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的好朋友陈拙告诉我一个意外的事实：
有这样一种罕见病，只有女性会得。患病的女孩们每天都要在胸腔里插导管，以排出胸腔里不断流出的积液。她们走两步路就要大喘气，由于身体缺氧，每天都过得生不如死。直到现在，依旧没有最佳的治疗方案能拯救她们。
她们原本各自美丽的人生，都因为得了这种罕见的绝症戛然而止。然而，连说话都困难的她们，却梦想着在生命结束前，办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会。我在线上看了这场音乐会，每一句被她们用尽力气唱出的歌词，似乎都在说自己有多热爱这个世界。而比音乐会更震撼的，是她们对命运发起的反击。
大家好，我是陈拙。前段时间，我预告了一场音乐会。演唱者得了一种呼吸困难的罕见病，这种病只有女性会得。这个病叫淋巴管肌瘤病，英文简称LAM，谐音是蓝梅。
得了LAM的人，肺里有很多囊泡，就好像有人往肺里面吹了许多肥皂泡一样。协和医院的林大鼻医生是最了解她们的人之一，最早和我介绍这群病人的时候，林大鼻叫她们“蓝梅姐妹”。LAM在中国确诊的首例是1981年，第二例要一直等到2003年，才由协和医院的徐凯峰医生确诊。
间隔这么久的原因不是没有病人，而是这病太罕见，一般的医生都不会去费力不讨好地研究。但徐凯峰成立了LAM研究中心。几年之后，协和医院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确诊蓝梅姐妹最多的医院。在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案时，徐凯峰医生除了尝试药物治疗，也推荐病友们特殊的康复方案。
2017年，徐凯峰为蓝梅姐妹组织了一个瑜伽训练班。医生林大鼻参与其中，认识了许多蓝梅姐妹。这一天，林大鼻听到一个消息：这群因为罕见肺病而最不擅长呼吸的女孩，决定2021年举办一场合唱音乐会。如果这样的愿望也能实现，就太不可思议了。林大鼻这次除了用文字，还用视频和照片记录了这群姐妹的故事。
她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唱了。电视那头是周杰伦，唱着《千里之外》，她轻声跟着合。唱好一首歌，就不能像说话那样。说话时吸气浅，多用嗓子，因此声音尖而散；而唱歌时呼吸扩大，要吸气到腹部，嗓子只作为气息的通道，所以需要更大的肺部活动。这对周杰伦来说很简单，她却又太难。
她叫王晓莉，留下的日记里写着，十二月，她的肺突然破了。她身体虚弱，原本住在酒店，又第三次被送往医院。然而医生没有办法治好她，她的肺已经千疮百孔，每次张大嘴喘气，她的胸部快速起伏，但只有微薄的氧气能吸进身体。
出院之后，各种毛病不约而同向她扑来，头晕脑胀、手脚颤抖、恶心呕吐、鼻子干痛，每天很多时间她只能无力地趴在床上，被病症折磨得快垮了。直到星期六，她用了一款新的气管扩张剂，呼吸道好像被打开，“气管扩成饼”，症状缓解了不少。
这晚她看到电视正在放周杰伦的演唱会，一时高兴跟着轻唱，到后来忍不住高唱出来。晓莉从小就喜欢唱歌，是大学的校园十大歌手，甚至第一次住院还在病房里唱。但身体恶化的速度太快，肺部总是出现不明原因的不适。自此之后，她呼吸都成了困难，更别说唱歌，往往第一句刚唱出来，就要喘半天，并且一到高音就失声。
在这个美丽的夜晚，她终于能短暂地歌唱。她开始梦想有一天会走上舞台，让更多人听见她的声音。妈妈夸她，“你真厉害，还能唱高音，快成神仙了。”她笑着说，“妈，你更厉害，你生了个神仙啊！”日记里写道：我马上叫老公来听我唱歌，一遍遍唱着，我好高兴。周杰伦也在电视那头唱着，唱出她的心声，唱出她的将来——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拆多年后，身为蓝梅姐妹，晓莉没能等到蓝梅乐团成立的那天就去世了。
蓝梅姐妹，是晓莉的另一个名字。她和一群女孩们患上以肺部病变为主的低度恶性肿瘤，淋巴管肌瘤病，英文简称LAM，谐音像蓝梅。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病，几乎只发生于女性，以育龄期女性为主，发病率在四十万分之一。
患上这种病的人，目前很难治疗，最后走向严重的呼吸衰竭。由于病变，蓝梅姐妹的胸腔里，都藏着一个全是弥漫性气泡的肺。这些气泡一个挨着一个，大的像鸡蛋，小的像米粒，久而久之造成肺的弹性下降。而唱歌比平时更需要肺部运动，可能会让肺部承受更多压力。可是就在晓莉走后的第6年，其他蓝梅女孩们聚在了一起。她们互相约定，要于2021年2月28日国际罕见病日，在线上发布一场蓝梅音乐会。
—01.—
2020年10月，距离蓝梅演唱会开始，还剩四个多月。隆琳是四川人，1982年生，身材不高，眼睛很大，多年来一直留娃娃头的发型，戴红色镜框的眼镜。让蓝梅姐妹一起唱歌是她的心愿。但心愿是一回事，实现心愿又是另一回事。当她头脑冷静下来真的要向前推动这个计划时，才发现太难了。
首先最大问题是，还能找到唱歌的蓝梅姐妹吗？很多蓝梅姐妹的肺已经严重损坏，每天要吸氧几个小时维持生命，可是她们偏偏要面对的难度最高的一种合唱形式——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又叫纯人声演唱，无乐器伴奏，每个人只能唱一个声部，个人声乐要求高，团队配合也严苛。但隆琳认为，阿卡贝拉对气息训练有特殊要求，长期练习可以缓解蓝梅姐妹的呼吸困难，因此她在2017年组建了蓝梅阿卡贝拉人声乐团。
最早的设想中，蓝梅姐妹占乐团成员至少要一半比例，剩下一半是志愿者。但乐团成立后因为各种情况，一些蓝梅姐妹练习了几节课又离开，一半比例越来越难实现。更别提现在突然要开音乐会，人肯定要更少得多。这也是蓝梅乐团注定要面对的困难， “蓝梅姐妹就是罕见的人群，在正常人里也没有几个蓝梅姐妹，这个乐团就是反应了这种现实。”
所以，当隆琳想要开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乐团里的蓝梅姐妹只剩三人。而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大家已经大半年没有一起排练过曲目。离2月28日只有四个多月时间，看似时间长，但真正一起排练只有周末。如果算上提前录制，时间就更短了。满打满算，蓝梅女孩们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要排练大约十首歌。要知道乐团的首演用了三个月排练，只唱了一首歌。
