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女性】这种病只有女性会得,最初全国只有三个病友,自称“蓝梅姐妹”(组图) | 澳洲唐人街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上周,我的好朋友陈拙告诉我一个意外的事实:有这样一种罕见病,只有女性会得。患病的

上周,我的好朋友陈拙告诉我一个意外的事实:

有这样一种罕见病,只有女性会得。患病的女孩们每天都要在胸腔里插导管,以排出胸腔里不断流出的积液。她们走两步路就要大喘气,由于身体缺氧,每天都过得生不如死。直到现在,依旧没有最佳的治疗方案能拯救她们。

她们原本各自美丽的人生,都因为得了这种罕见的绝症戛然而止。然而,连说话都困难的她们,却梦想着在生命结束前,办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会。我在线上看了这场音乐会,每一句被她们用尽力气唱出的歌词,似乎都在说自己有多热爱这个世界。而比音乐会更震撼的,是她们对命运发起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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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前段时间,我预告了一场音乐会。演唱者得了一种呼吸困难的罕见病,这种病只有女性会得。这个病叫淋巴管肌瘤病,英文简称LAM,谐音是蓝梅。

得了LAM的人,肺里有很多囊泡,就好像有人往肺里面吹了许多肥皂泡一样。协和医院的林大鼻医生是最了解她们的人之一,最早和我介绍这群病人的时候,林大鼻叫她们“蓝梅姐妹”。LAM在中国确诊的首例是1981年,第二例要一直等到2003年,才由协和医院的徐凯峰医生确诊。

间隔这么久的原因不是没有病人,而是这病太罕见,一般的医生都不会去费力不讨好地研究。但徐凯峰成立了LAM研究中心。几年之后,协和医院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确诊蓝梅姐妹最多的医院。在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案时,徐凯峰医生除了尝试药物治疗,也推荐病友们特殊的康复方案。

2017年,徐凯峰为蓝梅姐妹组织了一个瑜伽训练班。医生林大鼻参与其中,认识了许多蓝梅姐妹。这一天,林大鼻听到一个消息:这群因为罕见肺病而最不擅长呼吸的女孩,决定2021年举办一场合唱音乐会。如果这样的愿望也能实现,就太不可思议了。林大鼻这次除了用文字,还用视频和照片记录了这群姐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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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唱了。电视那头是周杰伦,唱着《千里之外》,她轻声跟着合。唱好一首歌,就不能像说话那样。说话时吸气浅,多用嗓子,因此声音尖而散;而唱歌时呼吸扩大,要吸气到腹部,嗓子只作为气息的通道,所以需要更大的肺部活动。这对周杰伦来说很简单,她却又太难。

她叫王晓莉,留下的日记里写着,十二月,她的肺突然破了。她身体虚弱,原本住在酒店,又第三次被送往医院。然而医生没有办法治好她,她的肺已经千疮百孔,每次张大嘴喘气,她的胸部快速起伏,但只有微薄的氧气能吸进身体。

出院之后,各种毛病不约而同向她扑来,头晕脑胀、手脚颤抖、恶心呕吐、鼻子干痛,每天很多时间她只能无力地趴在床上,被病症折磨得快垮了。直到星期六,她用了一款新的气管扩张剂,呼吸道好像被打开,“气管扩成饼”,症状缓解了不少。

这晚她看到电视正在放周杰伦的演唱会,一时高兴跟着轻唱,到后来忍不住高唱出来。晓莉从小就喜欢唱歌,是大学的校园十大歌手,甚至第一次住院还在病房里唱。但身体恶化的速度太快,肺部总是出现不明原因的不适。自此之后,她呼吸都成了困难,更别说唱歌,往往第一句刚唱出来,就要喘半天,并且一到高音就失声。

在这个美丽的夜晚,她终于能短暂地歌唱。她开始梦想有一天会走上舞台,让更多人听见她的声音。妈妈夸她,“你真厉害,还能唱高音,快成神仙了。”她笑着说,“妈,你更厉害,你生了个神仙啊!”日记里写道:我马上叫老公来听我唱歌,一遍遍唱着,我好高兴。周杰伦也在电视那头唱着,唱出她的心声,唱出她的将来——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拆多年后,身为蓝梅姐妹,晓莉没能等到蓝梅乐团成立的那天就去世了。

蓝梅姐妹,是晓莉的另一个名字。她和一群女孩们患上以肺部病变为主的低度恶性肿瘤,淋巴管肌瘤病,英文简称LAM,谐音像蓝梅。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病,几乎只发生于女性,以育龄期女性为主,发病率在四十万分之一。

患上这种病的人,目前很难治疗,最后走向严重的呼吸衰竭。由于病变,蓝梅姐妹的胸腔里,都藏着一个全是弥漫性气泡的肺。这些气泡一个挨着一个,大的像鸡蛋,小的像米粒,久而久之造成肺的弹性下降。而唱歌比平时更需要肺部运动,可能会让肺部承受更多压力。可是就在晓莉走后的第6年,其他蓝梅女孩们聚在了一起。她们互相约定,要于2021年2月28日国际罕见病日,在线上发布一场蓝梅音乐会。

—01.—

2020年10月,距离蓝梅演唱会开始,还剩四个多月。隆琳是四川人,1982年生,身材不高,眼睛很大,多年来一直留娃娃头的发型,戴红色镜框的眼镜。让蓝梅姐妹一起唱歌是她的心愿。但心愿是一回事,实现心愿又是另一回事。当她头脑冷静下来真的要向前推动这个计划时,才发现太难了。

首先最大问题是,还能找到唱歌的蓝梅姐妹吗?很多蓝梅姐妹的肺已经严重损坏,每天要吸氧几个小时维持生命,可是她们偏偏要面对的难度最高的一种合唱形式——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又叫纯人声演唱,无乐器伴奏,每个人只能唱一个声部,个人声乐要求高,团队配合也严苛。但隆琳认为,阿卡贝拉对气息训练有特殊要求,长期练习可以缓解蓝梅姐妹的呼吸困难,因此她在2017年组建了蓝梅阿卡贝拉人声乐团。

最早的设想中,蓝梅姐妹占乐团成员至少要一半比例,剩下一半是志愿者。但乐团成立后因为各种情况,一些蓝梅姐妹练习了几节课又离开,一半比例越来越难实现。更别提现在突然要开音乐会,人肯定要更少得多。这也是蓝梅乐团注定要面对的困难, “蓝梅姐妹就是罕见的人群,在正常人里也没有几个蓝梅姐妹,这个乐团就是反应了这种现实。”

