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郭文贵、特朗普和对事实的战争 – 澳洲唐人街

去年12月1日上午，我正在家里给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学生们上课，讨论中国政府如何跨越国界打压对它不利的人。突然，门口出现了十几个戴着口罩的人，举着标语，上面写着“间谍滕彪”、“制造病毒”等等。家人吓坏了，我的课被打断了。这个离普林斯顿大学不远的宁静小区，可能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戏剧化场面，邻居们可能不知道前因后果，但我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住在温哥华的中国异议人士黄河边，被类似的一伙人包围骚扰持续了75天，他的朋友、人权活动家黄宁宇被打伤，一颗牙被打掉，右眼底骨折。这种抗议还发生在得克萨斯、洛杉矶、纽约、夏威夷、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德国。

抗议者和被抗议者都来自中国。被抗议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逃往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的反对者。从2020年9月下旬开始，郭文贵号召他的铁杆支持者前往反对者的住处进行抗议，他称之为“全球灭贼行动”。他多次点出二十多个攻击目标的名字，说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必须停止攻击郭文贵和他所发起的所谓”爆料革命”和”新中国联邦”，删除文章、关掉推特。其中17人已经或正在遭受骚扰，包括两位媒体人，一位牧师兼人权活动家，以及两名自称的郭文贵金融诈骗案受害者。

在美国逃亡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以针对高层的爆炸性指控赢得一大批追随者。 Brendan McDermid/Reuters

我家外面的抗议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抗议者少则十五人，多则近三十人。根据我请的私人侦探的报告，他们每天早晨在市政府停车场集合，小头目分发标语旗帜，在上午10点半到达我家，下午4点半离开时还进行祷告。他们全程对我的房子录像，并在郭文贵的GTV上现场直播。除了齐声高喊“滕彪是间谍、不得好死”，对我和家人进行侮辱谩骂之外，他们还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郭文贵、为什么质疑声称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的闫丽梦，对邻居恶语相向。

他们甚至在我的车道上堆起高高的雪人，上面写着“乱伦彪、中国特务”。那是郭文贵给起的侮辱性绰号。

一名佩戴口罩的抗议者手上的标语写着，“假民运假反共真特务”。 By He Yang

这些人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里：他们似乎相信共产党几个月就要倒台，相信郭文贵是那个推翻共产党的英雄，我和所有反对郭文贵的人都是特务。他们许多人也相信关于大选舞弊的谣言，相信“匿名者Q”组织(QAnon)上那些离奇的阴谋论，相信特朗普是美国的拯救者。就像1月6日参加狂野集会的那些人一样，郭的粉丝也组队参加了那次集会，而且在当天宵禁之后还试图走向国会。说中文的特朗普支持者大部分竟认为，闯入国会的那些人是在扞卫美国民主而不是颠覆美国民主。

郭文贵与其支持者对中国异议人士的骚扰，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信息影响观念，观念引导行动，每时每刻数以千万计的假消息，都在催生1月6日那样的极大威胁美国民主的恐怖行动。这些信息已经在无数人脑海里形成了“另类事实”，也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拜登在胜选演讲中说，“现在是美国疗伤的时候了。” 美国正在经历种种伤痛——病毒、种族裂痕、失业、被威胁的民主，但是“真相”受到的破坏，恐怕是最难愈合的伤口。

针对我的网上和线下的霸凌，从2017年就开始了。通过网络开启了所谓“爆料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保命、保财、报仇” 。在他的粉丝看来，他财力雄厚、掌握高层内幕、反抗最坚决，又有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和众多知名的中国异议人士背书。而我从一开始就批评他是个习惯性的撒谎者，说话极端、荒谬、又淫秽；我写了长文揭露郭文贵并分析郭粉现象，他怒不可遏，很快给我送来一纸诉状。

郭文贵从海量的支持者中发现了巨大的谋利机会。他先在2018年底发起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两个组织，找来班农任主席，吸收了好几百万美元捐款。之后他鼓捣出一个又一个新名堂：G媒体、GTV、G Dollar、G Club、G Fashion，后来又弄出喜马拉雅农场和“新中国联邦”，吸引投资。当GTV去年被FBI和美国证交会调查的消息披露时，郭称它已经集资了3亿多美元。

