兴，细读了绍兴博物馆主办的 “鲁迅的生平” 专题展览。再去宁波博物馆查找有关鲁迅的活动事迹，又是抱憾而归。最后飞往广东深圳，希望在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从馆藏特种藏书中 “淘金”， 结果是，从鲁迅着作中获得了理性的回报。
笔者认为解决古德曼之说的钥匙，是首看当事人一一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其次，要弄清楚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去广州中山大学的关键时间，即1927年1月15日——1月18日四天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第三，不妨听听中外鲁迅研究学者们的见解。
现在先看看当事主角一一鲁迅先生在着作中是怎么说的？
鲁迅是应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国学院秘书林语堂之盛邀来厦门大学的。但因对该校的一切均不满意，无可奈何地苦熬了四个多月，便要辞职去女友许广平所在之广东省广州市居住，同时应邀去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1月2日，鲁迅在厦门大学致在广州的女友许广平的信中，说道：“至迟于十四、五以前离开厦门，但其时恐怕已有转学的学生同走了，须为之交涉安顿。想来二十日以前，总可以到广州了。” 同月5日，鲁迅再致函许广平：“学生至少有二十个也要走，此信以后，我在厦门大约不再发信了”。
1月10日，鲁迅在厦门大学致韦素园的信中，说道：“这里的风潮似乎要扩大。我大约于十四、五才能走，因为一时没有船”。
1月12日，鲁迅在厦门大学致翟永坤的信中说道：“此地很无聊，肚子不饿而头痛，我本想在此关门读书一两年，现知道已属空想。适逢中山大学邀我去，我就要去了，大约十五日启行”。
在那旧中国经济凋零、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上天无飞机、地无太多火车、乘船几是唯一价廉又方便的交通工具；那怕是乘上抢夺了我国内河航运权的外国轮船，对于贫穷的鲁迅先生来说，也是别无选择中的最好选择了。
2017年1月15日，鲁迅终于“脱离苦海”搭乘从上海开出途经厦门的英国太古公司的“唐餐楼”号轮船（胜于官舱，价25元左右）于18日抵达目的地广州市。
1月26日，鲁迅从中山大学致函韦素园，写道：“我十八日到校了，现即住在校内。距开学尚有一个月，所以没有职务上的事。但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这样下去，还是不行，须另设法，避免才好”。
1月29日，鲁迅在中山大学致函挚友许寿裳，写道：“十九日信已到。现校中只缺豫科教授，望兄不弃，束装即来。信到后，乞即示行期。来信仍寄校中”。
2月21日，即鲁迅到广州后的一个月加三天，他对李霁野写信，告诉他：“我现在真太忙了，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有几天到香港讲演了两天，弄得头昏”。等等。
我们从以上信件，即鲁迅的始于厦门、中经从厦门到广州途中、止于广州的行脚，理性告诉我们几个事实：1，鲁迅根本就没有要去澳大利亚的打算；2，鲁迅从厦门到广州费时仅四天，试问如此短暂的时间，怎么样也不能到达悉尼。3，如果真有受邀之事，一个没有护照的中国作家焉能入境，且不说在那个时代，一切中国入境者既便小孩都要有正侧面和手印的入境许可证哩。4，身在广州的女友即将成为爱妻的许广平，焉能不知此事？！
再从鲁迅同时代并有深交的曹聚仁、郁达夫、赵家璧等名人的着作来看。曹聚仁为鲁迅作过《年谱》，他写道：鲁迅“南下：1926年一一1927年。四十七岁。一月，从厦门前往广州，二月，在广州，任职国立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编者注：鲁迅到广州日期为本年一月十八日）。”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离开中山大学回到上海。此时，胡适恰巧也从欧美考察回归上海，经查胡适日记和有关资料，未找到有关鲁迅此事的记录。鲁迅喜欢的文友 一一 郁达夫得知鲁迅归来，他在5日的日记中写道；“六时余到四马骆路去赴约，席上遇见了鲁迅及景宋女士诸人，谈了半宵，总算还觉得快活。十月六日中午，请鲁迅等在六合居吃饭。12月底晚上，北新{书店}请客，和鲁迅等赌酒，喝下微醉回来，今晨 {按为2018年1月1日} 还觉得有点头痛。” 既是文朋又是酒友，鲁迅的所谓赴澳访问之事，未见成为他俩的话题。
作为《良友》出版公司的负责人，赵家璧在他的着作中，虽提及鲁迅在“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10月初，自广州来沪定居，住闸北景云里23号”，但未道及鲁迅曾有过一段神话般的悉尼之游的故事。云云。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当代鲁迅研究专家学者，他们是怎样有意或无心地来忽略这一故事的。当然谁是这一行列中鸣枪的第一位？事实凸显：这一位专家便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1981年9月，“澳大利亚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 的主持人陈顺妍女博士。她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华裔，虽在澳大利亚接受西方教育，但她热爱中华文化，是澳大利亚汉学界的佼佼者，尤其热衷于鲁迅研究、对鲁迅着作情有独钟，以致成为澳大利亚鲁迅研究的牵头人。“中国作家网”告知网友们，陈顺妍和1981年鲁迅讨论会的与会者古德曼是熟知的文友。她在读过古德曼的《鲁迅在悉尼》的大作后，却笑谈古德曼之说为创作的“故事”，实质上，从礼貌层面上未给予肯定。
我再举一个国内鲁迅研究专业人员姜异新的作品为实例。她是文学博士，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着有《一代文宗 刹那锦云一一也是鲁迅 也是胡适》等。我且选用她的大作，仅就鲁迅到广州这一时间段而言。她写道：“厦门：淡红色（1926.9一1927.1）一一广州：深红而索漠（1927.1一1927.9）”。她说：1927年1月 “告别只待了四个月的厦门，再次突出重围” ，而于“1927年1月，鲁迅应邀出任中山大学校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作者虽未明确标出鲁迅离厦门抵广州的日子，然而未提鲁迅在这两城间还有一段所谓鲁迅曾去过悉尼一事，如真有此事，她焉能置之不理？！
现在再举一位非鲁迅研究学者梁永在他的《咏苏斋书话》中的话。这位作家也如是说：“鲁迅先生自1927年1月18日，从厦门到广州，临时住在宾典旅馆住宿一晚，次日早晨，在许广平和孙伏园等人帮助下，搬进了中山大学的大钟楼。”这位作家也未提及鲁迅的这段子虚乌有的事，否则就应该对此“盛举”运用优美的笔调加以渲染才是。
最后，我想再眷顾一下《鲁迅大辞典》，这是一部经典。笔者所见有鲁迅在日本、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词条，却没有鲁迅在澳大利亚的词条，这使古德曼之说又找不到一个支撑之柱；我以为《鲁迅大辞典》，其权威性是勿庸置疑的。
最后的话
笔者看了古德曼的《鲁迅在悉尼》，我认定这是一个“创作”的“故事”，首先，那件被推上浮面的所谓故事的灵感物证一一 绿色封面记事簿，已从根本上落得个可不屑一顾的地步了。至于故事的内容，感到平淡无奇，如说它是件短篇小说，似乎太单薄了；如说是件微型小说，那似嫌有一点冗肿了。
最后，我坚定地认为：古德曼之说，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但不是可信的历史。然而故事已经出现了，我要说：这是我们亲爱的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国文豪鲁迅先生的仰慕和期盼的良苦用心的熠熠弘扬！我还要说：“朋友们！谢谢啦！谢谢啦！”
2020年6月6日于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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