所以,当隆琳想要开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乐团里的蓝梅姐妹只剩三人。而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大家已经大半年没有一起排练过曲目。离2月28日只有四个多月时间,看似时间长,但真正一起排练只有周末。如果算上提前录制,时间就更短了。满打满算,蓝梅女孩们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要排练大约十首歌。要知道乐团的首演用了三个月排练,只唱了一首歌。

那是2017年9月10日,北京石景山一家酒店举办LAM国际研讨会时,当美国LAM首席医学专家发言后,十一个身穿黄色T恤、深色长裤的中国人鱼贯而入,走上主席台。他们站定好队形,用阿卡贝拉的形式合唱了一首英文歌《Wrecking Ball》。如今经过疫情,大家身体变差了,精神压力增大。好在大家都表态会全力以赴,加紧排练。

十月过了是十一月,十一月之后是十二月,意外还是出现了。年底的时候,一位蓝梅姐妹回了一趟老家,原本约定在演出前一周回京,但她身体却突然变差,先是重感冒,接着是肠胃炎。另一位姐妹也是,回了一趟老家,正好赶上国内第二波疫情开始,同样回不来了。2021年元旦过完,能保证出场音乐会的蓝梅姐妹只剩隆琳一个。其实她的身体也不太好,2019年她在协和医院检测肺功能,指标完全是个重症患者,肺几乎丧失了弹性,被无数弥漫性的肺大泡占据,没什么好的肺组织了。别的姐妹肺年龄是6、70岁,而她是113岁。如果再没有新成员加入,音乐会就会大打折扣。如果突发一次身体变故,这个计划甚至要彻底夭折。

—02.—

遇到困难的时候,隆琳总是会想起晓莉。

毕竟当年第一个对外发声的,是晓莉;最先将大家聚在一起的,是晓莉;临死前也要向其他女孩伸出援手的,还是晓莉。晓莉本有令人羡慕的人生。她1974年生在郑州,是家中受宠的独女。父亲在当地电视台工作,一个爱说笑的男人。母亲很温柔,是名护师,私下里总是亲切地喊她“乖乖”。

大学毕业她去荷兰留学,回国后进了深圳电视台,和同事关系处得很好。但自从2000年开始,晓莉的肺部出现不明原因的不适。起初是气胸,肺泡莫名其妙地破了,空气压迫肺叶萎缩,造成呼吸困难。没多久发展成乳糜胸,经过胸腔的淋巴管破了,液体外漏进胸膜腔,但还是不知道病因,广东、河南的医院都查不出来。

寄托最后一丝希望,她辗转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现在的呼吸科副主任徐凯峰回忆,2003年王晓莉因为胸腔积液,一进医院就住院了。他在三人间的病房见到她,后来成了她的主治医生,并为她确诊。

澳大利亚 - 【女性】这种病只有女性会得,最初全国只有三个病友,自称“蓝梅姐妹”(组图) | 澳洲唐人街△ 徐凯峰和王晓莉

徐凯峰也只能给她做病理诊断,胸腔有积液就手术抽出积液,但无法治愈她,因为这个病根本无药可治。晓莉的身体越来越差,缺氧造成走路也成了困难。2006年她离开了深圳,回到郑州养病,家人已经动了给她肺移植的念头。

但也是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她结了婚。有个男人被她的坚强和乐观所感动,愿意照顾她。晓莉从此对自己的病情很乐观,她在日记中写道:至今我还保留着很多老公发给我的短信,其中一条说:宝宝,日子虽然平淡但我觉得很幸福,就让我们这样过一辈子好吗。

我真想对老公说,我会好的,我们一定相守到老。某种意义上,晓莉的乐观拯救了很多人,其中一个就是隆琳。2006年隆琳刚发病,连续经历了两次气胸,胸腔莫名其妙进了空气。手术完在ICU病房醒来时,她麻药劲还没过,却也知道不舒服,才察觉自己戴了呼吸机,是不熟悉呼吸的频率。

五天后她转到普通病房,但胸腔还插着引流管,白红色的乳糜液从身体里排出,流到地上一个塑料罐中。当知道自己得了LAM,她觉得天崩地裂,人生可能即将终结。幸好这时出现了晓莉。当时有个蓝梅国内病友QQ群,群里只有三位病友,人少得让人沮丧。但病友们很积极地沟通交流,相互鼓励,很温暖。

其中说话最频繁的那个,便是晓莉。蓝梅女孩们被确诊后,都想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那时网上的信息普遍是只能活三五年,女孩们看完以后,太难有勇气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但晓莉不一样,她保持着自己的乐观,还几乎每天用QQ和隆琳聊天,倾听刚患病的焦虑和不安,再给对方很多宽慰和鼓励。她和病友们的耐心和温暖,帮隆琳走出内心困境。后来她们都发现,网上的信息也并非都是真的,身患此病的女孩也没有那么少。

1981年《中国肿瘤》杂志发表了中国第一例LAM病例,此后几乎就没有了。当然不是没有人得病,只是因为罕见造成误诊太多。不过LAM是慢性病,病情因人而异,并非耸人听闻地只能活三五年,晓莉在QQ群劝慰隆琳时,已经是她患病的第六年。到2008年5月,群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已经有了三四十人。她们也是一样,进群第一句话往往都会问自己还能活多久。怎么更好的帮助这些女孩们,确实是个难题。

晓莉早先曾创办一个病友网站,一直没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后来和隆琳一拍即合,共同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服务这些病友。公益组织叫LAM公益(后改名蓝梅公益),隆琳在北京,方便组织外联事务,做了会长。如今晓莉已经不在了,不然这次228音乐会,热爱唱歌的她说不定也能助一臂之力。人数最不够的时候,隆琳思来想去,只能临时向班艳霞发出邀请。

—03.—

蓝梅姐妹们一般不喊班艳霞的大名,而是昵称她班班。班班是内蒙古人,身材瘦削,眼睛细长,大学毕业后定居天津,做护士。她喜欢唱歌,几年来用唱歌恢复了自己孱弱的肺部功能,是唯一可能来北京参加演出的人选。收到消息后,班班很痛快就答应了要去音乐会。