那是2017年9月10日，北京石景山一家酒店举办LAM国际研讨会时，当美国LAM首席医学专家发言后，十一个身穿黄色T恤、深色长裤的中国人鱼贯而入，走上主席台。他们站定好队形，用阿卡贝拉的形式合唱了一首英文歌《Wrecking Ball》。如今经过疫情，大家身体变差了，精神压力增大。好在大家都表态会全力以赴，加紧排练。
十月过了是十一月，十一月之后是十二月，意外还是出现了。年底的时候，一位蓝梅姐妹回了一趟老家，原本约定在演出前一周回京，但她身体却突然变差，先是重感冒，接着是肠胃炎。另一位姐妹也是，回了一趟老家，正好赶上国内第二波疫情开始，同样回不来了。2021年元旦过完，能保证出场音乐会的蓝梅姐妹只剩隆琳一个。其实她的身体也不太好，2019年她在协和医院检测肺功能，指标完全是个重症患者，肺几乎丧失了弹性，被无数弥漫性的肺大泡占据，没什么好的肺组织了。别的姐妹肺年龄是6、70岁，而她是113岁。如果再没有新成员加入，音乐会就会大打折扣。如果突发一次身体变故，这个计划甚至要彻底夭折。
—02.—
遇到困难的时候，隆琳总是会想起晓莉。
毕竟当年第一个对外发声的，是晓莉；最先将大家聚在一起的，是晓莉；临死前也要向其他女孩伸出援手的，还是晓莉。晓莉本有令人羡慕的人生。她1974年生在郑州，是家中受宠的独女。父亲在当地电视台工作，一个爱说笑的男人。母亲很温柔，是名护师，私下里总是亲切地喊她“乖乖”。
大学毕业她去荷兰留学，回国后进了深圳电视台，和同事关系处得很好。但自从2000年开始，晓莉的肺部出现不明原因的不适。起初是气胸，肺泡莫名其妙地破了，空气压迫肺叶萎缩，造成呼吸困难。没多久发展成乳糜胸，经过胸腔的淋巴管破了，液体外漏进胸膜腔，但还是不知道病因，广东、河南的医院都查不出来。
寄托最后一丝希望，她辗转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现在的呼吸科副主任徐凯峰回忆，2003年王晓莉因为胸腔积液，一进医院就住院了。他在三人间的病房见到她，后来成了她的主治医生，并为她确诊。
△ 徐凯峰和王晓莉
徐凯峰也只能给她做病理诊断，胸腔有积液就手术抽出积液，但无法治愈她，因为这个病根本无药可治。晓莉的身体越来越差，缺氧造成走路也成了困难。2006年她离开了深圳，回到郑州养病，家人已经动了给她肺移植的念头。
但也是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她结了婚。有个男人被她的坚强和乐观所感动，愿意照顾她。晓莉从此对自己的病情很乐观，她在日记中写道：至今我还保留着很多老公发给我的短信，其中一条说：宝宝，日子虽然平淡但我觉得很幸福，就让我们这样过一辈子好吗。
我真想对老公说，我会好的，我们一定相守到老。某种意义上，晓莉的乐观拯救了很多人，其中一个就是隆琳。2006年隆琳刚发病，连续经历了两次气胸，胸腔莫名其妙进了空气。手术完在ICU病房醒来时，她麻药劲还没过，却也知道不舒服，才察觉自己戴了呼吸机，是不熟悉呼吸的频率。
五天后她转到普通病房，但胸腔还插着引流管，白红色的乳糜液从身体里排出，流到地上一个塑料罐中。当知道自己得了LAM，她觉得天崩地裂，人生可能即将终结。幸好这时出现了晓莉。当时有个蓝梅国内病友QQ群，群里只有三位病友，人少得让人沮丧。但病友们很积极地沟通交流，相互鼓励，很温暖。
其中说话最频繁的那个，便是晓莉。蓝梅女孩们被确诊后，都想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那时网上的信息普遍是只能活三五年，女孩们看完以后，太难有勇气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但晓莉不一样，她保持着自己的乐观，还几乎每天用QQ和隆琳聊天，倾听刚患病的焦虑和不安，再给对方很多宽慰和鼓励。她和病友们的耐心和温暖，帮隆琳走出内心困境。后来她们都发现，网上的信息也并非都是真的，身患此病的女孩也没有那么少。
1981年《中国肿瘤》杂志发表了中国第一例LAM病例，此后几乎就没有了。当然不是没有人得病，只是因为罕见造成误诊太多。不过LAM是慢性病，病情因人而异，并非耸人听闻地只能活三五年，晓莉在QQ群劝慰隆琳时，已经是她患病的第六年。到2008年5月，群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已经有了三四十人。她们也是一样，进群第一句话往往都会问自己还能活多久。怎么更好的帮助这些女孩们，确实是个难题。
晓莉早先曾创办一个病友网站，一直没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后来和隆琳一拍即合，共同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服务这些病友。公益组织叫LAM公益（后改名蓝梅公益），隆琳在北京，方便组织外联事务，做了会长。如今晓莉已经不在了，不然这次228音乐会，热爱唱歌的她说不定也能助一臂之力。人数最不够的时候，隆琳思来想去，只能临时向班艳霞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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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梅姐妹们一般不喊班艳霞的大名，而是昵称她班班。班班是内蒙古人，身材瘦削，眼睛细长，大学毕业后定居天津，做护士。她喜欢唱歌，几年来用唱歌恢复了自己孱弱的肺部功能，是唯一可能来北京参加演出的人选。收到消息后，班班很痛快就答应了要去音乐会。
她患病后的人生，如果写成一本书，那这句话就是最好的注脚——想要从这种病症中夺回命运，就要反抗，就要去唱。班班2014年发病，她在赶公交的时候多跑了几步，这口气就一直没缓过来，憋着难受。旁人也看出她不对劲，呼吸时耸着肩，锁骨都窝进去了。
她照着化痰的中药方子喝下，结果呼吸困难也没化解，反而成了桶状胸，胸廓越来越大要爆炸一样，躺都躺不下来；气好像从耳朵里往外冒；再往后，心脏也不舒服了。她在天津转了几家医院都没法确诊，体重却一天掉一斤，从120斤变成100斤。最后有人给她指出方向，怀疑是LAM，可以去协和医院试试。
