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内从未就”是否应该向美国提供进攻性军事能力”展开严肃辩论。
对于澳大利亚等盟国而言，应对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的经验手册已基本失效。当时堪培拉采取了三重策略：呼吁华盛顿重拾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信念；向总统灌输联盟价值；运用基本经济常识争取钢铁铝关税豁免。
对美国利他主义的呼吁大多石沉大海，但关于军事”伙伴情谊”的历史课曾短暂奏效，使澳大利亚获得关税豁免。但总体而言，澳政策制定者不愿相信特朗普可能正终结”美国治下的和平”。
2024年底特朗普胜选意味着，其首个任期已不能被简单视为政治异数。叠加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与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信誉的损害，2016年特朗普当选已对传统美国权力观形成冲击。
他的回归不意味着美国退出世界舞台，即便美国中产阶层持续反对更具野心的外交政策。
这更可能预示着一位更执意在国际舞台贯彻意志的总统，且身边劝阻声音将更少。
特朗普就职前后关于可能干预巴拿马、格陵兰和加拿大的言论，展现了一种新型美式霸权。这不是新保守主义式的”步枪尖上的民主推广”，而是粗放行使帝国权力的方式。
其核心讯息可简化为：别挡美国的路。
这一讯息与特朗普上任后的政策风暴，以及全球范围内对其意志的顺从，揭示了一个迄今未被充分理解的现象：美国长期依靠流行文化构建的”软实力”，几乎一夜之间被特朗普劫持，触动了全球保守派（尤其是男性）的神经——在澳大利亚郊区与地区同样如此。
结果就是，特朗普的强人执政风格已成为与脸书、Ins并列的流行文化符号，构成大众注意力环境中最突出的部分。
或许最精辟的总结来自特朗普首任时期某幕僚的说法：”全球主义意味着牺牲国家保全帝国，’美国优先’意味着牺牲帝国保全国家”——这句话值得全球政策制定者铭记。
特朗普最想复兴的是美国”梦”。那种被爱尔兰诗人希尼形容为”如同巨型气垫船，凭借自身繁荣与对未来的信心漂浮”的国度。
谈及1980年代的美国，希尼说他们仿佛”生活在大陆尺度的网格穹顶下——集体地、奢侈地隔绝于世界贫困的寒风，对公民政治领域的危险毫无焦虑”，沉浸于”中央供暖”的美梦中。
这并非要沉迷美国影响力黄金时代的神话。即便在1945-1991年美国权力鼎盛期，它未能阻止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一被称为”失去中国”的事件萦绕着美国东亚政策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也未能阻止1959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崛起与1979年伊朗什叶派革命。
在南越，以维护美国信誉和”多米诺理论”之名，美国人却未思考当地条件是否适合移植民主。同样的问题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也未充分考量。
但美国的持续优势必须让”衰落论”者三思。美国仍在技术与AI领域领先（尽管中国近期发布的深度求索模型严重动摇了美国信心），名义GDP保持全球第一（2024年三季度增长3.1%），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首次实现能源独立，人口持续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移民，连特朗普都承认健康合法的移民流入是严打非法入境者的对价。
“短短14个词道出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的伤痛与背叛感”
特朗普将如历任总统般追求个人、政治与国家利益。盟国可以押注：个人利益优先。
其内阁人选缺乏共同特质。特朗普与马斯克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分歧能否共存？国务卿卢比奥、国安顾问沃尔茨等对华鹰派会否给特朗普-万斯组合的对华政策注入更强对抗性意识形态色彩？尚待观察。
这将是重大转变。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称中国”通过谎言、欺骗、黑客与窃取手段牺牲美国利益跻身全球超级大国”，短短14个词道出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的伤痛与背叛感。深层解读：卢比奥实质在说历史不该如此发展。
特朗普还面临2021年离任后的重大变局：伊朗影响力衰退、以色列对华盛顿独立性增强、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替代者问题、沙特为巴以协议设置新条件、美军撤出阿富汗损害地区信誉（此举使中亚暴露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
乌克兰面临人力物力短缺，极右翼在东欧、意大利、法国崛起，德国陷入政治混乱（东部亲普京势力强大，柏林对基辅承诺减弱），中国经济承压，朝鲜向乌克兰派兵获取实战经验，金砖国家联盟（含巴西、中国、印度、伊朗、印尼、俄罗斯、南非等10国）重要性提升，东盟（除菲律宾外）中立立场更趋明确——印尼新总统普拉博沃2024年2月胜选后首访北京，10月就职后再度访华。