她患病后的人生,如果写成一本书,那这句话就是最好的注脚——想要从这种病症中夺回命运,就要反抗,就要去唱。班班2014年发病,她在赶公交的时候多跑了几步,这口气就一直没缓过来,憋着难受。旁人也看出她不对劲,呼吸时耸着肩,锁骨都窝进去了。

她照着化痰的中药方子喝下,结果呼吸困难也没化解,反而成了桶状胸,胸廓越来越大要爆炸一样,躺都躺不下来;气好像从耳朵里往外冒;再往后,心脏也不舒服了。她在天津转了几家医院都没法确诊,体重却一天掉一斤,从120斤变成100斤。最后有人给她指出方向,怀疑是LAM,可以去协和医院试试。

她的丈夫也是医生,借了一把轮椅,推着她到了北京,找到徐凯峰医生,一下就确诊了。回家吃下药后,她马上觉得呼吸顺畅,倒头大睡三天。但药物的疗效只够维持短暂的时刻,三天后她起来,走了两步还是感觉不行。此后一个多月,她不停咳嗽、排痰,身子越来越虚,生不如死。一直到2015年,她都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两条腿像有千斤重,根本迈不动。

在她住的小区门口有一条小河,她很多次想要跳下去。河上架着一座桥,桥的那头有一个公交站。从公交站到家里,常人只需要几分钟而已,她却要挪动半个小时。有时从家里挪出来,眼看公交就在眼前,她一直挥手,但司机不知情,看她慢悠悠地走来,关上门就离开了。

生活一切都像是慢动作,她无比沮丧,想要跳河一了百了。可每当这个念头起来,她马上又会想到父母、儿子、丈夫。她咬咬牙,不能放弃,要为他们活下来。但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因为活着要吃苦。很多病友吃不了苦,她们得知自己病了就自暴自弃,躺在床上玩手机消磨生命最后的时光。

这些苦,都是恶疾对她们求生欲发出的挑衅——别活了,不活就不受罪了。班班却偏要选择对抗。她抓住一切微弱的可能疗愈自己的机会。当她得知艾灸对身体有好处时,就用布把艾灸盒缝成衣服穿在身上,固定住要艾灸的穴位,每晚坐在厨房打开抽油烟机,给自己艾灸至少一个小时。

一位四川的蓝梅姐妹告诉她,资阳市的乡下有一个老中医医术高超,治疗LAM也有秘方。班班收到消息,很快就出发了,她从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西南的阴冷让她终身难忘。当天晚上她住的房间连窗户都没有,冻了一夜。但她还是觉得很值,吃完药,肺部和背部在往外冒气,一呼一吸时气息舒坦了许多。她越来越有勇气,甚至不仅打算活下去,还准备夺回患病前才有的权利——唱歌。班班开始唱歌是在2016年3月。

她总去的一家教会里,有个大姐劝她来唱诗班练习,说自己有哮喘的儿子练习后身体好了不少。班班最初还有些自卑,不敢在人前表现,很久过后才敢试一试。三四十人组成的唱诗班站在教堂大厅,大多数成员都比她年轻。班班需要先学习发声练习,熟悉唱歌的发声部位。但唱歌靠的不仅是舌头和嗓子,反而很讲究的呼吸的力度,也需要更多的去活动肺部。发声练习从打嘟和哼鸣练习开始,光是长长的气息运动就难倒了班班。

正常人的肺像胸腔里的气球,呼吸时能收缩,但她的肺就像失去弹性的布袋,张起来收不回去,收下去又胀不起来。别人一个音可以不停变化,她却总是中断成好几次。两小时练完后,她喘不上气的现象加剧,回家要吸氧五六个小时缓解。这个过程相当难受,结果她坚持了下来,发现吸氧的时间在一点点降低,终于有一天不再需要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痊愈。她后来说,这个过程就像是在给肺做按摩,令原本纤维化的肺慢慢恢复弹性。平时只要不剧烈运动,她又和正常人一样了。身体恢复的同时,班班的自信也在恢复,唱诗班考核时,她是成绩最好的一位。她愿意参加228蓝梅音乐会,其实是愿意让人听她唱歌——她吃了几年苦,和恶疾抗争,用命抢回来的歌声。但唱诗班合唱和阿卡贝拉还是不一样,后者的难度更大。留给班班的时间有限,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她熟悉唱法之后,真正排练可能只有几天时间。

—04.—

作为协和医院呼吸科的医生,我也是在2021年之后,才得知隆琳要办蓝梅音乐会。新冠疫情让蓝梅姐妹在过去的一年更加困难,口罩让她们的呼吸更加不畅,因此出门成了限制。医院尤其是呼吸科成了潜在的危险地区,对蓝梅姐妹就医也造成不小影响。对我个人而言,疫情也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去年二月,我来到武汉支援,在最前线迎战了新冠。回到北京我才想起,很久没有见到蓝梅姐妹的线下活动了。

有一年为了研究LAM患者的康复,我们医院组织了13位患者,用瑜伽的方式对她们进行康复治疗。那个项目得到了很多人的爱心帮助,练习瑜伽的场地在西单附近一条胡同里,由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免费提供,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阳光把木质地板照得发亮。第一节课,瑜伽老师让大家“听从身体的声音”,跟随音乐伸胳膊、展腿、扭身子。

这对她们而言强度不小,疼痛、体力跟不上、呼吸急促总是在发生。但所有人都坚持下来了。她们每周训练两个小时,我作为项目参与者,经常和她们见面。半年后项目结束,不少人都说,自己身体变好了,“从爬三楼到轻松地爬五楼居然不再上气不接下气。”我在学医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研究罕见病。十年前我进入协和医院呼吸科时,徐凯峰是我们科室的副主任。

我曾经悄悄问过他的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研究罕见病?那个女生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报的其他导师,没考上,调剂过来的。”但当他提出,希望我加入他的团队研究罕见病时,我几乎没多想就同意了。徐老师是江苏人,长相斯斯文文,身材不高,面相清瘦。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绅士,待人诚恳有礼。

而在工作上,他热情、好奇、天真,经常出完一天的门诊,还能精神奕奕地再跟我们讨论科研课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个好有趣啊,我们来研究一下吧。”正是这样一个人,从2002年确诊王晓莉开始,几乎成了中国LAM患者里最信赖的医生。