她的丈夫也是医生，借了一把轮椅，推着她到了北京，找到徐凯峰医生，一下就确诊了。回家吃下药后，她马上觉得呼吸顺畅，倒头大睡三天。但药物的疗效只够维持短暂的时刻，三天后她起来，走了两步还是感觉不行。此后一个多月，她不停咳嗽、排痰，身子越来越虚，生不如死。一直到2015年，她都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两条腿像有千斤重，根本迈不动。
在她住的小区门口有一条小河，她很多次想要跳下去。河上架着一座桥，桥的那头有一个公交站。从公交站到家里，常人只需要几分钟而已，她却要挪动半个小时。有时从家里挪出来，眼看公交就在眼前，她一直挥手，但司机不知情，看她慢悠悠地走来，关上门就离开了。
生活一切都像是慢动作，她无比沮丧，想要跳河一了百了。可每当这个念头起来，她马上又会想到父母、儿子、丈夫。她咬咬牙，不能放弃，要为他们活下来。但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因为活着要吃苦。很多病友吃不了苦，她们得知自己病了就自暴自弃，躺在床上玩手机消磨生命最后的时光。
这些苦，都是恶疾对她们求生欲发出的挑衅——别活了，不活就不受罪了。班班却偏要选择对抗。她抓住一切微弱的可能疗愈自己的机会。当她得知艾灸对身体有好处时，就用布把艾灸盒缝成衣服穿在身上，固定住要艾灸的穴位，每晚坐在厨房打开抽油烟机，给自己艾灸至少一个小时。
一位四川的蓝梅姐妹告诉她，资阳市的乡下有一个老中医医术高超，治疗LAM也有秘方。班班收到消息，很快就出发了，她从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西南的阴冷让她终身难忘。当天晚上她住的房间连窗户都没有，冻了一夜。但她还是觉得很值，吃完药，肺部和背部在往外冒气，一呼一吸时气息舒坦了许多。她越来越有勇气，甚至不仅打算活下去，还准备夺回患病前才有的权利——唱歌。班班开始唱歌是在2016年3月。
她总去的一家教会里，有个大姐劝她来唱诗班练习，说自己有哮喘的儿子练习后身体好了不少。班班最初还有些自卑，不敢在人前表现，很久过后才敢试一试。三四十人组成的唱诗班站在教堂大厅，大多数成员都比她年轻。班班需要先学习发声练习，熟悉唱歌的发声部位。但唱歌靠的不仅是舌头和嗓子，反而很讲究的呼吸的力度，也需要更多的去活动肺部。发声练习从打嘟和哼鸣练习开始，光是长长的气息运动就难倒了班班。
正常人的肺像胸腔里的气球，呼吸时能收缩，但她的肺就像失去弹性的布袋，张起来收不回去，收下去又胀不起来。别人一个音可以不停变化，她却总是中断成好几次。两小时练完后，她喘不上气的现象加剧，回家要吸氧五六个小时缓解。这个过程相当难受，结果她坚持了下来，发现吸氧的时间在一点点降低，终于有一天不再需要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痊愈。她后来说，这个过程就像是在给肺做按摩，令原本纤维化的肺慢慢恢复弹性。平时只要不剧烈运动，她又和正常人一样了。身体恢复的同时，班班的自信也在恢复，唱诗班考核时，她是成绩最好的一位。她愿意参加228蓝梅音乐会，其实是愿意让人听她唱歌——她吃了几年苦，和恶疾抗争，用命抢回来的歌声。但唱诗班合唱和阿卡贝拉还是不一样，后者的难度更大。留给班班的时间有限，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她熟悉唱法之后，真正排练可能只有几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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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协和医院呼吸科的医生，我也是在2021年之后，才得知隆琳要办蓝梅音乐会。新冠疫情让蓝梅姐妹在过去的一年更加困难，口罩让她们的呼吸更加不畅，因此出门成了限制。医院尤其是呼吸科成了潜在的危险地区，对蓝梅姐妹就医也造成不小影响。对我个人而言，疫情也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去年二月，我来到武汉支援，在最前线迎战了新冠。回到北京我才想起，很久没有见到蓝梅姐妹的线下活动了。
有一年为了研究LAM患者的康复，我们医院组织了13位患者，用瑜伽的方式对她们进行康复治疗。那个项目得到了很多人的爱心帮助，练习瑜伽的场地在西单附近一条胡同里，由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免费提供，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阳光把木质地板照得发亮。第一节课，瑜伽老师让大家“听从身体的声音”，跟随音乐伸胳膊、展腿、扭身子。
这对她们而言强度不小，疼痛、体力跟不上、呼吸急促总是在发生。但所有人都坚持下来了。她们每周训练两个小时，我作为项目参与者，经常和她们见面。半年后项目结束，不少人都说，自己身体变好了，“从爬三楼到轻松地爬五楼居然不再上气不接下气。”我在学医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研究罕见病。十年前我进入协和医院呼吸科时，徐凯峰是我们科室的副主任。
我曾经悄悄问过他的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研究罕见病？那个女生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报的其他导师，没考上，调剂过来的。”但当他提出，希望我加入他的团队研究罕见病时，我几乎没多想就同意了。徐老师是江苏人，长相斯斯文文，身材不高，面相清瘦。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绅士，待人诚恳有礼。
而在工作上，他热情、好奇、天真，经常出完一天的门诊，还能精神奕奕地再跟我们讨论科研课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个好有趣啊，我们来研究一下吧。”正是这样一个人，从2002年确诊王晓莉开始，几乎成了中国LAM患者里最信赖的医生。
徐老师总说，有志于跟我们一起钻研罕见病的医生，是需要一点情怀的。每年业界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常见病、热门病的分会场异常火爆，每次都要提早去占位置，去晚了只能站在后面，或者干脆坐在过道的地上听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罕见病分会场，感兴趣的医生非常少。有一年，老师正在讲台上呼吁大家关注罕见病，台下要不是有我、还有几个学生撑场子，主席台上的专家都快比听众多了。
