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过程中，我被视为懒惰。二十多岁时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这才解释了许多问题。

对于 Cathrine Mupangure 来说，像洗澡这样的日常任务在成长过程中都充满了挑战。

“刷牙、保持规律、打扫房间——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但我的朋友们却能轻松完成。”这位来自堪培拉（Ngunnawal 人土地）的 25 岁社会工作者说道。

文化期望意味着她在照顾自己时不得不面对“瘫痪”状态，而完成其他任务，如提交学校作业，则让事情变得更加艰难。

“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女性，在你的文化中，你必须学会包容。

“由于家庭依赖你，你没有任何失败的空间，因为有着非常具体的期望。”

Cathrine 表示，如果你不符合“标准”，你就会被认为是“懒惰、粗心和不健康”。

这些挑战在她的青少年时期一直持续到成年。直到 22 岁时，她被诊断为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一切才得到了解释。

我们与 Cathrine 聊了聊在不知道自己患有 ADHD 的情况下如何生活，以及在非洲家庭中成长如何塑造了她的经历。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被认为是懒惰的

回想起来，我在童年时期就有 ADHD 的症状。它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

它影响了我的学业，比如提交作业，导致我做出冲动的决定，甚至在我必须做的事情上几乎陷入瘫痪，尤其是照顾自己。

对于那些我不感兴趣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保持关注。

从外表看，这被认为是懒惰。

我还经常做一些自我刺激的行为，比如咬舌头、用某种方式挤压手指。

我非常坐立不安。

我被期望加倍努力

我的背景是津巴布韦，我的父母来自那里，人们期望你比你的白人同龄人加倍努力才能生存。

你必须成功。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被教导的，也是他们教导我们的。

完成大学学业等事情有很大的压力。

在家里，你必须做饭和打扫卫生。我生活中有些人觉得我因为生活方式而找不到丈夫。

即使作为一个神经典型的有色人种女性在白人国家长大，也没有太多空间去与众不同。

患有残疾让这一切难上加难。

它影响了我的关系

成年后，我变得非常抑郁，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最后一段恋爱关系有点像是为了搬出家的借口。我并没有真正面对自己，而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逃避。

但由于我的 ADHD，我的抑郁影响了这段关系。我没有打扫卫生，也没有照顾好自己。我无法洗澡或去上班。

还有其他问题，最终我们分手了。

我的友谊也破裂了，因为我没有定期见朋友、联系或关心他们。

在任何关系中，我都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照顾自己，更不用说照顾周围的人了。

在听播客时，我突然明白了……

我在听一个播客时，主持人解释了一些我遇到的类似挑战，比如提交作业和感到瘫痪的时刻。

我当时想，我不知道这就是 ADHD 的意思。我一直以为它是关于多动，而不是我经历的注意力不集中。

我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去看我的全科医生，他最初试图告诉我这只是我的铁水平问题。

然后他说我“只是抑郁”——有点在否定我的感受。

我换了医生，最终联系到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他给了我诊断。从预约到确诊花了一年时间。

巨大的确认

得到诊断是一个巨大的确认。它为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解释。

尤其是在我的家庭文化背景下。

一旦有了诊断，我就可以获得支持，并制定策略来帮助自己。

特别是能够接触到其他有色人种和患有 ADHD 的女性，她们分享了她们的经历，这让我感到我并不孤单。

诊断消除了我内心深处的许多羞耻感。

我更加真实

如今，我将自己最喜欢的许多品质归功于我的 ADHD。

我适应性强，灵活。我更加真实。

尽管我的文化有时让我在成长过程中感到 ADHD 更加困难，但我热爱我的文化，也喜欢拥抱它的传统。

我作为 ADHD 患者的经历也帮助了我的社会工作，尤其是与神经多样性客户打交道时。

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女性，我们有很多关于女性应该如何行动和表现的期望。这使得反思和通过获取服务来帮助自己变得更加困难。

希望像我这样的女性能够帮助打开大门，创造对话和空间，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存在。

并且，存在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