徐老师总说,有志于跟我们一起钻研罕见病的医生,是需要一点情怀的。每年业界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常见病、热门病的分会场异常火爆,每次都要提早去占位置,去晚了只能站在后面,或者干脆坐在过道的地上听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罕见病分会场,感兴趣的医生非常少。有一年,老师正在讲台上呼吁大家关注罕见病,台下要不是有我、还有几个学生撑场子,主席台上的专家都快比听众多了。

因为缺乏经费赞助,全国搞罕见病的专家同行们,经常趁着开其他大会的时候,晚上租一个小的会议室相聚讨论一下,这样能把差旅和住宿费节省下来。我的老公曾不解地问过我,读了两个博士学位,研究点什么不行,为什么非要苦哈哈地去搞罕见病?我本想说点豪言壮语,又觉得有点假,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

我几次想探究徐老师的心路历程,听到的也是很朴素的话语,“就是觉得病人需要我。”为了能让更多的医生了解罕见病,徐老师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大会的罕见病专场,并在2010年开始创办了以呼吸罕见病为主题的会议,不仅邀请医生、科研工作者参与,病友们也会共聚一堂,聆听最新的学术进展,面对面向专家表达诉求。

澳大利亚 - 【女性】这种病只有女性会得,最初全国只有三个病友,自称“蓝梅姐妹”(组图) | 澳洲唐人街 △ 徐凯峰在北京协和医学基金会申请设立了LAM罕见病专项基金

徐老师这样的医生在全国都不多见。在无人关注LAM的早些年,正是他和晓莉,让LAM患者有了对生活的希望。

—05.—

徐老师1982年参加高考后被当时最好的医学院之一——上海医学院录取。他没想过非学医不可,当年高考生要报三类志愿,每一类都有四个,他报得最多的是师范和医学,因为可以预见的工作都比较好。在大学六年级时,他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并留了下来。

协和医院在国是特殊的存在,连它的医生培训都与众不同,刚入院的学生不会分去专科科室,而是统一分配到内科、外科。按照协和的理论,病人是一个整体,病人的症状和病症可能未必统一,肝疼未必是肝病,因此希望学生能把各专科的技术都学一遍。

正是这种训练,让徐老师在后来诊断LAM时,能格外注意非肺部的病变,如肾脏等器官的肿瘤,也可能与LAM有关。2002年,王晓莉来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呼吸困难,经常气胸,地方医院一直无法给出明确病因,不知道她的身体怎么了。

当时徐老师是呼吸科的主治医生,看了王晓莉的各项检查后,从厚厚的资料里找到了这个病。同一年,徐老师要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学习三年。这几乎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研究中心。徐老师在NHLBI的导师正是研究LAM的专家。但是当导师问他要不要一起研究LAM时,徐老师也一度拒绝,说这个病实在太小众,在中国医生找不到病人,连研究对象都没有。

让徐老师持续关注LAM的是王晓莉。当她得知自己的主治医生要去美国之后,便希望他多介绍一些那边的信息过来,因为自己查到美国有一个LAM基金会,对LAM研究做出了非常多贡献。LAM在美国也是罕见病,但美国因为社会组织发展多年,已经有了成熟的慈善系统。美国LAM基金会注册地在辛辛那提市,成立于1995年,是由一个病友的母亲发起的组织,基金会联合NIH向美国政府申请了第一笔50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研究LAM。

2005年徐老师从美国回来时,来到协和的LAM患者越来越多,几乎都是他确诊的。这依然有一部分要归功于王晓莉,因为她创办了LAM中国这个公益网站,汇聚了更多病人的信息。最开始网站一天访问量只有十几二十个,但一段时间后浏览数越来越多,每天到达上百个。一片黑暗中,晓莉举起的第一根火把亮了起来。

国内的LAM患者终于知道了彼此存在,走到了一起。徐老师也就此决定,干脆就把LAM当做自己的今后研究领域。他发现在最新的研究中,雷帕霉素对治疗LAM有奇效。但因为药效未获国内批准,医院和医生如果把药物给病人用存在法律与伦理层面的风险。

晓莉听说后,和徐凯峰写了一份“知情同意书”:雷帕霉素无治疗LAM的适应证,已告知其有潜在治疗益处和副作用,可随时决定停止试用该药物。虽然她知道,“网上描述副作用至少有两张A4纸那么多”,但还是自愿做国内第一个试药人。

—06.—

晓莉第一次用药,是在一个上午的十点,全家人紧张地注视之下。丈夫倒了两杯温水,用小量杯小心翼翼量了一个60毫升,一个120毫升。他又打开药瓶,拿出针管,从里面抽出雷帕霉素。那是黄色的粘稠液体,挤到了60毫升水的杯子里,搅拌一下就变成了白色的糊状。接下来大家都看向着晓莉。现在回顾那一刻,她拿起杯子的时候,不光是为自己吃药,也是为今后所有的蓝梅姐妹试药。

我一口饮下,也没什么味道,好像咖啡伴侣。看着她喝完药之后,父母和丈夫都紧张得浑身是汗,衣服粘在了身上。不过晓莉吃完半天也没什么事,大家长舒了一口气。2008年7月10日,晓莉记下了第一篇试药日记,并在日记中表示愿意公开这一切。如果试验成功,那将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LAM不再是不治之症,那么自由的呼吸对于我们将不再是梦想。

但第一天吃完药之后,她没有明显改善,吸了一夜氧气,早上又是恶心、干呕,一如既往。过了几天,还是没有明显改善。但她却很乐观。7月24日经常和爸妈去饭店吃饭开洋荤,我爱吃嘛,不过都会选择一楼通风比较好的饭店。在郑州街头你如果发现有一个鼻子上带着氧气管,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艾味的就一定是我了。

从搬到酒店住开始,她每天的生活按照固定流程,被精确在半小时之内。除了吃雷帕霉素,她每天还要吃四种药,做灸疗、刮痧、拍打。早上和晚上,她要慢走半小时。使用雷帕霉素一个月后,晓莉突然身体指标变好,她显得十分开心。8月12日今天是个大日子,因为隔了将近5个月,我的氧气(血氧饱和度)重新又见到了90,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凝聚了多少我和家人的努力和心血。

现在的我充满了信心和对未来的渴望,继续我的治疗和锻炼,我相信我能成功。可是这样的时刻是短暂的,仅仅出现了几天。大多数时候,她喘息、缺氧、痉挛,动弹不得。有一天,她的同事们来酒店看她,她高兴坏了,回忆起自己在深圳电视台上班的事情。