因为缺乏经费赞助，全国搞罕见病的专家同行们，经常趁着开其他大会的时候，晚上租一个小的会议室相聚讨论一下，这样能把差旅和住宿费节省下来。我的老公曾不解地问过我，读了两个博士学位，研究点什么不行，为什么非要苦哈哈地去搞罕见病？我本想说点豪言壮语，又觉得有点假，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
我几次想探究徐老师的心路历程，听到的也是很朴素的话语，“就是觉得病人需要我。”为了能让更多的医生了解罕见病，徐老师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大会的罕见病专场，并在2010年开始创办了以呼吸罕见病为主题的会议，不仅邀请医生、科研工作者参与，病友们也会共聚一堂，聆听最新的学术进展，面对面向专家表达诉求。
△ 徐凯峰在北京协和医学基金会申请设立了LAM罕见病专项基金
徐老师这样的医生在全国都不多见。在无人关注LAM的早些年，正是他和晓莉，让LAM患者有了对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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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1982年参加高考后被当时最好的医学院之一——上海医学院录取。他没想过非学医不可，当年高考生要报三类志愿，每一类都有四个，他报得最多的是师范和医学，因为可以预见的工作都比较好。在大学六年级时，他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并留了下来。
协和医院在国是特殊的存在，连它的医生培训都与众不同，刚入院的学生不会分去专科科室，而是统一分配到内科、外科。按照协和的理论，病人是一个整体，病人的症状和病症可能未必统一，肝疼未必是肝病，因此希望学生能把各专科的技术都学一遍。
正是这种训练，让徐老师在后来诊断LAM时，能格外注意非肺部的病变，如肾脏等器官的肿瘤，也可能与LAM有关。2002年，王晓莉来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呼吸困难，经常气胸，地方医院一直无法给出明确病因，不知道她的身体怎么了。
当时徐老师是呼吸科的主治医生，看了王晓莉的各项检查后，从厚厚的资料里找到了这个病。同一年，徐老师要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学习三年。这几乎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研究中心。徐老师在NHLBI的导师正是研究LAM的专家。但是当导师问他要不要一起研究LAM时，徐老师也一度拒绝，说这个病实在太小众，在中国医生找不到病人，连研究对象都没有。
让徐老师持续关注LAM的是王晓莉。当她得知自己的主治医生要去美国之后，便希望他多介绍一些那边的信息过来，因为自己查到美国有一个LAM基金会，对LAM研究做出了非常多贡献。LAM在美国也是罕见病，但美国因为社会组织发展多年，已经有了成熟的慈善系统。美国LAM基金会注册地在辛辛那提市，成立于1995年，是由一个病友的母亲发起的组织，基金会联合NIH向美国政府申请了第一笔50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研究LAM。
2005年徐老师从美国回来时，来到协和的LAM患者越来越多，几乎都是他确诊的。这依然有一部分要归功于王晓莉，因为她创办了LAM中国这个公益网站，汇聚了更多病人的信息。最开始网站一天访问量只有十几二十个，但一段时间后浏览数越来越多，每天到达上百个。一片黑暗中，晓莉举起的第一根火把亮了起来。
国内的LAM患者终于知道了彼此存在，走到了一起。徐老师也就此决定，干脆就把LAM当做自己的今后研究领域。他发现在最新的研究中，雷帕霉素对治疗LAM有奇效。但因为药效未获国内批准，医院和医生如果把药物给病人用存在法律与伦理层面的风险。
晓莉听说后，和徐凯峰写了一份“知情同意书”：雷帕霉素无治疗LAM的适应证，已告知其有潜在治疗益处和副作用，可随时决定停止试用该药物。虽然她知道，“网上描述副作用至少有两张A4纸那么多”，但还是自愿做国内第一个试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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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莉第一次用药，是在一个上午的十点，全家人紧张地注视之下。丈夫倒了两杯温水，用小量杯小心翼翼量了一个60毫升，一个120毫升。他又打开药瓶，拿出针管，从里面抽出雷帕霉素。那是黄色的粘稠液体，挤到了60毫升水的杯子里，搅拌一下就变成了白色的糊状。接下来大家都看向着晓莉。现在回顾那一刻，她拿起杯子的时候，不光是为自己吃药，也是为今后所有的蓝梅姐妹试药。
我一口饮下，也没什么味道，好像咖啡伴侣。看着她喝完药之后，父母和丈夫都紧张得浑身是汗，衣服粘在了身上。不过晓莉吃完半天也没什么事，大家长舒了一口气。2008年7月10日，晓莉记下了第一篇试药日记，并在日记中表示愿意公开这一切。如果试验成功，那将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LAM不再是不治之症，那么自由的呼吸对于我们将不再是梦想。
但第一天吃完药之后，她没有明显改善，吸了一夜氧气，早上又是恶心、干呕，一如既往。过了几天，还是没有明显改善。但她却很乐观。7月24日经常和爸妈去饭店吃饭开洋荤，我爱吃嘛，不过都会选择一楼通风比较好的饭店。在郑州街头你如果发现有一个鼻子上带着氧气管，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艾味的就一定是我了。
从搬到酒店住开始，她每天的生活按照固定流程，被精确在半小时之内。除了吃雷帕霉素，她每天还要吃四种药，做灸疗、刮痧、拍打。早上和晚上，她要慢走半小时。使用雷帕霉素一个月后，晓莉突然身体指标变好，她显得十分开心。8月12日今天是个大日子，因为隔了将近5个月，我的氧气（血氧饱和度）重新又见到了90，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凝聚了多少我和家人的努力和心血。