一位在我家门前抗议的老人借钱10万元投资给郭文贵的“项目”，他认为我这样的反郭者是阻碍他发财的罪魁祸首。郭文贵曾许诺，只要参加给他投资，参加反对共谍的抗议活动，他就“全力以赴支持”他们在美国办政治庇护。据我调研，这是大部分在我窗外站在寒风中的抗议者的另一个动力。

滕彪家外，一列手持标语的抗议者。 BY TENGBIAO

这件事引起了FBI的密切关注，我向他们提供了郭文贵策动一系列骚扰事件的资料，和可能的签证欺诈的线索。在当地警方12月底的报告中，来我家的抗议者当中有七个人的身份被查出，有六人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公益律师和当地的活动人士也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最近几周抗议者没来我家，据我了解，同一伙人转战纽约，对记者韦石一家进行同样的骚扰。

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谎言和阴谋论？事实真的能打败谎言吗？

2012年我写过论文，讨论互联网对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积极作用：互联网加大了审查的难度，促进了信息传播，加强了民间的动员能力，使“无组织的组织”成为可能。那时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今天的局面：众多追求民主的中国学者和活动家，在转发完“郭战神”耸人听闻的谣言之后，热情地传播关于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新冠病毒和选举舞弊的阴谋论。

麻省理工学院2018年的研究发现，在Twitter上，”假话比真话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更广”，真消息接触到1500人所需的时间，是假消息接触到1500人所需时间的6倍。互联网算法会根据用户的偏好推送信息和产品，人们也更愿意去阅读和自己既有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东西，从而强化了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作“茧”自缚，不再接受不同声音。

中文网络上，谎言、谣言、假消息甚嚣尘上，郭媒体、法轮功系列媒体、反共自媒体等不知疲倦地制造和传播阴谋论，控制的微信和媒体也加入假消息的大合唱。有一点不同：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制和信息审查，是谣言的温床。有些“谣言”，其实是被压制的真相，人们戏称为“遥遥领先的预言”。在事实与谎言的战争中，专制政府掌握绝对实力：从媒体、科学界，到法庭和监狱。中国政府把真相认定为谣言的时候，民间则把“谣言”当真相。这自然是控制信息和压制言论所导致的社会心理。极为吊诡的是，很多中国人照搬这套认知模式来看待美国政治，把新闻自由体制下的独立媒体视为假消息，却把小报的阴谋论当做真相。

《时报》YouTube视频“挖掘叙事的背后”截图。

似乎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另类事实”的平行世界里。更严重的是，在“后真相时代”，人们越来越不在乎真假了。权力就是真理。战争的双方不再是事实和谎言，而是真相A和真相非A的罗生门，决定胜负的标准似乎也消失了。拿出多少数据、事实核查、法庭判决，也无法说服那些深信选举舞弊的人。

因此，我拿出主流媒体和人权组织对我被关押和受酷刑的报道、在美国国会多次听证的发言，也无法说服那些相信我是特务的人，他们拿出郭媒体的造谣文章来反驳。他们不在乎事实。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说：“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人民，不是深信不疑的纳粹或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些认为事实和虚构、真与假的区别不存在的人。” 这是对我们民主根基的威胁。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在《论暴政》(On Tyranny)一书提出了抵抗暴政的二十个教训，其中一条是：“相信有真相 ”。如果一个社会连共同的“事实”基础都不存在，那么民主对话也就无从谈起。

我的不少朋友，把“反共”当做唯一理想。在他们的敌我二分法里，挺川、挺郭就是反共，反川、反郭就是拥共。已经信用尽失，无论说什么大家都不信。所以当骗子和野心家利用“反共”口号图谋不轨的时候，可以轻易地俘获人心。很多痛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中国反对派，先在郭文贵身上、后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希望，中国成语“病急乱投医”、“饮鸩止渴”说的就是这种状态。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名言“生活在真实之中”，曾极大地鼓舞了我和众多的中国异议人士，成为我们反抗专制的动力。在今天的美国，在后真相时代的网络世界，这句话呈现出更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