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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幸存者、必要行业工作者和专家。他们仍然在试图理解新冠病毒对身体和情感的影响。以下由各行各业的人为我们展示大流行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以及中国的复苏意味着什么。
在武汉举行的一个展览，纪念这座城市与新冠病毒的斗争。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年前，中国城市武汉因新冠病毒而封城——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严苛的一次封锁，一年后，我们向六个人询问了他们的经历，其中一些人在疫情暴发时曾经接受过我们的采访。
为了表述的清晰与简洁，访谈经过了编辑和缩减。
骑手
33岁的张赛是武汉的送餐骑手，是常常遭到忽视的低薪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尽管害怕感染，他们仍然在封城期间为城市运送食物和物资。
8月的一天，我们的经理提醒我们，无论情况有多大改善，骑手都必须戴口罩。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有了阴影，我一直都戴口罩。我可能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仍然在口袋里放着消毒洗手液，并经常使用的骑手。
我一直以为我不怕死。但是在疫情期间发现，我很怕死。我想念我的妻子，我五岁的双胞胎儿子，我父亲，非常想念他们。我想，如果我活下来，我会怎么做？
所以，当封城解除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我在家住了两个月。在过去，我会住两三天，也许一周，然后再赶回来。我赚不到很多钱，总想多赚点。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钱赚再多，又有什么用？
我从来没想过，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人学会了说谢谢。太震惊了。难道不是只有专家、学者和名人之类的人才能得到尊重吗？骑手怎么也能得到？这让我特别高兴。
现在，情况又变得和去年一样了。这就是人性。
科学家
KEITH BRADSHER/THE NEW YORK TIMES
病毒学家张永振在去年1月11日不顾中国政府的命令，发布了完整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后，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巨大压力。北京有关抗击病毒的官方叙事里他的名字被抹去，这与政府钦定的医生钟南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因指出许多专家已经发现的病毒可以人传人的结论而受到赞誉。
当时，关于病毒我有四个发现。第一，它就像SARS。第二，它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最重要的是，病毒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我还认为它比流感病毒有更强的传染力。即使在那会儿，我就认为它肯定会人传人。
如果更多的专家从一开始就同意我的观点，那么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钟南山来说了。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需要培养一群批评家——领域里的真正科学家。中国真的需要。钟南山年龄大了。谁会是下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来说出真相。
从那时起，我在工作和项目的研究经费上就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不后悔做的任何事。我相信我自己。我有这么多经验，多年来我的团队取得了许多发现，因此我们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
我希望你能提一下这件事。我妻子于2019年10月13日去世。我们在1989年结婚，在一起生活了30年。如果说我对社会有什么贡献的话，那是因为妻子的支持。
撤离者
34岁的布莱尔·宗(Blair Zong)是从武汉撤离的数百名美国人之一，她于2月发表了照片日记，记录了她在加州军事基地的隔离情况。她目前生活在得州奥斯汀，从事活动策划和保姆工作。
武汉封城后，我紧张又焦虑。我听到有人死去的传言，事情真的很可怕。有人发给我一份报告，上面说美国正在撤侨，于是我给领事馆打了电话。我决定离开，跟妈妈及祖父母告了别。
隔离结束的那天，在圣迭戈机场，我身后排着一位女士，她不停地咳嗽。我记得当时在想，这可不妙，但是我也觉得病毒不可能在这里传播地如此严重。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但是从3月开始，这里的人开始抢购厕纸，我又感到了恐慌。中国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我在那里的朋友都开始嘲笑我说：“你现在后悔回去吗？”我在武汉的一个大学同学给我寄来了护目镜和口罩。
我变得更加镇定，对生活更加谨慎。我信命。我正在努力变得更加环保。
母亲
武汉全力抗击新冠肺炎之际，29岁的赵茜（音）为新生女儿的治疗费尽心思，她的女儿患有危及生命的心脏病。
当时医院不收任何病人，包括我们的女儿。我们非常努力，用尽各种资源和关系，拼命努力才救了女儿的命。所有医生都去了前线。
不过，总的来说，国家的政策还是挺好的。我还记得所有超市都关门的时候，还有志愿者帮我买吃的。不管有什么不好的传闻或者谣言，我觉得国家是非常强大的。武汉人现在很安全。这很让人放心。
中国人应该自豪。不管有多困难，就算别的国家控制不了疫情，只要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渡过难关。
咨询师
50岁的雷五明是武汉理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通过流行的通讯应用微信举办葬礼，给悲伤的家庭提供一种哀悼的方式。
那时候，我就像主持葬礼的牧师。我也是一个心理学家。我营造了一种氛围，让家人表达悲痛。一个是表达自己的悲痛，一个是珍惜回忆。
这拉近了家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回忆同样的事、同一个人，这能让他们更加亲密。他们抱团取暖。
这些家庭建一个聊天群，然后我加入进去。我先放一段葬礼音乐，然后做一段致辞。然后我点名，让他们一个个发言。他们可以发语音、打字，就算发表情包也可以。
这是一种社会支持，这样家人就会觉得，“我不孤单。我有家人和朋友支持我。”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报道属实，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死亡人数相当低。但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这么想。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完蛋了。
儿子
刘沛恩的父亲去年1月死于新冠病毒，之后，他发誓要向当局施压，让他们为最初隐瞒疫情承担责任。
回想去年上半年，我很愤怒。当地官员威胁我。我离开武汉，他们还是不依不饶。他们骚扰我的亲戚。他们想让人觉得我有精神病。
但是到了下半年，我也有了变化。我一心学佛。信仰能让你了解人生的道理。我明白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心里平静多了。我不再愤怒，不再怨恨。但痛苦还在，我经常哭。
我经常祈祷。我尽量给寺庙和其他慈善机构捐钱，帮助武汉周围的穷人和老人。我用父亲的名字捐了10万多块钱（约合1.5万美元），帮他做功德。
我以前赚大钱的梦想都已经没有了。因为钱到底有什么用？钱买不回人命。
我以前觉得我能告政府，后来才知道我太无知了。不会有结果的。退一步说，众生都是有罪的，都会有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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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align: left”>现在我只关心身边的人，只想做我自己。我打算带我妈去三亚过春节。去年我爸感染之前，我们本来就打算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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