现在的我充满了信心和对未来的渴望，继续我的治疗和锻炼，我相信我能成功。可是这样的时刻是短暂的，仅仅出现了几天。大多数时候，她喘息、缺氧、痉挛，动弹不得。有一天，她的同事们来酒店看她，她高兴坏了，回忆起自己在深圳电视台上班的事情。
到了06年下半年，我基本上上了台阶进了大门就只能径直走向门口的沙发开始气喘。尤其是一次参加台里的演出，排练时我走得慢不好意思和同事们一起走，总是提前去演播室等着大家，经常是走在从台主楼到演播室1500米的长廊里要休息好一会。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都清楚地记得长廊里有多少面镜子。每当我站在镜子面前累得连一个撩头发的假动作都做不了，只能像一个木偶一样站着看着镜子的时候，我就会经常想到我的同学们，有的现在孩子都已经很大了，而我还在生死线上挣扎。脑子里总浮现出一家三口在草地上嬉戏打闹的场景。每当想到这里，我都会感到无尽的孤独和失落。
她度过了很多这样的时刻，甚至有次拍摄节目时她背部突然疼得钻心，豆大的汗珠顺着蜡黄的脸往下淌。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轻易透露自己的弱点。同事经常很奇怪地问我，晓莉，收视率你看了好几遍了，昨天不是刚看过嘛，今天怎么又看。每次我都是假装挺郑重地说，再研究研究。试用雷帕霉素一段时间后，晓莉因为患病太久，没有太多改善，但是也没有出现恶化，这个鼓励了第二个、第三个试药者，进而推广到后来的蓝梅姐妹可以服用。试药日记从七月写到十二月底，她除了展示身体指标的变化，还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父母的照顾，与爱人的嬉闹，还有温馨、低落、乐观、烦恼，以及对未来憧憬的时刻。这些时刻琐碎细小，很多转瞬即逝，或转眼即忘，但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我想，因为这都是生命令她眷恋的理由。
—07.—
隆琳差点就因为准备音乐会而病倒。2020年12月，当她在录音棚给蓝梅乐团录制音频的时候，再次胸闷气喘，四肢无力。那是音乐会筹备途中一个艰苦的任务。她想借机再出一个音频版的内容发布，录音棚联系好了，只有两个周末的时间，乐团要准备录制六首歌曲。而以前，乐团一天只录一首歌。录音棚的规则是每次只能录一个人，六个成员（除去班班）分六个声部，每首歌每个声部最快要录一到两个小时，一首怎么也得六小时以上。
因为录音师并不熟悉阿卡贝拉，所以隆琳要全程盯着。问题就在这，录音棚空间小而封闭，空气流通不好，对隆琳113岁的肺而言是极大的折磨。她事后回忆，自己全靠意志力硬撑着。每次录完音后，她要在去外面楼道呼吸新鲜空气，回家还要吸氧几个小时。她已经很久没有吸氧了，此外身体还需要三四天才能恢复以往的状态。
但即便这样，最后还是出错了。一月的时候，她发现主唱的录音不准，可是他们却不能回去补录，因为录音棚在大兴区天宫院旁边，正是北京的疫情爆发地。她只得重新再找一个录音棚，再咬着牙挺了过来，“我的字典里没有‘办不成’这个词。”刚刚完成录音任务，隆琳又想好了新的环节。228蓝梅音乐会不只属于蓝梅乐团，还应该属于每一位蓝梅姐妹，她要让全国各地的蓝梅姐妹一起合唱《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大家录下视频发给她，最后剪辑在一起。她喜欢那首歌，觉得歌词就像是在写她们自己：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
当隆琳在微信上告诉四川的姐妹杨启英这件事，让她录一下歌时，启英马上答应了她。她很愿意唱歌，因为自己虽然遭了很多罪，但依然热爱生活。—08.—进入2020年年末，四川像是浸泡在冰水里，阴冷的空气钻进了一切角落。启英本就胸闷、胃疼，这个季节穿多了又胃胀，导致憋气。为了取暖，她每天在背上贴个暖宝宝贴。
这是这种病给她带来的持久的折磨。但转过年的一月，她母亲因为高血压晕倒在家，她强撑着把母亲送去医院。作为长女，照顾家人是她一生都在背负的责任。恶疾和家庭推着她，不断走向一个看不清方向的未来。1977年，杨启英出生在安岳县一个偏远山村，父亲是石匠，母亲在家操持一切。这对夫妻一心想要男孩，直到十四年后的第五胎才完成心愿。启英从小包揽所有家务，每天去山上捡柴火回家烧红薯，从井口担水走几百级台阶回家，还要喂鸡、喂猪、喂牛。
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她还在家干活，直到9岁靠整天吵闹才如愿被送去学校。启英16岁上初二，因为家里孩子实在太多，她辍学了。这时候家人劝她结婚，姑姑介绍了同村一个男孩，初中文化，长得不难看。她开始谈恋爱，和男孩一起去苏州打工。启英蛮开心，能出门见世面，还能赚钱。男友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她则去了录音机厂，每月挣300多元，留下68元做生活费，其余都寄回家。
19岁那年，启英怀孕了，她还记得那是1997年1月21日，自己一个人在家，突然肚子一阵剧痛，像是羊水破了。她赶紧大声呼叫隔壁邻居，然后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她醒过来，还是在家里躺着。丈夫看到她醒了，告诉她生了儿子，长得很好。但她很奇怪，丈夫原本是短发，怎么现在发际已经到了耳根下面。后来她才断断续续从旁人那里得知，自己昏迷了两个月，医生怀疑是生孩子时瞬间血压太高造成大脑缺氧，变成了植物人。醒了之后她就想工作，因为他们已经欠下了四万的外债，相当于两人四年的收入。
他们为了尽早还债，每人每月生活费控制在五十块钱，有时几天都不吃菜，用三块钱一罐的辣椒下饭。启英过生日的时候，丈夫说今天怎么都要吃点好的，问她想吃什么。她就说自己想喝一瓶汽水，八毛钱一瓶的汽水。靠着令人佩服的坚韧，第二年下半年他们就还清了所有的债。但遗憾的是，他们能一起吃苦，却不能一起享福。由于婆媳不和，夫妻感情一点点破裂。20岁出头，启英与丈夫协议离婚。往回看这20年，她大多数时间都没向人索取，而是从命里掏出一些东西，给父母，给孩子，给债主。这次离婚她照例如此，净身出户。
—09.—
