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align: center"><img alt="" src="https://news.china.com.au/wp-content/uploads/2021/04/20210421051548-607fb5047a02f.jpg"/></p>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有着“20世纪世界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美誉的三星堆遗址，时隔35年后再次迎来“上新”的高光时刻，在引发各界空前关注，霸占了多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热搜后，随着中国总理李克强4月19日也来到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进行考察，三星堆再度成为舆论场关注焦点。
在听取现场负责人介绍后，李克强表示，在现代社会发掘古代遗址，实际上是在发现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根基。他还谈到，考证文化根脉目的是为了鼎新，从早年的殷墟发掘，到二里头，再到今天三星堆的大面积发掘，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考古使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1929年春，农民燕道诚父子在淘浚小溪时发现大批玉器，从而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的序幕。自1934年开展首次考古发掘以来，已先后进行了37次考古发掘。1986年，三星堆1、2号坑成为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时隔35年，遗址新发现6个三星堆文化“掩埋坑”，目前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鸟型金饰片、青铜神树、精美牙雕残件等重要文物500余件，更多国宝重器陆续出土中。在中国考古工作者看来，三星堆这次的考古新发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经过多年探索，包括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人们益发认识到古代中国，尤其在文化和族群构成方面，实际上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大时空观来看，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中国”概念形成过程，实际上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再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验证了古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在大陆历史学者鞠德源看来，古蜀王国三星堆文明是中夏礼仪制度（包括祭蚕神、躬桑、国傩大典、丧礼、礼器、权杖、玉琮等）传承再现的典型记录，以及实物遗存最本源的发祥地。多年来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分期、传播范围、与周边文明的互动关系，以及1、2号坑的性质始终存有歧义。目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三星堆6个掩埋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三星堆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3月20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学术报告厅，“考古中国”项目——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项目的专家向媒体通报三星堆遗址发掘新情况，解读本次考古成果的价值与意义。（新华社）
任何文化之间一定是有互动的，不可能是孤零零地发展。三星堆所处的四川盆地，东边有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西边通过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都有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瘦袋足“陶鬶”，在较之早约千年的的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中已可见到，而后者又受长江下游崧泽、良渚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最有特色的器物之一是青铜面具或人形神像，但在后石家河文化中，已出土不少玉质神人面像，其造型与三星堆的面具或神人像在构图、风格方面极为相似；三星堆出土有不少牙璋，而这类器物最早发现于大溪文化，在武陵山、大巴山一带有发现，距今近6,000年……
当下，三星堆文化已被公认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地域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它既有与中原夏商王朝类似青铜器和玉璋、玉琮、玉戈等，又有独特性青铜神像、金杖、面具、神树等。从中原文化代表的二里头，到带有神秘色彩的三星堆，在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看来，两者在地理空间上一北一南、一东一西，彼此文化联系较多，三星堆很多东西与二里头有渊源关系，比如玉戈、玉璋、陶盉、高柄豆、觚型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器物群联系纽带，两者之间肯定有一个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
文物和遗迹还原的，是因岁月流逝而风化腐蚀的历史细节。中国上古曾存在众多制度与礼俗迥异的文化，而文明是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共鸣感极强。考古的天然使命是探索未知，此次三星堆上新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关注，公众参与热情前所未有，这其实也折射了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变。考古动态与文史新知一再燃爆中国舆论场，从侧面也正反映了在复兴的路途上，中国人正重燃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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