到了06年下半年,我基本上上了台阶进了大门就只能径直走向门口的沙发开始气喘。尤其是一次参加台里的演出,排练时我走得慢不好意思和同事们一起走,总是提前去演播室等着大家,经常是走在从台主楼到演播室1500米的长廊里要休息好一会。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都清楚地记得长廊里有多少面镜子。每当我站在镜子面前累得连一个撩头发的假动作都做不了,只能像一个木偶一样站着看着镜子的时候,我就会经常想到我的同学们,有的现在孩子都已经很大了,而我还在生死线上挣扎。脑子里总浮现出一家三口在草地上嬉戏打闹的场景。每当想到这里,我都会感到无尽的孤独和失落。

她度过了很多这样的时刻,甚至有次拍摄节目时她背部突然疼得钻心,豆大的汗珠顺着蜡黄的脸往下淌。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轻易透露自己的弱点。同事经常很奇怪地问我,晓莉,收视率你看了好几遍了,昨天不是刚看过嘛,今天怎么又看。每次我都是假装挺郑重地说,再研究研究。试用雷帕霉素一段时间后,晓莉因为患病太久,没有太多改善,但是也没有出现恶化,这个鼓励了第二个、第三个试药者,进而推广到后来的蓝梅姐妹可以服用。试药日记从七月写到十二月底,她除了展示身体指标的变化,还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父母的照顾,与爱人的嬉闹,还有温馨、低落、乐观、烦恼,以及对未来憧憬的时刻。这些时刻琐碎细小,很多转瞬即逝,或转眼即忘,但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我想,因为这都是生命令她眷恋的理由。

—07.—

隆琳差点就因为准备音乐会而病倒。2020年12月,当她在录音棚给蓝梅乐团录制音频的时候,再次胸闷气喘,四肢无力。那是音乐会筹备途中一个艰苦的任务。她想借机再出一个音频版的内容发布,录音棚联系好了,只有两个周末的时间,乐团要准备录制六首歌曲。而以前,乐团一天只录一首歌。录音棚的规则是每次只能录一个人,六个成员(除去班班)分六个声部,每首歌每个声部最快要录一到两个小时,一首怎么也得六小时以上。

因为录音师并不熟悉阿卡贝拉,所以隆琳要全程盯着。问题就在这,录音棚空间小而封闭,空气流通不好,对隆琳113岁的肺而言是极大的折磨。她事后回忆,自己全靠意志力硬撑着。每次录完音后,她要在去外面楼道呼吸新鲜空气,回家还要吸氧几个小时。她已经很久没有吸氧了,此外身体还需要三四天才能恢复以往的状态。

但即便这样,最后还是出错了。一月的时候,她发现主唱的录音不准,可是他们却不能回去补录,因为录音棚在大兴区天宫院旁边,正是北京的疫情爆发地。她只得重新再找一个录音棚,再咬着牙挺了过来,“我的字典里没有‘办不成’这个词。”刚刚完成录音任务,隆琳又想好了新的环节。228蓝梅音乐会不只属于蓝梅乐团,还应该属于每一位蓝梅姐妹,她要让全国各地的蓝梅姐妹一起合唱《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大家录下视频发给她,最后剪辑在一起。她喜欢那首歌,觉得歌词就像是在写她们自己: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

当隆琳在微信上告诉四川的姐妹杨启英这件事,让她录一下歌时,启英马上答应了她。她很愿意唱歌,因为自己虽然遭了很多罪,但依然热爱生活。—08.—进入2020年年末,四川像是浸泡在冰水里,阴冷的空气钻进了一切角落。启英本就胸闷、胃疼,这个季节穿多了又胃胀,导致憋气。为了取暖,她每天在背上贴个暖宝宝贴。

这是这种病给她带来的持久的折磨。但转过年的一月,她母亲因为高血压晕倒在家,她强撑着把母亲送去医院。作为长女,照顾家人是她一生都在背负的责任。恶疾和家庭推着她,不断走向一个看不清方向的未来。1977年,杨启英出生在安岳县一个偏远山村,父亲是石匠,母亲在家操持一切。这对夫妻一心想要男孩,直到十四年后的第五胎才完成心愿。启英从小包揽所有家务,每天去山上捡柴火回家烧红薯,从井口担水走几百级台阶回家,还要喂鸡、喂猪、喂牛。

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她还在家干活,直到9岁靠整天吵闹才如愿被送去学校。启英16岁上初二,因为家里孩子实在太多,她辍学了。这时候家人劝她结婚,姑姑介绍了同村一个男孩,初中文化,长得不难看。她开始谈恋爱,和男孩一起去苏州打工。启英蛮开心,能出门见世面,还能赚钱。男友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她则去了录音机厂,每月挣300多元,留下68元做生活费,其余都寄回家。

19岁那年,启英怀孕了,她还记得那是1997年1月21日,自己一个人在家,突然肚子一阵剧痛,像是羊水破了。她赶紧大声呼叫隔壁邻居,然后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她醒过来,还是在家里躺着。丈夫看到她醒了,告诉她生了儿子,长得很好。但她很奇怪,丈夫原本是短发,怎么现在发际已经到了耳根下面。后来她才断断续续从旁人那里得知,自己昏迷了两个月,医生怀疑是生孩子时瞬间血压太高造成大脑缺氧,变成了植物人。醒了之后她就想工作,因为他们已经欠下了四万的外债,相当于两人四年的收入。

他们为了尽早还债,每人每月生活费控制在五十块钱,有时几天都不吃菜,用三块钱一罐的辣椒下饭。启英过生日的时候,丈夫说今天怎么都要吃点好的,问她想吃什么。她就说自己想喝一瓶汽水,八毛钱一瓶的汽水。靠着令人佩服的坚韧,第二年下半年他们就还清了所有的债。但遗憾的是,他们能一起吃苦,却不能一起享福。由于婆媳不和,夫妻感情一点点破裂。20岁出头,启英与丈夫协议离婚。往回看这20年,她大多数时间都没向人索取,而是从命里掏出一些东西,给父母,给孩子,给债主。这次离婚她照例如此,净身出户。

—09.—

后来启英一个人到了广东,身上只剩下100多元了。90年代是广州治安最乱的时候,她刚到火车站广场,就被两个高大的男人左右夹住,抢劫,然后口袋里只剩8块钱。她只能在火车站流浪,晚上睡在候车室,然后跟老乡学起了卖报纸。再后来日子就慢慢好了,可以租房了,又去了一家涂料店上班,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一个月赚1100元。