后来启英一个人到了广东，身上只剩下100多元了。90年代是广州治安最乱的时候，她刚到火车站广场，就被两个高大的男人左右夹住，抢劫，然后口袋里只剩8块钱。她只能在火车站流浪，晚上睡在候车室，然后跟老乡学起了卖报纸。再后来日子就慢慢好了，可以租房了，又去了一家涂料店上班，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一个月赚1100元。
最后她成了一家工厂的采购，在2000年初月收入就上万。有钱了她就往家里寄钱，帮家里买家具家电，供弟弟妹妹读书，给妈妈做手术。但家里人对她还是不满意，把她多年来存下的钱扣住不给了。母亲说，“你这点钱算什么，人家的女儿给她弟弟买车买房，你这点钱算什么？”父亲也说，“你有证据吗，有证据就有钱，没证据一分钱都没有。”
启英后来嫁给了老家另一个男人，有了第二段婚姻。但两人并没有什么感情，两地分居各过各的，启英又去了广州。2007年，启英感觉整天腰酸背痛，去了医院检查发现肾里长了瘤子。当时没人想到这其实是LAM的症状。她回到四川老家做了手术，但医生技术不行，割了一个开放式的大口子，在腰上横着留了长长一道疤。
三年后她第二次怀孕，感觉身体突然增加了负担，喘不上气，走路累得不行，一到冬天不停咳嗽。怀孕第七个月，启英在县医院做了剖腹产，孩子早产，只有五斤多，一身都是病， 医生问她家庭条件怎么样，如果条件好就救一救，如果不好就算了。启英坚定地说，一定要救。孩子被送去了重庆新生儿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一天要花一万多。
第十九天，丈夫的姐姐和启英的妹妹去了重庆，强行把孩子带回了家。启英在家看到孩子才知道这件事。孩子像一只小老鼠，瘦得只有一张皮，有进气没出气。她心疼，给孩子又送去了成都华西医院治疗，终于救活了。可是这么一折腾，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再次咳嗽，并且十分厉害。直到2014年她才在华西医院切了肺组织活检，确诊是LAM。她直到病情后，在病房里没日没夜地哭，同病房的人不知情，还劝她年轻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年五月，启英找到了蓝梅公益，联系上负责人，很快在协和医院见到了徐凯峰。徐凯峰见她又瘦又小，和她开玩笑，你这样节约钱了，每次可以少吃一粒药。她回到四川的自建房里，一起住的是第二个儿子，现在十岁，身体健康，就是太好动。不过孩子也很懂事，三岁自己上幼儿园、买菜买早餐，四岁洗衣扫地，五岁学会做饭。他说，将来我要带妈妈去北京看病。启英和丈夫的关系依旧没改善，一年见不了几次，见面就经常吵架。
弟弟30岁还没结婚，父母为此着急，要做大姐的她给钱。为了这件事，她又和家里吵了一架。但她其实特别需要家人关爱。四川有一个病友，二十几岁刚结婚就查出这个病，丈夫跑了，她跟着父母几年后父母也不管她了，把她一个人留在医院最后孤独离世。每次想到这，启英就想到自己住院也是孤家寡人，心里空落落的。她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小儿子。靠着年轻时打工的积蓄，她手上还有一点钱，但她怕自己有一天去世了钱也会被大人们分走，于是在去年用光了所有钱，在县城买了房，在老家盖了房。她想，房子拿不走，都可以留给儿子。她给了一辈子，这大概也是最后能给的东西了。
自从隆琳发出云端合唱的邀请之后，启英一直在练习，但她普通话不太标准，总是跟不上调子。或许是因为她前半生老是被恶疾和家庭推着走吧，如今总算决定做自己要做的事，要唱的歌，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掌握“节奏”。她在这边不断练习，不断录制视频，反复尝试。而另一边筹办的隆琳，每天都会收到好几段蓝梅姐妹发来的视频，其中一个女孩让她忍不住哭了出来。—10.—那个女孩看着镜头，坐在房间的一个角上，只露出上半身。她穿白色摇粒绒外套，像一只温顺的小动物，皮肤白皙，眼睛很大，头发又长又顺，搭在肩膀，浑身看不到什么饰品。
她说话声音清脆，对镜头招了招左手，“Hello大家好，我是蓝梅姐妹Baby，我来自广西南宁，我患病已经一年了。”隆琳感觉很微妙，她们之间从未见过，但当看到这条视频、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她有种错觉，两人认识了好几个世纪，“像是前世的缘分注定了今生的相遇。”她也曾和晓莉有过类似的感觉。隆琳和晓莉第一次见面是2010年，她们认识的四年后，一起参加协和医院举办的第一届LAM病友会。晓莉从郑州来，坐在轮椅上，一旁放着便携式氧气机，管子插在鼻子上。但晓莉一直在笑，乐观地像生活的强者。
△ 晓莉正在拍宣传片
2013年蓝梅公益要在郑州拍宣传片，隆琳也去了，再次见到晓莉。摄影师跟拍了晓莉，她在镜头里很虚弱，面色苍白，即便在家都要时刻吸氧以保持体力。氧气管十米长，弯弯曲曲拖在地上。出门的时候，她靠一辆小型的四轮电瓶车行动。几天下来她几乎所有活动都参加，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分别时她又说，“期待下次见面”。
可是宣传片拍完，她就感冒了，并且一病不起。2014年3月24日，隆琳接到晓莉父亲的电话，是在一个晚上。电话那头语气低沉，带着哭腔说，晓莉走了。隆琳挂断电话，一个人在房间里痛哭。她的内心再一次被孤独包围，好像世上的另一个自己没有了。自此之后，隆琳开始全职做公益事业。现在，她最迫切的任务是邀请更多的蓝梅姐妹加入云端合唱，她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大家能参与到同一件事情中。
她又想到了一个蓝梅姐妹，会唱歌，可能还能唱歌，也很热心。
—11.—
沈爱君已经数不清第几次这样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她张开大口呼吸，却感受不到足够的空气进入身体。她的身体在抗议，肺在缺氧，脑在缺氧，胃在缺氧，手和脚都在缺氧。那是一种对自己身体彻底失去控制的感觉。 她和其他人不一样，患病多年里，她没有找到同伴，也没有找到认识此病的医生。她只知道身体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差，任何治疗手段都没有效果。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失控感。还记得最初身体出现异样时，她坐在广州秋天的骄阳下，敏锐地察觉到空气的密度正在变小，气压正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阳光从树影的缝隙中穿过，照在她身上，让她变成了一只蜷缩的花斑猫。这时一个男人从摩托车下来走近，问她怎么了。她抬头注视着眼前的人，缺氧让她精力不够集中，因此过了几秒才看清。这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有一张清瘦的脸，头发短而浓密。
