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对本国独立的外交政策智库提出批评，警告Morrison政府不要让非大学研究对外交产生“过大影响”。
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首席执行官Vicki Thomson 在向参议院对外交政策研究的调查提交的呈文中，呼吁政府增加对外交政策研究的资金，其中包括对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因为过去两年的重大削减已经导致大学删减了外交政策课程。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之类的智库是对大学界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的主要批评者之一，ASPI执行董事Peter Jennings说他说八校联盟需要在外交政策思想的“竞争”中赶上来。
Thomson女士在呈文中说，非大学的外交政策机构不像八校联盟那样面临严格的学术要求， Morrison政府应该防止来自非大学分析员的“低质量”的研究过多地影响全球战略。
“应严格审查流入非大学智库的公共资金，并应对此进行定期的性价比评估，因为与对公共大学的研究资金支持所不同的是，这些资金通常不受竞争性招标，审查或绩效评估的制约，”她说。
“还应该采取步骤，以确保低质量，未经同行评审的研究不会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产生过大的影响。”
在2018/19年度财政预算中，对外交政策研究的拨款为2.01亿，第二年削减至9600万。墨尔本大学等机构由于资金减少而删减了外交政策课程。
参议院对外交政策研究的调查将由工党参议员Kimberley Kitching 和前自由党内阁部长Eric Abetz领导，这两人都是议会中最知名的对华鹰派。
Jennings先生所在的ASPI与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政府有关联。他说，外交政策智库主导着堪培拉的战略政策对话，是因为他们不像学者那样思考和行为。“存在着思想竞争，如果大学能够做到的话，他们将凭借伟大的政策思想获胜。现实情况是大学界招募和提拔具有不同技能的员工，而这些技能并不能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正是因为我们不在大学领域，所以ASPI在公共政策领域取得了成功。”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执行董事Michael Fullilove在提交给参议院的呈文中说，随着权力向亚洲转移，加上外国政府的捐赠变得不那么合意，澳大利亚政府需要支持独立的智库。
“需要对丰富的外交政策辩论予以适当的资金支持……近年来对外国干涉的威胁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这也使得接受外国政府实体的款项变得更加困难，”他说。
“随着全球大国东移，澳大利亚面临着比过去几十年更具挑战性的地缘政治局势……澳大利亚政府为外交政策研究提供资金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本文版权为《澳大利亚人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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