最后她成了一家工厂的采购,在2000年初月收入就上万。有钱了她就往家里寄钱,帮家里买家具家电,供弟弟妹妹读书,给妈妈做手术。但家里人对她还是不满意,把她多年来存下的钱扣住不给了。母亲说,“你这点钱算什么,人家的女儿给她弟弟买车买房,你这点钱算什么?”父亲也说,“你有证据吗,有证据就有钱,没证据一分钱都没有。”

启英后来嫁给了老家另一个男人,有了第二段婚姻。但两人并没有什么感情,两地分居各过各的,启英又去了广州。2007年,启英感觉整天腰酸背痛,去了医院检查发现肾里长了瘤子。当时没人想到这其实是LAM的症状。她回到四川老家做了手术,但医生技术不行,割了一个开放式的大口子,在腰上横着留了长长一道疤。

三年后她第二次怀孕,感觉身体突然增加了负担,喘不上气,走路累得不行,一到冬天不停咳嗽。怀孕第七个月,启英在县医院做了剖腹产,孩子早产,只有五斤多,一身都是病, 医生问她家庭条件怎么样,如果条件好就救一救,如果不好就算了。启英坚定地说,一定要救。孩子被送去了重庆新生儿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一天要花一万多。

第十九天,丈夫的姐姐和启英的妹妹去了重庆,强行把孩子带回了家。启英在家看到孩子才知道这件事。孩子像一只小老鼠,瘦得只有一张皮,有进气没出气。她心疼,给孩子又送去了成都华西医院治疗,终于救活了。可是这么一折腾,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再次咳嗽,并且十分厉害。直到2014年她才在华西医院切了肺组织活检,确诊是LAM。她直到病情后,在病房里没日没夜地哭,同病房的人不知情,还劝她年轻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年五月,启英找到了蓝梅公益,联系上负责人,很快在协和医院见到了徐凯峰。徐凯峰见她又瘦又小,和她开玩笑,你这样节约钱了,每次可以少吃一粒药。她回到四川的自建房里,一起住的是第二个儿子,现在十岁,身体健康,就是太好动。不过孩子也很懂事,三岁自己上幼儿园、买菜买早餐,四岁洗衣扫地,五岁学会做饭。他说,将来我要带妈妈去北京看病。启英和丈夫的关系依旧没改善,一年见不了几次,见面就经常吵架。

弟弟30岁还没结婚,父母为此着急,要做大姐的她给钱。为了这件事,她又和家里吵了一架。但她其实特别需要家人关爱。四川有一个病友,二十几岁刚结婚就查出这个病,丈夫跑了,她跟着父母几年后父母也不管她了,把她一个人留在医院最后孤独离世。每次想到这,启英就想到自己住院也是孤家寡人,心里空落落的。她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小儿子。靠着年轻时打工的积蓄,她手上还有一点钱,但她怕自己有一天去世了钱也会被大人们分走,于是在去年用光了所有钱,在县城买了房,在老家盖了房。她想,房子拿不走,都可以留给儿子。她给了一辈子,这大概也是最后能给的东西了。

自从隆琳发出云端合唱的邀请之后,启英一直在练习,但她普通话不太标准,总是跟不上调子。或许是因为她前半生老是被恶疾和家庭推着走吧,如今总算决定做自己要做的事,要唱的歌,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掌握“节奏”。她在这边不断练习,不断录制视频,反复尝试。而另一边筹办的隆琳,每天都会收到好几段蓝梅姐妹发来的视频,其中一个女孩让她忍不住哭了出来。—10.—那个女孩看着镜头,坐在房间的一个角上,只露出上半身。她穿白色摇粒绒外套,像一只温顺的小动物,皮肤白皙,眼睛很大,头发又长又顺,搭在肩膀,浑身看不到什么饰品。

她说话声音清脆,对镜头招了招左手,“Hello大家好,我是蓝梅姐妹Baby,我来自广西南宁,我患病已经一年了。”隆琳感觉很微妙,她们之间从未见过,但当看到这条视频、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她有种错觉,两人认识了好几个世纪,“像是前世的缘分注定了今生的相遇。”她也曾和晓莉有过类似的感觉。隆琳和晓莉第一次见面是2010年,她们认识的四年后,一起参加协和医院举办的第一届LAM病友会。晓莉从郑州来,坐在轮椅上,一旁放着便携式氧气机,管子插在鼻子上。但晓莉一直在笑,乐观地像生活的强者。

澳大利亚 - 【女性】这种病只有女性会得,最初全国只有三个病友,自称“蓝梅姐妹”(组图) | 澳洲唐人街△ 晓莉正在拍宣传片

2013年蓝梅公益要在郑州拍宣传片,隆琳也去了,再次见到晓莉。摄影师跟拍了晓莉,她在镜头里很虚弱,面色苍白,即便在家都要时刻吸氧以保持体力。氧气管十米长,弯弯曲曲拖在地上。出门的时候,她靠一辆小型的四轮电瓶车行动。几天下来她几乎所有活动都参加,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分别时她又说,“期待下次见面”。

可是宣传片拍完,她就感冒了,并且一病不起。2014年3月24日,隆琳接到晓莉父亲的电话,是在一个晚上。电话那头语气低沉,带着哭腔说,晓莉走了。隆琳挂断电话,一个人在房间里痛哭。她的内心再一次被孤独包围,好像世上的另一个自己没有了。自此之后,隆琳开始全职做公益事业。现在,她最迫切的任务是邀请更多的蓝梅姐妹加入云端合唱,她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大家能参与到同一件事情中。

她又想到了一个蓝梅姐妹,会唱歌,可能还能唱歌,也很热心。

—11.—

沈爱君已经数不清第几次这样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她张开大口呼吸,却感受不到足够的空气进入身体。她的身体在抗议,肺在缺氧,脑在缺氧,胃在缺氧,手和脚都在缺氧。那是一种对自己身体彻底失去控制的感觉。 她和其他人不一样,患病多年里,她没有找到同伴,也没有找到认识此病的医生。她只知道身体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差,任何治疗手段都没有效果。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失控感。还记得最初身体出现异样时,她坐在广州秋天的骄阳下,敏锐地察觉到空气的密度正在变小,气压正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阳光从树影的缝隙中穿过,照在她身上,让她变成了一只蜷缩的花斑猫。这时一个男人从摩托车下来走近,问她怎么了。她抬头注视着眼前的人,缺氧让她精力不够集中,因此过了几秒才看清。这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有一张清瘦的脸,头发短而浓密。

