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一觉醒来，我面对的是一个被颠覆的世界：网络和通讯都被切断，恐慌四处蔓延。人们对几十年前政变的记忆和与世隔绝的恐惧感再次浮现。
在缅甸仰光，一名士兵在一座印度教寺庙外站岗。 Aung Kyaw Htet/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缅甸仰光——周一早上6点，我的手机无情地响起来。我没理会第一个电话，以为是台湾朋友忘记了时差。我挣扎着想接着睡，然后看到母亲的名字在屏幕上闪过。母亲住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勒，离仰光大约400英里，她从来不会一大清早打电话。
几个小时后，缅甸最近选举产生的议会预计将召开第一次会议。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超过80%的选票，即将开始其政府的第二个任期。敏昂莱(Min Aung Hlaing)大将领导的军方一直在质疑选举的有效性。整个周末，我和亲朋的大部分对话都是讨论政变的可能性。
看到母亲打来电话，我知道，政变发生了。
“去你阿姨家吧，”妈妈对我说。和家人聚在一起，不要相信别人。我的祖父母来自弱势的少数民族，在1962年的政变中，他们躲进不同家庭成员家中。在那场事变中，奈温(Ne Win)将军领导的军队取代了总理吴努(U Nu)的文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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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在学生领导的反独裁起义中，面对总统盛伦(Sein Lwin)的镇压，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时而走上街头游行，时而钻进下水道躲避枪击。那次残酷镇压之后，昂山素季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尽管赢得了1990年的选举，昂山素季和其他全国民主联盟的高级官员仍被软禁，军方在政变后重新塑造了自己持续统治国家的角色。接下来的20年里都没有举行选举。
和妈妈通话后，我感到麻木，但慢慢地恢复了镇静。我试着给阿姨打电话，但是打不通。我吓坏了。当局封锁了手机和互联网，但并不彻底。
最终，我意识到宽带网络还能用，我开始给记者和活动人士朋友们发信息。他们把他们知道的都告诉了我。军方逮捕了昂山素季以及全国民主联盟的其他领导人。我们分享信息，对比各种谣言，并且互相安慰。
我担心政府可能会在切断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之后断电或断水。我把水灌进公寓的水箱，给能找到的所有电子设备和充电宝充上电。早上7点左右，我走出位于唐人街区的公寓，这里距离市政厅大约20分钟。我想和人们交谈。从我的阳台望去，街道上似乎空荡荡的，但我还没看到任何士兵。我给猫留了食物就出去了。
我走到附近一个生鲜市场，经过茶馆，这里是传统的社交网络，可以听到附近的新闻，听到这个国家的喧嚣。我走过一座古老的华人寺庙、几家金店，以及2010年半民主过渡开始后出现的银行和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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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显得正常无比。僧尼们穿着一致的僧袍，排着整齐的队伍，收取晨间的布施。市政官员向小贩收取贿赂。人们购买菊花和茉莉花供奉神龛。
我开始拍照。相机带来了一种紧张的情绪。有些人把身子歪到一边。也有人用手捂住脸。我注意到，最近挂在许多阳台、店面和汽车保险杠上的全国民主联盟旗子——鲜红的旗帜上，金色孔雀奔向一颗星星——不见了。我看到一个小贩一丝不苟地从槟榔车上刮下全国民主联盟贴纸。
新冠疫情期间，一个家庭只允许一名成员来生鲜市场购物。那天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限制；全家人都来到市场购物。一个卖芋头和红薯的女人对一名店主说：“我告诉过你。我们知道他们怎么回事。”
经过我家街角的茶馆时，我看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就算有疫情，他也总要来茶馆坐坐，他告诉身边的同伴，“没办法。我们也无能为力。”
一个小时后我回到家时，街上仍然很安静。人们认识到了政变的现实，恐慌似乎开始蔓延。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外排起长队。人们开始涌向金店，把货币兑换成黄金。对早期政变的记忆——军队废除货币，实行长期镇压——开始指引人们的行为。
人们开始购买大米。只要有足够的大米，就可以熬过宵禁，熬过长期镇压。我家那条街上，三轮车夫运送着100磅一袋的大米。当时我手头的大米还不到1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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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上午10点。我锁好公寓，去了街角的阿姨家。上午的狂乱已被压抑的情绪取代。外面还有小贩，但是银行和其他商店都关门了。我到了阿姨家，发现大门口堆着四袋100磅的大米。
片刻之后，我们听到街上传来的音乐和吟唱。挂着缅甸国旗的卡车队伍驶过街道，车上载着身穿迷彩服、手持传统宝剑的年轻男人。他们高呼口号，支持军方和现在的最高权威、武装部队指挥官敏昂莱将军。
人们在阳台上静静观看，并且拍照留念。卡车在满载佛教僧侣的汽车陪同下开往仰光市政厅，参加支持政变的集会。阿姨经历了1988年的镇压和1990年的政变，她开起了玩笑。“现在我们是朝鲜了，”她咯咯笑着说。“和以前一样。太有意思了。”
我们在中午左右吃了午饭。有些人的手机服务已经恢复了。Facebook上经过验证的全国民主联盟官方主页开始发送信息，要人们抗议，尽管主页管理员已经被捕。听着家人的谈话，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过去与世隔绝的缅甸，那时出国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昂贵且非法。
“1990年发生过一次政变，现在又发生了一次，”姨夫说，60多岁的他又经历了第三次政变。“我们已经自由了10年，”他还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到那样的生活。”
我们坐在一起，谈论缅甸注定会失去什么。我们正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启动铁路项目，更新老化的仰光至曼德勒线路。我们担心经济制裁会恢复。我们谈到我们对欧盟的服装出口。我们想知道，政变是否会影响新冠疫苗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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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在各种焦虑的谈话中过去了。我们终于不安地入睡。第二天，军方的支持者在人民公园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地点就在缅甸最神圣的地点之一、标志性的仰光大金塔之下。学生、医务工作者和律师开始在网上组织抵抗运动。
我们受到了精神创伤，疲惫不堪，但到了周二晚上8点宵禁开始生效的时候，邻居们聚集在阳台上，开始敲打锅碗瓢盆，宣布我们不会不战而降。
Aye Min Thant是一名来自缅甸仰光的记者。她所在的路透社团队获得了2019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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