她认出来了，他是自己的医生。就在几天前，她从那家三甲医院出院的时候，天真地以为一切都告一段落了。医生嘱咐她，多多锻炼，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她很听话，每天都散步，在小区周围走来走去，但每次都越走越累，像是跑了几公里，喘个不停。她对医生摇了摇手，说自己太难受了，为什么会恢复得这么慢。
她有气无力的声音，摇摇欲坠的身体，失去血色的脸庞，都让医生吃惊。他赶紧带她上车，去医院复查身体。在看到了X光片之后，医生决定对她说出实话——你的病很难治。于是，2003年，沈爱君在她三十五岁的时候，在完全没找到真正病因的情况下，已经动过三次治疗，每一次都让她吃够了苦头，但现在她知道，这只是开始，往后她将一次一次忍受治疗带来的折磨。
沈爱君是顺德人，1991年嫁给了一名军人，一年后有了一个女儿。90年代是广州飞速发展的时期，全国经济的中心，他们在广州安了家，一直住到现在。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身体没问题。她也一样，没有太关注过自己的身体。要在这座特大城市站住脚，她需要勤奋地工作，以及更勤奋地工作。她不停出差、加班。在单位里，很少有女同事像她这么拼。
2000年8月，她第一次气胸发病，是做穿刺治疗。她躺在病床上，没穿上衣，一块白布遮住身子，布上有一个硬币大的洞，在右侧第二肋骨和第三肋骨之间，露出一块白白的肉。医生的手里拿着一根针，针头像打毛衣的铝针那么粗，十多公分长。马上，这根针就要从白布上洞口扎进沈爱君的胸腔里。虽然她打了麻药，但医生还是说，会有一点疼。在针头刺穿皮肤的时候，沈爱君能感觉到有东西正在往身体里推进。这东西穿过了皮肤、肌肉，进入了胸腔，一下子阻力全没了，但还在往里走。针头刺穿胸腔后，医生抽动活塞，疼得她哭了出来。
因为麻药的作用只是肌肉麻醉，肺里的疼痛需要自己忍耐。她感到针头在胸腔里就像一把刀，自己吸一次气就被刀刮一下肺。医生抽拉针管上的活塞，把胸腔里的部分气体抽出来，每次都是活塞迅速被顶起来。沈爱君听见医生自言自语了一句，“怎么有这么多气？”
她躺在床上想，赶紧抽完了就完了，不用再受罪了。这样过了半小时，医生告诉她，结束了。沈爱君浑身已经被汗浸湿了。医生安慰她，住院观察三天，就可以出院了。直到第二天，她都感到呼吸顺畅，再没有不适感。以前她没有注意过，经历过一次气胸后，她才意识到正常呼吸是多好的一件事。她以为自己痊愈了，就带着女儿出去散步，才走了一会儿，她停下来脚步，糟糕透了，住院前肺的感觉又回来了。回到医院一拍片，果然又是气胸，肺里全是破洞。医生给她制定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案，要把管子放进胸腔里，会比针刺更疼。
很多次治疗之后，沈爱君总是扎针进管的那块肉已经烂了。那是在乳房上侧一点，大概两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区域。缝合的修复至少需要一个月，但她发病太频繁，旧伤口还没愈合又要进行新的治疗。针头补了又补，皮肤不断硬化、发黑，最后缝针的医生都说，“你这块皮就像猪皮那么硬，扎也扎不进去。”三次类似的治疗后，2003年她再次发病，被路过的医生看到，用摩托车带回了医院。
—12.—
沈爱君来不及细想，她心神都乱了，问医生有什么治疗方案。医生说，要么像以前一样治疗，要么进行胸膜粘连。所谓的胸膜粘连，就是把药物注入肺部，让破损的出气口粘合，堵住漏洞。医生给沈爱君做了一个比喻，她现在的肺就像凹凸不平的毛坯墙，要用白灰抹平，而这个过程只是局部麻药，会很疼。“做了我还能不能站起来？”“可以。”“做了我能不能生活自理？”“可以。”“那就做，我不想死在床上。”手术的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沈爱君因为太疼，嘴里一直在骂人，把所有的人都骂走了。
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不要问我，你们给我出去，就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流泪就可以了。”发病这几年，沈爱君身体每况愈下，一开始要在床上躺十天，后来最长要躺三个月。她害怕自己有一天再也起不来。但更可怕的是，她直到那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三十七岁，她查出了多囊性子宫肌瘤，肿瘤像一串葡萄一样长在子宫上。一个外科医生对她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要子宫干什么，切掉它就可以了。”
突然，沈爱君当着医生的面，痛哭流涕。医生口里的这句话对她而言太过残酷。好在手术很顺利。麻药劲儿刚过的时候，沈爱君感到晃晃悠悠，被摇醒了。她睁开眼睛，朦朦胧胧的。医生看着她，向她展示割下来的一串肉瘤，大的像乒乓球，小的像花生豆。这是她在术前嘱咐医生的，做完手术一定要把她叫醒，她要记住那些瘤子，跟自己的子宫说一声再见。
此刻沈爱君依然不知道，自己身上的很多病都是因为LAM，因此她也没法向别人解释。请病假的时候，遇上事多的领导还数落她，“不适合这份工作”。这些委屈，也没人能诉说。在发病的最初几年，她为了拿高级职称，考过了四门计算机，一门外语。那是三十六岁，她觉得人生中再无大事了，婚姻、孩子、工作，该干的都干完了。2011年她又发病了，因为缺氧躺在床上不能动。她告诉丈夫，拿着自己的X光片去一次广州呼吸研究院，问问见多识广的专家。那是全国知名的呼吸专科医院，院长是钟南山院士。
一个医生看了片子之后，说这很像是LAM。沈爱君靠这点信息在网上搜寻，找到了LAM病友QQ群。她进群后，把自己的症状说了，病友们都说很像。那时候互联网上的信息，LAM的存活期是八到十五年。沈爱君坐在电脑前哈哈大笑起来，丈夫被她吓了一跳。沈爱君说，“我从2000年发病，到现在2011年了离死不远了，我很开心，我病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了。”