她认出来了,他是自己的医生。就在几天前,她从那家三甲医院出院的时候,天真地以为一切都告一段落了。医生嘱咐她,多多锻炼,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她很听话,每天都散步,在小区周围走来走去,但每次都越走越累,像是跑了几公里,喘个不停。她对医生摇了摇手,说自己太难受了,为什么会恢复得这么慢。

她有气无力的声音,摇摇欲坠的身体,失去血色的脸庞,都让医生吃惊。他赶紧带她上车,去医院复查身体。在看到了X光片之后,医生决定对她说出实话——你的病很难治。于是,2003年,沈爱君在她三十五岁的时候,在完全没找到真正病因的情况下,已经动过三次治疗,每一次都让她吃够了苦头,但现在她知道,这只是开始,往后她将一次一次忍受治疗带来的折磨。

沈爱君是顺德人,1991年嫁给了一名军人,一年后有了一个女儿。90年代是广州飞速发展的时期,全国经济的中心,他们在广州安了家,一直住到现在。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身体没问题。她也一样,没有太关注过自己的身体。要在这座特大城市站住脚,她需要勤奋地工作,以及更勤奋地工作。她不停出差、加班。在单位里,很少有女同事像她这么拼。

2000年8月,她第一次气胸发病,是做穿刺治疗。她躺在病床上,没穿上衣,一块白布遮住身子,布上有一个硬币大的洞,在右侧第二肋骨和第三肋骨之间,露出一块白白的肉。医生的手里拿着一根针,针头像打毛衣的铝针那么粗,十多公分长。马上,这根针就要从白布上洞口扎进沈爱君的胸腔里。虽然她打了麻药,但医生还是说,会有一点疼。在针头刺穿皮肤的时候,沈爱君能感觉到有东西正在往身体里推进。这东西穿过了皮肤、肌肉,进入了胸腔,一下子阻力全没了,但还在往里走。针头刺穿胸腔后,医生抽动活塞,疼得她哭了出来。

因为麻药的作用只是肌肉麻醉,肺里的疼痛需要自己忍耐。她感到针头在胸腔里就像一把刀,自己吸一次气就被刀刮一下肺。医生抽拉针管上的活塞,把胸腔里的部分气体抽出来,每次都是活塞迅速被顶起来。沈爱君听见医生自言自语了一句,“怎么有这么多气?”

她躺在床上想,赶紧抽完了就完了,不用再受罪了。这样过了半小时,医生告诉她,结束了。沈爱君浑身已经被汗浸湿了。医生安慰她,住院观察三天,就可以出院了。直到第二天,她都感到呼吸顺畅,再没有不适感。以前她没有注意过,经历过一次气胸后,她才意识到正常呼吸是多好的一件事。她以为自己痊愈了,就带着女儿出去散步,才走了一会儿,她停下来脚步,糟糕透了,住院前肺的感觉又回来了。回到医院一拍片,果然又是气胸,肺里全是破洞。医生给她制定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案,要把管子放进胸腔里,会比针刺更疼。

很多次治疗之后,沈爱君总是扎针进管的那块肉已经烂了。那是在乳房上侧一点,大概两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区域。缝合的修复至少需要一个月,但她发病太频繁,旧伤口还没愈合又要进行新的治疗。针头补了又补,皮肤不断硬化、发黑,最后缝针的医生都说,“你这块皮就像猪皮那么硬,扎也扎不进去。”三次类似的治疗后,2003年她再次发病,被路过的医生看到,用摩托车带回了医院。

—12.—

沈爱君来不及细想,她心神都乱了,问医生有什么治疗方案。医生说,要么像以前一样治疗,要么进行胸膜粘连。所谓的胸膜粘连,就是把药物注入肺部,让破损的出气口粘合,堵住漏洞。医生给沈爱君做了一个比喻,她现在的肺就像凹凸不平的毛坯墙,要用白灰抹平,而这个过程只是局部麻药,会很疼。“做了我还能不能站起来?”“可以。”“做了我能不能生活自理?”“可以。”“那就做,我不想死在床上。”手术的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沈爱君因为太疼,嘴里一直在骂人,把所有的人都骂走了。

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不要问我,你们给我出去,就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流泪就可以了。”发病这几年,沈爱君身体每况愈下,一开始要在床上躺十天,后来最长要躺三个月。她害怕自己有一天再也起不来。但更可怕的是,她直到那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三十七岁,她查出了多囊性子宫肌瘤,肿瘤像一串葡萄一样长在子宫上。一个外科医生对她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要子宫干什么,切掉它就可以了。”

突然,沈爱君当着医生的面,痛哭流涕。医生口里的这句话对她而言太过残酷。好在手术很顺利。麻药劲儿刚过的时候,沈爱君感到晃晃悠悠,被摇醒了。她睁开眼睛,朦朦胧胧的。医生看着她,向她展示割下来的一串肉瘤,大的像乒乓球,小的像花生豆。这是她在术前嘱咐医生的,做完手术一定要把她叫醒,她要记住那些瘤子,跟自己的子宫说一声再见。

此刻沈爱君依然不知道,自己身上的很多病都是因为LAM,因此她也没法向别人解释。请病假的时候,遇上事多的领导还数落她,“不适合这份工作”。这些委屈,也没人能诉说。在发病的最初几年,她为了拿高级职称,考过了四门计算机,一门外语。那是三十六岁,她觉得人生中再无大事了,婚姻、孩子、工作,该干的都干完了。2011年她又发病了,因为缺氧躺在床上不能动。她告诉丈夫,拿着自己的X光片去一次广州呼吸研究院,问问见多识广的专家。那是全国知名的呼吸专科医院,院长是钟南山院士。

一个医生看了片子之后,说这很像是LAM。沈爱君靠这点信息在网上搜寻,找到了LAM病友QQ群。她进群后,把自己的症状说了,病友们都说很像。那时候互联网上的信息,LAM的存活期是八到十五年。沈爱君坐在电脑前哈哈大笑起来,丈夫被她吓了一跳。沈爱君说,“我从2000年发病,到现在2011年了离死不远了,我很开心,我病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了。”