特朗普与万斯欲以军力保障不必担忧外部世界，但风险在于可能被动卷入战争。特朗普自信能实现梅特涅式对华突破（或许还包括朝鲜半岛），但若其关税政策进一步推高美国生活成本，他将难被称为伟大领袖。
特朗普提名卢比奥与沃尔茨给试图揣测未来四年美国对华政策者出了道谜题。他与万斯公开表示不寻求对华军事对抗，特朗普仍不煽动美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狂热，也不称中国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生存威胁”，二人均谴责华盛顿外交建制派造成中东”永久战争”。
因此特朗普可能已在玩心理战。选前他提及对北京有”惊喜”计划但拒绝透露谈判策略。但若涉及削弱对台支持，国会会放行吗？可能性很低。
特朗普告诉《华尔街日报》若中国对台行动他”不必”动武，因为习近平”尊重我，他知道我他妈是疯子”。他的回应将是对华征收150%-200%关税或彻底终止贸易。
奥巴马时期中国事务顾问麦艾文2024年11月在《金融时报》撰文称：”可能出现重大协议（经济或安全问题的宏大交易），也可能关系急冻甚至军事对抗”。
特朗普对华政策可能再次聚焦贸易与产业政策（两党共识点）。尚不清楚他与万斯将如何对待拜登-沙利文留下的”高栅栏小院子”策略，但制造业回流任务不会放弃——若马斯克与硅谷科技界感到对华优先事项在政府考量中降级，可能引发政策内斗。
“澳大利亚从未认真辩论是否应该向美国提供进攻能力”
特朗普收到的首份澳大利亚简报必将强调：澳对美军亚太作战及美国亚洲战略布局至关重要。这可追溯至小布什政府的全球军力态势评估，但过去十年进程明显加速。
五角大楼将澳大利亚战略地图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区域：北部（达尔文陆战队轮驻、廷德尔空军基地B-52轰炸机部署为核心）、中部（潜在物流枢纽）、南部（墨尔本、珀斯、阿德莱德等人口中心支持AUKUS潜艇、护卫舰与弹药生产的”软腹地”）。松树谷与西北角的情报设施对美军作战规划与美国本土防御同样关键。
澳战略地理对美对华威慑的价值早已明确，2011年达尔文驻军协议与2014年军力态势协议已规划整合。但关于联盟亲密细节的知情讨论缺失，澳公众与政界从未严肃辩论：提供进攻能力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相比冷战时期联合情报设施带来的风险孰轻孰重？
这些是严肃问题：美军部署是否使澳成为打击目标？廷德尔部署B-52是增加遭袭风险还是获得保护概率？澳是否愿在无战争话语权情况下卷入热战？松树谷是否早已给出答案？
防长与内阁国安委是否考虑过这些问题？若无公开说明，答案应是否定的。毕竟没有国安理由不与民众讨论这些——美国对澳军力投射的实情讨论毫无障碍。
澳在美作战计划中的突出地位，是美方近十年分散地区军事资产战略的关键部分。华盛顿正改造西太平洋二战时期机场设施，以便将战机从冲绳嘉手纳、关岛安德森等主要基地快速转移，在菲获取更多机场使用权也基于同样逻辑。
这种”分散求生”政策与美上世纪晚期构建的亚洲联盟”网格体系”相辅相成。虽然网格支柱纵横东亚，但美军政策正南移——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向澳靠拢，主要为降低冲绳、关岛美军密集部署的脆弱性，增加台海冲突中打击美方资产的难度。
这一切唤起二战美军驻澳的深刻记忆。不同之处在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大规模援澳，而如今澳参与的却是无明确诱因的战争预案。更多美军存在不意味着更大政策话语权或进入核心决策圈——问问陆克文就知道：他任驻美大使时期望成为国安会中国议题常任代表，却连门槛都未能踏入。
当下情境与二战时期确有相似，正如麦克阿瑟1942年10月对英联络官所言：当他从菲律宾抵澳时，”柯廷等人几乎把国家拱手相献”。若需历史类比，莫过于当时美驻澳公使的评语：澳人”似乎期待我们为他们包办一切——作战、工作”，判断澳人是”视野不超出冲浪海滩的生物”。
美政策制定者可能认定：澳对未来战争的最大贡献仍如1941年——提供澳洲大陆完整资源，而非前线实质参与。
“最亲联盟的官员们心知肚明：AUKUS将是’波将金村'”
特朗普不太可能针对澳大利亚，但反向思考值得探讨：若他翻脸，或迫使堪培拉思考除美澳联盟外的外交政策选项。
同样，特朗普在加沙、气候、贸易等议题的政策可能与澳民意相左，使澳政府难以倚赖深化美澳军事整合，复杂化联盟支持的国内管理。
美国总统个性鲜少动摇民众对美关系支持，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独树一帜。关键不在于美国是否衰落，而在于澳大利亚熟悉的那个美国正在改变。
当前AUKUS辩论的核心在于：即便怀疑核潜艇计划可行性，许多人仍接受它，因其意味着与美国构建桥梁。最亲联盟的官员们心知肚明：AUKUS将是”波将金村”——英美造船厂的重重困境与澳发展核潜艇产业的难度，都未削弱项目表面的信心。
因为AUKUS本质是关于构建与美更深战略对接，源于”中国天生谋求亚洲军事霸权”的认知。这种澳式观点非关种族主义，而出于恐惧。但接受AUKUS幻象的群体似乎未意识到：鉴于中国经济体量，北京终将对澳施加某种霸权影响。
于是基地已移交华盛顿。每当阿尔巴尼斯会见特朗普，他都会说正确的话，在适当时刻对镜头微笑。他或其继任者达顿将带着更多战略礼物访白宫。堪培拉其他人则对特朗普闭目塞听，期待四年后醒来能见到更熟悉的美国。
本文节选自《澳大利亚外交事务》最新刊载的《大陆礼物：特朗普与澳大利亚的世界定位》。
