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ASPI)都各自发现,数十家中国和国际公司——包括标志性的美国品牌如戴尔(Dell)、耐克(Nike)和亨氏(Heinz)——直接雇用了维吾尔人强制劳工、或从使用维吾尔人强制劳工的企业采购。由于强迫劳动在维吾尔人地区普遍存在,美国公司可能在供应链中非常广泛地面临这种暴行。
与此同时,来自维吾尔人地区对美国的出口持续增长,引发了人们对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的担忧。从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美国是维吾尔人地区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增幅超过250%,涉及服装、头发、金属和塑料等诸多行业。
包括耐克和可口可乐在内的几家美国大型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承诺通过进行第三方审计来根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这是令人鼓舞的努力。但单靠审计并不能找到供应链中滥用劳工的可靠和充分的信息。由于维吾尔人地区的高压政策环境,当局一直不让审计人员在没有不当干预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此外,接受审计人员询问的被拘禁者,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不能如实说明他们的工作条件。
一个例子是,耐克声称,审计证实了其在青岛的一家工厂2019年没有雇佣维吾尔人工人。然而,ASPI引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截至2019年底,仍有约800名维吾尔人在这家工厂工作,该厂每年为耐克生产700多万双鞋。
现有的措施可能不足以解决维吾尔人地区和来自维吾尔人地区的强迫劳动问题,但美国公司绝不能对此满不在乎。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奴役,如果是基于种族和宗教针对个体的广泛且系统性打击的一部分时,则是一种潜在的反人类罪行。中国的强迫劳动符合这种模式,那些有意或无意地帮助和怂恿了这些潜在犯罪行为的企业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就像“二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起诉的某些德国实业家一样。
与其说依赖传统的第三方审计,美国公司必须积极、独立地寻找供应链中强迫劳动的潜在迹象,包括:商品来源地缺乏透明度;厂址在新疆的供应商有高额收入,但只有很少的员工缴纳社保;使用“教育培训中心”或“法律教育中心”等拘禁营术语;有政府为“扶贫”和“对口项目”等提供的补贴;工人是通过政府招聘人员雇来的;以及可能表明强迫劳动的厂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