那年11月,沈爱君的丈夫拿着CT胸片找到了钟南山和LAM专家刘杰医生,被确诊。钟南山一直在关注LAM,《LAM中国》期刊的第二期封面,是他2010年在北京和LAM患者一起的合影。虽然没有治疗办法,但他鼓励病友们,要积极面对生活。如今沈爱君也答应了参加蓝莓音乐会,寻觅这么多年,知道命运答案后的她,总算可以笑着,坦然地放声唱。

—13.—

蓝梅音乐会的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现在只有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就是音乐会录制现场的场地,会不会受新冠疫情影响。由于预算有限,场地可供选择的范围并不多。最合适阿卡贝拉的是音乐厅,但租金也是最贵的,每场要三到五万。最便宜的是在酒店租会议室,但需要另外租赁音响设备,麻烦且不划算。最后隆琳选择了疆进酒酒吧,一家位于天桥艺术中心的livehouse,音响设备齐全,和负责人谈了折扣价,租金降了一大截。但是在1月14日,她最担心的不可控因素来了。天桥艺术中心发布通知,受疫情影响公共空间暂停对外开放。而她约定的录制时间是1月17日。她只能每天给酒吧负责人发信息问,自己会不会受影响。

终于到了1月16日的晚上,对方依然没有通知她坏消息,她才舒了一口气。不过那一晚,隆琳还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满脑子都是一年来的经过。也许是因为疫情,带来医疗环境的变化,以及心理压力的原因,这年离世的蓝梅姐妹比往年都多。想到此处,隆琳已经满眼泪水,觉得音乐会上无论如何都要缅怀她们。她爬起身拿起手机,在微信群里告诉合唱团的成员们,“要辛苦大家,明天咱们要临时加一首歌曲《送别》。”

发完消息,她还是心绪难平,又连夜写下一段独白,要在第二天录制时念出来。第二天是周日,隆琳在中午进入了南二环天桥剧场的地下一层。她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停完车后有点找不到路。疆进酒里很空旷,连凳子都没几个,值班的人懒懒散散在抽烟、吃盒饭,几乎一切物品和装饰都是灰色和黑色。后台是一个狭小的空间,隔成了两部分。这天演出的队员有三男四女,其中两个蓝梅姐妹,四个志愿者,再加上化妆、家属、摄像等,让后台十分拥挤。

刚到的时候,大家还在临时加练《送别》,看看曲子怎么改。班班从天津赶来,拖着一个行李箱,同行的是她姨妈。她练习了半个月,已经能合唱几首,但还有一些曲目来不及练习。十二点左右,所有成员换好乐团的衣服,一件红色的卫衣,印有“我要呼吸”几个字,背面是一朵蓝色的梅花。十二点半,大家走上舞台,灯光打开,黑黢黢的空间变成了蓝紫色,大屏幕上是病友们的照片。经过几次试音调整,她们开始了正式录制,直到下午四点结束。

澳大利亚 - 【女性】这种病只有女性会得,最初全国只有三个病友,自称“蓝梅姐妹”(组图) | 澳洲唐人街△ 音乐会录制现场

虽然设备要不断调试,舞台收音出现问题,主持人也经常忘词,但录制的过程依然可以说顺利。隆琳很自信,她被舞台灯光照得浑身发亮,几乎看不出是病人。班班则有些紧张,很多时候都在握紧拳头。在合唱《送别》之前,隆琳念出了昨晚写的独白:关于离别,我们想过很多种可能的方式,但却从未曾想过是那么的猝不及防,悄无声息,原本想着来日方长,可是却来不及见此生最后一面,从此不再远隔千山万水,没有千里迢迢了,可是我们却再也见不到了。

—14.—

《阳光总在风雨后》的录制比音乐会现场录制还要困难,原因在于很多细节问题不好避免,比如音准、节奏、吐字等需要不断修正;视频录制可能背景不合适,需要换一个角度,等等诸多问题。很多姐妹为了几分钟的视频录制,准备了一天甚至好几天。

2月8日,离农历除夕只有三天,离蓝梅音乐会只有二十天,隆琳手上能用的云端视频素材只有一条。她再次感到时间紧迫,而自己能做的又如此之少。那些天她天天做梦,满脑子都是音乐会。还好云端合唱顺利剪辑完成了,她点开了视频样片。第一个画面里的女人戴着氧气管,脸上少有血色,穿一件灰色冬衣,站在一块粉色的窗帘前,这是启英。她说话的气息并不稳定,像一个时刻哽咽的人。启英说,“我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历,虽然我现在呼吸很困难,需要吸氧来维持生命,但我热爱生活,热爱歌唱。”

在她之后,别的蓝梅姐妹也依次登场,完成了《阳光总在风雨后》的合唱。虽然大家唱功不好,但每一句歌词都流露出了真情实感。隆琳听得哭了,把视频发给班班。班班也很感动,“只有我们能诠释出这首歌的含义,每个人唱的都是故事。”

2月28日,音乐会即将开始。隆琳还在做预热、忙宣传,晚饭都没有及时吃。可在即将完成时,她并没有成就感,相反是巨大的落寞。她问自己,乌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怎样才能让终日被呼吸之痛折磨的蓝梅姐妹被彻底拯救?大量泪水再次充溢她的眼睛。突然,她注意到窗外有声音。雨点打在玻璃上,远处一片朦朦。北京终于下雨了,是今年的第一场雨。一股异样的思绪包裹住她,仿佛世界正在一点一点缩小,能见度越来越低,而她自己也在逐渐消解,最后变成了一段又一段回忆。

在回忆里她看到了晓莉,那个人从未离开自己的世界,自己也在向她的世界靠近。19点30分,时间到。她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唱了。

—15.—

经当事人授权,本文除沈爱君之外,均为真实姓名。音乐会结束了,但蓝梅姐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一位蓝梅姐妹即将生产的时候,林大鼻曾在产房随时应召。她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任务,紧张得不行。还好手术非常的顺利,蓝梅妈妈生了个健康可爱的小女婴。

徐凯峰医生加了很多LAM患者的微信,他曾向我一一讲述她们的过往。“这个人曾是平面模特”,“这个人家里有两个娃”,他几乎记得每一个人的故事,王晓莉、隆琳、班艳霞、杨启英等,都找过他看病。在音乐会上线的那天,徐医生的朋友圈发了一条新状态:国家罕见病质量控制中心在协和医院筹建。这意味着在今后,和蓝梅姐妹类似的罕见病病友们,都将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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