那年11月，沈爱君的丈夫拿着CT胸片找到了钟南山和LAM专家刘杰医生，被确诊。钟南山一直在关注LAM，《LAM中国》期刊的第二期封面，是他2010年在北京和LAM患者一起的合影。虽然没有治疗办法，但他鼓励病友们，要积极面对生活。如今沈爱君也答应了参加蓝莓音乐会，寻觅这么多年，知道命运答案后的她，总算可以笑着，坦然地放声唱。
—13.—
蓝梅音乐会的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现在只有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就是音乐会录制现场的场地，会不会受新冠疫情影响。由于预算有限，场地可供选择的范围并不多。最合适阿卡贝拉的是音乐厅，但租金也是最贵的，每场要三到五万。最便宜的是在酒店租会议室，但需要另外租赁音响设备，麻烦且不划算。最后隆琳选择了疆进酒酒吧，一家位于天桥艺术中心的livehouse，音响设备齐全，和负责人谈了折扣价，租金降了一大截。但是在1月14日，她最担心的不可控因素来了。天桥艺术中心发布通知，受疫情影响公共空间暂停对外开放。而她约定的录制时间是1月17日。她只能每天给酒吧负责人发信息问，自己会不会受影响。
终于到了1月16日的晚上，对方依然没有通知她坏消息，她才舒了一口气。不过那一晚，隆琳还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满脑子都是一年来的经过。也许是因为疫情，带来医疗环境的变化，以及心理压力的原因，这年离世的蓝梅姐妹比往年都多。想到此处，隆琳已经满眼泪水，觉得音乐会上无论如何都要缅怀她们。她爬起身拿起手机，在微信群里告诉合唱团的成员们，“要辛苦大家，明天咱们要临时加一首歌曲《送别》。”
发完消息，她还是心绪难平，又连夜写下一段独白，要在第二天录制时念出来。第二天是周日，隆琳在中午进入了南二环天桥剧场的地下一层。她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停完车后有点找不到路。疆进酒里很空旷，连凳子都没几个，值班的人懒懒散散在抽烟、吃盒饭，几乎一切物品和装饰都是灰色和黑色。后台是一个狭小的空间，隔成了两部分。这天演出的队员有三男四女，其中两个蓝梅姐妹，四个志愿者，再加上化妆、家属、摄像等，让后台十分拥挤。
刚到的时候，大家还在临时加练《送别》，看看曲子怎么改。班班从天津赶来，拖着一个行李箱，同行的是她姨妈。她练习了半个月，已经能合唱几首，但还有一些曲目来不及练习。十二点左右，所有成员换好乐团的衣服，一件红色的卫衣，印有“我要呼吸”几个字，背面是一朵蓝色的梅花。十二点半，大家走上舞台，灯光打开，黑黢黢的空间变成了蓝紫色，大屏幕上是病友们的照片。经过几次试音调整，她们开始了正式录制，直到下午四点结束。
△ 音乐会录制现场
虽然设备要不断调试，舞台收音出现问题，主持人也经常忘词，但录制的过程依然可以说顺利。隆琳很自信，她被舞台灯光照得浑身发亮，几乎看不出是病人。班班则有些紧张，很多时候都在握紧拳头。在合唱《送别》之前，隆琳念出了昨晚写的独白：关于离别，我们想过很多种可能的方式，但却从未曾想过是那么的猝不及防，悄无声息，原本想着来日方长，可是却来不及见此生最后一面，从此不再远隔千山万水，没有千里迢迢了，可是我们却再也见不到了。
—14.—
《阳光总在风雨后》的录制比音乐会现场录制还要困难，原因在于很多细节问题不好避免，比如音准、节奏、吐字等需要不断修正；视频录制可能背景不合适，需要换一个角度，等等诸多问题。很多姐妹为了几分钟的视频录制，准备了一天甚至好几天。
2月8日，离农历除夕只有三天，离蓝梅音乐会只有二十天，隆琳手上能用的云端视频素材只有一条。她再次感到时间紧迫，而自己能做的又如此之少。那些天她天天做梦，满脑子都是音乐会。还好云端合唱顺利剪辑完成了，她点开了视频样片。第一个画面里的女人戴着氧气管，脸上少有血色，穿一件灰色冬衣，站在一块粉色的窗帘前，这是启英。她说话的气息并不稳定，像一个时刻哽咽的人。启英说，“我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历，虽然我现在呼吸很困难，需要吸氧来维持生命，但我热爱生活，热爱歌唱。”
在她之后，别的蓝梅姐妹也依次登场，完成了《阳光总在风雨后》的合唱。虽然大家唱功不好，但每一句歌词都流露出了真情实感。隆琳听得哭了，把视频发给班班。班班也很感动，“只有我们能诠释出这首歌的含义，每个人唱的都是故事。”
2月28日，音乐会即将开始。隆琳还在做预热、忙宣传，晚饭都没有及时吃。可在即将完成时，她并没有成就感，相反是巨大的落寞。她问自己，乌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怎样才能让终日被呼吸之痛折磨的蓝梅姐妹被彻底拯救？大量泪水再次充溢她的眼睛。突然，她注意到窗外有声音。雨点打在玻璃上，远处一片朦朦。北京终于下雨了，是今年的第一场雨。一股异样的思绪包裹住她，仿佛世界正在一点一点缩小，能见度越来越低，而她自己也在逐渐消解，最后变成了一段又一段回忆。
在回忆里她看到了晓莉，那个人从未离开自己的世界，自己也在向她的世界靠近。19点30分，时间到。她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唱了。
—15.—
经当事人授权，本文除沈爱君之外，均为真实姓名。音乐会结束了，但蓝梅姐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一位蓝梅姐妹即将生产的时候，林大鼻曾在产房随时应召。她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任务，紧张得不行。还好手术非常的顺利，蓝梅妈妈生了个健康可爱的小女婴。
徐凯峰医生加了很多LAM患者的微信，他曾向我一一讲述她们的过往。“这个人曾是平面模特”，“这个人家里有两个娃”，他几乎记得每一个人的故事，王晓莉、隆琳、班艳霞、杨启英等，都找过他看病。在音乐会上线的那天，徐医生的朋友圈发了一条新状态：国家罕见病质量控制中心在协和医院筹建。这意味着在今后，和蓝梅姐妹类似的罕见病病友们，都将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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